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自治:从放权到增能——基于深圳市的制度实践研究

在社区自治理论探讨中,一直存在对"国家"与"社会"、行政化与自治化、管理与治理、权力本位和权利本位等概念的争论。然而,在地方政府的操作过程中,无论是对社区放权还是让利,都在政府主导下开展,这造成两种截然不同的问题——行政化困境和边缘化困境。在行政主导型社会仍会较长时间存在的背景下,"放权—增能—再放权"是社区自治得以顺利实现的较好途径。     

宪法不能全然没有牙齿

所谓“小政府,大社会”是指学者从有限政府论中延伸出来的的一个概念,是在批判国家计划经济时期的所谓“全能政府”基础上逐渐形成的。简言之,就是主张缩小政府职能,扩大社会自治功能,即在缩小政府职能和权力,裁减政府机构和人员的同时,把原来由政府管理的大量社会经济事务交给个人,企业和社会中介组织去处理。近一些年来,在转变政府职能,精简政府机构的讨论中,这种说法甚为流行,不仅频频见诸报端和各种会议,而且在一些政府官员的谈话中也将它作为勿庸置疑的口号予以采纳。这种理论     

“一把手依赖症”为何愈演愈象

权力向“官场”逆流 在30多年的改革开放所取得的成绩中，我国政府发挥了主导性作用，但同时也造成了政府对资源的高度集中和掌控，促使权力向“官场”的逆流。从现代民主法制的原则看，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因此，民主化的进程本来应该是逐步扩大基层的民主自治、扩大公民社会的权利。但从实践来看，一方面，     

边沁论政治权力的合法性根据——兼论边沁对社会契约论的批判

社会契约论主张每个人的理性同意是政治权力的合法性基础,边沁认为社会契约论依据的自然法原则是假设和虚构,因而抛弃用自然法和社会契约来解释政治服从的近代欧洲政治哲学立场,主张"趋乐避苦"的功利原则和服从习惯是政治权力合法性的根据,坚称最好的政体应该是能为最大多数人谋求最大幸福的政体,政府的合法性依据并非保护抽象的自然权利,由此开启了传统自由主义向现代的转向。     

无锡北塘：社区自治管理协会如何促进居民自治

江苏省无锡市北塘区社区自治管理协会成立于2009年3月，到目前为止，仍是全市乃至全省第一家服务于社区居民自治工作的社会组织。3年多来，协会围绕“构建交流协作平台，探索社区自治模式”这一指导思想，积极整合多方资源，带领会员围绕协会宗旨，依法理性开展自治活动，在北塘区的社会管理和社区服务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促进了政府依法行政和居民依法自治的良性互动。     

“社区”概念的本土化历程

作为一个学术概念,＂社区＂经历中西不同语言的转化和社会变迁的形塑,形成了不同的概念内涵和面向。社会、社团、村庄、单位、政府、财产是理解社区概念内涵的六个重要参照基点。作为一种制度结构体,＂社区＂是处于国家与个人之间的一个中间组织层级,是促进社会有机联系和良性运行的重要一环。住房商品化改革之后,社区从＂国家权力末梢＂转变为＂合法化私有财产＂,这为社区回归成为一种真正的基层自治组织提供了可能。     

城市社区公共空间构筑与基层社会的动员整合——基于上海市G社区的案例分析

城市社区公共空间既是一种物理空间,又是一种制度与文化空间。上海G社区探索楼道公共客厅与楼道居民自治,通过楼道公共空间的拓展与构筑,增强居民归属感,构建居民交流、共商机制,改善社区认同,让社区从一个生活的共同体演变成一种信念的共同体,维护了社区的和谐和稳定,推进基层社会的动员整合。这种社区自治性的成长不仅是社会力量内部整合的基础,也构成了社区共治的基础。由此,未来社区治理的方向是如何建立起社区事务协商参与的多级公共空间,形成共治、自治衔接的有效机制,从而真正实现基层社区国家与社会良性互动、政府行政管理与居民群众自治相衔接的基层社会管理的新格局。     

试论日本人的等级序列意识

日本是一个等级观念很强的国家，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体现了人们对等级序列自觉自愿的服从和认同。这一点，与其战后确立的民主政体和目前经济大国的地位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在日本人的心里，人与人之间从来就不是平等的。当然，现代社会中的这种不平等指的不是法律意义和人格意义上的不平等，而是指人们日常生活中乐于遵守的基于权威主义的支配与服从。     

公共事务中的契约精神

确立公共事务中的契约精神就私人一方而言表现为参与公共议程、主张自己的私人权利、约束公共权力的扩张,同时也有义务服从法定的公共权力;对政府而言,就是严格依法办事,不能有法外之法,在自己履行职责的过程中不越位和缺位。     

关于权力的文化网络的再思考

杜赞奇在《文化、权力与国家》一书中,采用了“权力的文化网络”这一个起连接作用的概念．从研究华北乡村社会的各种非正式组织入手．探讨了乡村社会得以自主产生权威和领导体系的文化因素,从文化的角度上对华北农村社会进行研究。杜著的这一研究方法颇具新意,但是对于文化网络和权力之间的相互关系尚有较大的空间值得商榷。     

公共事务中的契约精神

确立公共事务中的契约精神就私人一方而言表现为参与公共议程、主张自己的私人权利、约束公共权力的扩张,同时也有义务服从法定的公共权力;对政府而言,就是严格依法办事,不能有法外之法,在自己履行职责的过程中不越位和缺位.     

