张载经典诠释的义理化倾向及其气学特色

张载在诠释儒家经典的过程中,批评汉唐经学重章句训诂、繁琐释经的学风,把经学义理化、哲学化。其思想的特点是重义理,倡道学,为往圣继绝学;重心悟、心解,轻训诂;提出气本论哲学,在气本论的基础上,构建其气学思想体系,把哲学本体论与儒家伦理学结合起来,发展了儒学和中国哲学,并达到较高的哲学思辨水平。从而发展了儒家经学,将儒学哲理化,在中国经学史、宋明理学史和中国哲学史上产生了重要影响,占有独特的地位,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和探讨总结。     

论宋明理学的基本特点

作为我国后期封建社会官方哲学——理学,它的演变和发展,有其自身的内在的发展逻辑和批判继承关系。但归根结蒂是后期封建生产关系的产物。这种特定的、占统治地位的哲学形态,具有区别于其他哲学形态以至先前儒学思维形态的特点: 一、理学是具有思辨性的儒学在中国哲学史上,具有思辨性的哲学,除玄学以外,还有佛教哲学。然而先秦、汉唐以来的儒学,却基本上不具这种思辨性。理学则是以儒家的伦理礼法思想为核心,批判地吸收玄学和佛教的思辨哲学以及道家、道教的宇宙生成、万物化生的理论,来弥补原有儒家哲学学说的粗糙、浅陋和没有严密体系的缺陷,而建立起来的精致的、思辨的、圆滑的哲学体系。     

"性命双修"哲学形而上探微--兼论其人本论架构

“性命双修”是道教内丹理论的思想内核,它改造并吸收了儒学的主要哲学思想,从理论和实践上真正实现了“天人合一”,既承继了儒家心性理论的主要思想,也发展和超越了儒家心性理论。尤其是从道教理论自身发展的需要出发,用“性命”说把“三教”统摄在一起,把“常道”、“元神”同儒家和佛教的“本心”、“本性”作了形而上的整合,在形上的层面上一同放在本体的高度;既提升“道”的形上内涵,也兼纳并蓄了“道本体”、“心本体”、“性本体”等理论。把“道”、“神”、“心”、“性”放在同样高的的位置上,这在中国哲学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对中国哲学本体论的发展也是开拓性的。     

方东美论中国大乘佛学与道家哲学智慧

方东美认为,华严宗以其“理事圆融”的本体论和“内具圣德”的人性论,典型地体现了中国大乘佛家的哲学智慧。这种智慧,是来自印度的佛学思想与中国哲学相结合的产物。他肯定了道家哲学和儒家哲学对中国大乘佛学的形成和发展所产生的巨大影响,但他更多地作出论述的,是中国大乘佛学在其形成阶段所受道家哲学的影响。他认为当佛教传人中国之后,正值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而导致的儒家思想衰退、道家思想复兴时期,因此外来的佛学主要是在道家思想影响之下而形成高度哲学智慧的。这种对于儒家与道家在魏晋思想界不同地位的看法,再次表明了方东美在学术文化上反对卫儒家之“道统”的基本态度。     

本体·心性·工夫——"北宋五子"到朱熹的理学范式建构

宋明理学是中国儒学发展史上继先秦子学、汉唐经学后的又一重要理论范式。相较于汉唐儒学,这一新范式的显著思想标识就是偏重形上之维和内圣之维的开拓,从本体论、心性论和工夫论等各层面深化儒家义理精神。就理学本体论、心性论和工夫论的建构以及理气心性的圆融而言,"北宋五子"和朱熹之学对儒家这一理论范式的建构具有奠基性的意义。邵雍的"先天之学"和周敦颐的"太极"说,是为儒家道德精神确立形上依据的一种重要尝试,代表着理学思想的滥觞,不仅如此,周敦颐的"诚"论还一改汉唐儒学宇宙论的铺排,开始了儒家心性本体化的思考,由此重新开启了儒家的"内圣"之维。张载的气本论哲学是儒家本体论建构的真正开端,而其划分"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的主张则是理学范式下典范性的心性论成果。二程"自家体贴出天理",奠定了理本论哲学的基础,而其"性即理"的论说则昭示着他们对理学本体论和心性论的打通。二程后,朱熹通过注解"四书",建构了综合"北宋五子"、圆融理气心性的理学体系,而这也标志着儒家理学这一新理论范式的确立。     

浅谈国际儒学视角下的儒家使命

上个世纪,儒家在经历了新文化运动的全盘否定之后,变得衰微至极,直到数十年后,儒学复兴运动才开始兴起,可以说一波三折。这里复兴的"新儒学"指的是一批学者希望吸收西方文明而重建儒家道德以抗拒全面否定传统的趋势,为中国的现代化发展寻找出路。儒家通过吸收学习西方的自由和民主思想来更好地适应当前现代化道路上的中国社会,同样的道理,当今世界的许多问题也可以从传统儒家思想中提取新的视角。新时期的新儒者应该吸收西方现代化思想,"化西入儒",为儒学复兴带来动力,更应该让传统儒家思想走出国门,为解决世界其他地区的问题提供"中国传统方案",这是新时期儒家的使命。本文旨在分析儒家应如何在儒学复兴,儒学在世界范围内影响力大大加深的背景下发挥儒学的"教化"作用,以及如何使得儒学进一步地走向国际。     

论儒家历史哲学的演进

儒学在形成之初，就诞生了丰富的历史哲学思想。孔子、孟子、董仲舒、二程、王夫之等建构了传统儒家的历史哲学。到了近代，由于社会的变迁以及西方现代研究方法的引入，儒家历史哲学出现了转型。其结果，儒家历史哲学的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体系更为完备。这对于中西历史哲学的互鉴，对于中国哲学整体体系的建构，无疑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儒学正宗别宗之异同及其和张载哲学思想的关系辨析

张载的自然观具有鲜明的唯物主义气本体论性质和丰富的辩证法思想。但是,张载自命儒者,他将唯物主义自然观最终纳入儒学以等级观念为特色的唯心主义政治伦理学说之中,这就形成了张载哲学体系内部不可解脱的矛盾。笔者认为,儒学从孟轲、荀子开始,以其对哲学基本问题的不同回答而分成两个对立的哲学派别——“正宗”和“别     

论"礼崩乐坏"是儒学走向衰落的重要原因——兼以佛教礼乐的发展进程为例

礼乐,是人类特有的文化形式.它对于规范人们的日常行为和激发内心自觉遵守的作用是毋庸置疑的.从两千多年儒学的逐步衰落与"礼崩乐坏"基本同步的走势可以看出,后者是导致儒学衰微的重要原因.与此相反,中国佛教却格外重视礼乐的教化作用,除了引进印度原有的"梵呗"之外,更在很大程度上吸收儒家及其传统礼乐,融合形成了具有本土特色的礼乐制度,成为推动佛教发展的有力因素.即使在佛教遇到外力空前的沉重打击之后,依然能依托礼乐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迅速得到恢复与发展,而儒家却由于缺乏礼乐文化的有力支持,未能做到这一点.这也从反面证明礼乐对于儒学复兴所具有的重要意义.     

论儒家人道原则的历史演进

重人道的儒家为何没有生长出近代人道主义？这需要考察儒家人道原则的历史进程。先秦儒家人道原则经孔、孟、荀而确立，而孔子的仁与礼的对立蕴含着反人道因素。两汉至隋唐，儒家人道原则在与神学的冲突中曲折地发展，董仲舒的神学化儒学以及在神学外衣下的佛教、道教延续了儒家人道原则。宋元明清时期，理学在重振儒家人道原则的同时，也把正统儒学反人道的因素发展到顶点；明清之际对理学的批判包含着对其反人道因素的批判，但理学最终仍占上风，儒家人道原则由此而告终     

王弼与二程易学本体思想的比较研究

在中国哲学史上,王弼最先从哲学本体论的高度对《周易》经传进行了解释与阐发。北宋时期,史称"二程"的程颐、程颢两位思想家继承并发展了王弼易学本体思想,强化传统儒学的道德范畴在易学本体论中的地位,并批判吸收佛教体用观以解《易》,从而丰富和发展了理学本体论的理论体系,为宋代理学思潮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     

近现代“人生佛教”与儒家的“人本”哲学

在中国佛教史乃至中国思想史的研究中,人们经常碰到这样一些问题隋唐之后,禅宗为什么能够战胜各宗而独盛,进而发展成为中国佛教的代表?近现代以来,人生佛教为什么会成为中国佛教的主流?本文分别从禅宗思想的儒学化、儒学与小农经济和宗法制度的相互关系,近现代以来新儒学的复兴与人生佛教的相互关系等方面,对以上问题进行了较深入的探讨.     