权力结构变迁下的城市社区治理问题研究

创新城市社区治理体系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环节。以"单位制"为基础的城市社区类型解体后,取而代之以"街居制"为主导的城市社区类型,城市社区治理中的权力类型从单一转向多元。如何在多元化的权力碰撞过程中实现善治目标值得考虑。有必要对我国城市社区治理中行政权力的作用、社区自治的理想与现实、社会组织的定位、居民委员会的性质进行分析,就城市社区治理的法治路径提出建议。     

拆分权力与资本合谋的制度空间

当政府公务人员和企业勾结,即政府被“俘获”以后,政府的公共权力性质发生了变化,成了“权力资本”,资本的谋利过程也演变为权力的谋利过程,而其最终成本只能由公众来承担。反官商勾结,消灭资本与权力的同盟,需要将政府管制的单边治理,转变为由政府与社会的多边治理,并最终形成一整套系统化的制度性运作空间。     

村民自治的非典型嬗变——湘北S村“村务共治”现象考察

在当今中国乡村实践中，理想的“村民自治”嬗变为诸多典型的变体形式，而它们的成长空间都十分有限。对湘北S村的村治调查发现，建立在权力资源弥散性分布基础上的“村务共治”是村民自治的一种“非典型”嬗变。它突出地表现为拥有多重身份的村干部经常面临多重交叉压力，村级权力结构组成的多元化。在特定条件下，这种“村务共治”可能成长为村级治理的一种“善治”形式。     

拆分权力与资本合谋的制度空间

当政府公务人员和企业勾结,即政府被"俘获"以后,政府的公共权力性质发生了变化,成了"权力资本",资本的谋利过程也演变为权力的谋利过程,而其最终成本只能由公众来承担.反官商勾结,消灭资本与权力的同盟,需要将政府管制的单边治理,转变为由政府与社会的多边治理,并最终形成一整套系统化的制度性运作空间.     

从巴勒斯坦开罗协议的实施看哈马斯的战略调整

2005年3月17日，巴勒斯坦13个力量派别在开罗达成协议，接受巴自治当局提出的对以色列“熄火”(亦称“平静期”)和停火建议。这标志着哈马斯对巴自治政府和巴解组织传统的立场和态度的重大转变，同时也标志着它对以色列斗争策略的战术变化。哈马斯进入巴勒斯坦决策层肯定会使巴自治政府在巴以谈判中的立场趋于强硬，中东和平进程因此会充满更多的变数。     

“权力话语空间”下的《织工马南》

福柯认为,空间是任何权力运作的基础,或者说是权力的容器。每个人都拥有可以被用来支持或反对自身的权力。但这并不意味一个人就永远是主宰或奴隶。没有抵抗就没有权力,没有真理话语不面临挑战。话语是研究权力关系的场所。权力与反抗是不可分割的,话语是权力的表现形式,有权利的地方就有反抗。在权力这个相互交错的网中,每个人既能成为被权力控制的对象,同时也能成为实施权力的角色,所以权力是没有主体的。本文旨在通过福柯的权力——话语理论解读《织工马南》,阐释维多利亚时期宗教和社会的规训权力在小说人物身上如何得以运作和实施,以及在权力长期压抑下的个体如何通过话语进行反抗,寻找自己的空间,寻找自己的话语权。     

浅析威望政策在现代国际关系中的重要性

在现代国际关系中，威望政策（thepolicyofprestige）已很少被人提及．但它是国际舞台上权力斗争的基本表现之一，也是国际关系中的一个固有因素，其重要性不言而明。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是主题，核武器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出现减小了世界爆发大规模战争的可能性。但是国家间寻求权力的斗争并没有因此而停止，相反国家和国家间的军事演习愈发频繁。很多国家．特别是一些大国都自觉不自觉地通过炫耀武力或利用核力量实现威望政策的目的——显示其国家权力。并最终达到维持或寻求更多权力的目的。     

世界政治与国际法视野下的朝觐制度

有关朝觐的国际关系是权力、法律与宗教间的一种美妙互动。有关朝觐政策的争辩构成了国际性伊斯兰组织之间的权力竞争,这促进了伊斯兰世界内部阿拉伯国家集团、亚洲国家集团与非洲国家集团之间更多的讨价还价与合作。朝觐是一种建立在习惯国际法基础上的进化的国际机制,但更为重要的是,它是世界范围内伊斯兰教最明晰的缩影,并使民族国家的利益服从于全体穆斯林遵从主命的义务。伊斯兰现代主义的支持者依靠朝觐这一理想,支持对更大的世界共同体与道德的呼吁,这与引导当前关于国际关系与国际法之理论革命的西方律师们的观点有着惊人相似之处。     

社会支持结构的转变:从一元到多元

本文运用下岗职工问卷调查资料，通过对下岗职工获得的经济和就业支持的分析，探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过程中社会支持结构的转变形态。结果发现，在对他们的经济和就业的支持上，政府、企业仍然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同时，街道组织、非正式社会网络，包括血缘关系、亲缘关系和其它社会关系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这意味着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企业社会功能的剥离，社会支持结构已经从改革前资源主要由国家通过单位向个人提供的一元化结构，逐步转变为社会资源分布的多样化和社会支持的多元化结构。社会支持结构从一元化到多元化的转变可能会减低个人对单位和国家的依赖，取得更多的自主空间，国有企业的改革和市场经济的发展也将会有更稳固的社会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