宋明理学：一个返本开新的范例

在中唐至明末清初期间,宋明理学经历了一个由产生、发展、鼎盛到逐渐式微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宋明理学积极吸收道教和佛教的思想,提出了一套具体的修道办法。这些修道办法虽然包含许多道教和佛教成分,但它始终持守着儒家的核心理念,延续着源远流长的儒家道统,从而实现了儒学的返本开新。     

从"实在"到"实有"——王夫之对张载"诚"说的继承与发展

目前学界对王夫之与张载学术关系多有讨论,涉及众多方面内容.从"诚"说来讨论,更能体现出二者的关系.张载延续了前人把诚解释为天道、修养工夫、人的道德以及境界等看法,同时又把诚解释为"真正""真实""实在",这体现出了新意.张载还以实在为基础,来观照天地万物并同对佛教的批判联系起来.王夫之也继承了张载"诚"说的一些内容,更为重要的是把诚直接界定为"实有",并以此为基础来观照本体和天地万物、体用关系、有无辨析以及批判佛老."诚"说从张载的"实在"到王夫之的"实有",是儒学思想发展的必然结果,是中国哲学深入发展的表现,同时也从侧面反映出儒学对佛老批判的逐步深入.     

儒家政治哲学的产生与发展

儒家政治哲学产生于先秦。经过孔子、孟子、董仲舒、程朱、黄宗羲、王夫之、康有为、徐复观等儒家的改造，形成了独特的结构特征。从最初对于政治合法性的追问开始，直至自身本体论、方法论的建构，儒家政治哲学都体现出与儒家道德学说紧密相联的特点。在天民合一、天德合一、天礼合一的基础上，儒家政治哲学完成了自己体系的建构。在今日中国，儒家政治哲学仍具有生存的根基。不过，我们要认清政治儒学、西方社群主义同儒家政治哲学的区别与联系，以及其自身的现代转换问题。     

简论佛教本体论的中国化

佛教"真实二分"的哲学思维模式比中国哲学中天人合一的哲学思维模式更能凸现本体的超越性,对中国哲学本体论思想发展形成很大的影响.佛教的超越本体论在中国被纳入天人合一的哲学思维模式,逐步中国化,沿着本根性和内在性两个方向发展.中国佛教的本体论思想为宋明理学的产生作了理论准备.     

中国的传统(续)

四儒家学说对中国生活的许多领域产生了重大影响,这一点可见于两次重要的规范转变(这里的“规范转变”没有弗兰斯孔(Franz kuhn)的革命性涵义)。这两次转变都是哲学和理性的转向,扩大了儒教内在和外在的范围,而且两次转变都是对巨大社会政治变动作出的反应。第一次转变发生在佛教和道教长达七个世纪的统治之后。在唐代,儒教国家的重新确立推动了儒教的复兴。宋代的理学是佛教玄学及道家思想同儒     

儒学与生活:民族性与现代性问题——作为儒学复兴的一种探索的生活儒学

当前儒学复兴运动的缘由,乃是当代中国寻求自己的现代性诉求的民族性表达的必然结果。因此,必须既要反对自由主义西化派的无视民族性的倾向,也要反对儒家原教旨主义的无视现代性的倾向。儒学复兴的进路,在哲学上主要在于儒学与现象学的比较,在这种平等对话中寻求一种当代共通的思想视域。生活儒学的构想作为儒学复兴的一种尝试,就是在存在本身、亦即生活本身的大本大源上,建构儒家思想的当代形态:重建儒家形而上学、形而下学。     

从出土文献看宋明理学与先秦儒学的连贯性——郭店与上博儒家文献的启示

20世纪90年代郭店和上博的出土竹简为重新审视中国思想文化史提供了崭新的文献依据,但迄今为止,利用郭店和上博儒家文献的研究尚多局限于先秦。以往学界流行的看法多认为宋明理学诸多观念是佛教影响的产物,对于宋明理学与先秦儒学之间的一脉相承多有忽略,甚至认为宋明理学偏离了先秦儒学的精神。对此,文章运用郭店和上博的有关儒家文献,将宋明理学和先秦儒学关联起来考察,具体论证了宋明理学与先秦儒学在"性"、"情"和"无"这三个重要哲学观念上的连续与一贯,揭示了宋明理学与先秦儒学之间的内在连贯性,既扩展了郭店和上博儒家文献的应用范围,也对以往过于重视宋明理学中的佛教因素而忽视其中先秦儒学固有内容的倾向有所补充和修正。     

张载的"民胞物与"论及其现代意蕴

张载哲学以《易》为出发点,在“太虚即气”的宇宙本体论基础上建立了“天人合一”的儒家新伦理体系。在张载看来,人与万物之间有广泛意义上的伦理关系。与天地为友,与万物相随。人应该将天地万物视为亲密无间的朋友,以宏大的气魄、广博的视野来审视宇宙人生。这些思想对当代中国营造和谐共生的生态文明社会无疑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