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农民工社会保障与市民化意愿

在考察城市农民工社会保障状况的基础上,利用2011年全国流动人口抽样调查数据和二元逻辑斯蒂回归模型,定量分析我国城市农民工社会保障对其市民化意愿的影响。研究发现,就业保障、社会保险、住房保障及教育保障等社会保障状况对城市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其中尤以养老保险和子女教育等社会保障状况的影响更显著。城市农民工的年龄、婚姻状况、受教育水平等个人属性特征与迁入地发展水平、城乡收入差距等其他社会经济要素对其市民化意愿也有明显影响,年龄越大、在婚、受教育水平越高的农民工市民化意愿越强烈;迁入越发达地区的农民工市民化意愿越大;城乡收入差距越大,农民工市民化意愿越大。要实施新型城镇化规划,推进农民工市民化进程,首先要努力提高其社会保障水平,特别要改善和提高农民工养老保险和子女教育的状况和水平;同时要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把新型城镇化规划中的实现"1亿农民工市民化"重点放在东部地区。     

农民工留城意愿再研究——基于代际差异和职业流动的比较分析

本文将中国农民工流动特征与新迁移理论相结合,系统分析农民工留城意愿的内在机理,从代际差异的角度实证检验两代农民工留城意愿的延续与分化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新生代农民工有着更强的留城意愿,但受结构性因素制约,两代农民工留城意愿并未发生根本性变化。职业阶层和职业流动相互作用,职业阶层越高,工作越趋于稳定,农民工越倾向于留城;职业流动次数反向作用于留城意愿。农民工越年轻,人力资本、社会资本越高,居住条件越好,留城意愿越强。农民工城市社会满意度、生活水平变化、工作认知是影响农民工留城意愿的重要因素。建议建立以均等公共服务为核心的新型社会保障制度,提升农民工人力资本水平,创造更好的就业机会,实现农民工市民化。     

劳动时间与农民工主观幸福感——基于湖南省农民工三融入调查数据的分析

幸福是人们永恒的话题,如何让全体国民生活的更幸福是国家和社会的重要目标.本文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运用消费社会的理论视角,来探讨农民工的劳动时间与其主观幸福感的关系.研究发现:农民工群体主观幸福感整体水平不高,且劳动时间普遍过长,劳动时间对于农民工主观幸福感有着显著的负向作用,劳动时间越长其主观幸福感水平越低.要提升农民工主观幸福感需要提升最低工资标准,并限制用人单位的加班时间,使农民工在城市有更多的闲暇时间.同时,性别、健康、住房、外出务工时间、相对收入、不确定性防范、城市融入和身份认同等因素对于农民工主观幸福感也有重要影响.     

理性选择与农民工永久性迁移意愿——基于武汉市的实证分析

结合对武汉市农民工健康及社会经济状况调查的数据,从农民工主体的角度,运用定量研究的方法,探讨农民工永久性迁移意愿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显示:经济理性假设和社会理性假设在本研究中得到证明,即农民工能够获得越多的比较收入,越愿意选择永久性迁移;农民工对新环境的适应性越强,能够获得的资源越多,越愿意选择永久性迁移。而"原居住地自然灾害情况"和"原居住地区类别"所构成的生存理性,对农民工的永久性迁移意愿则不具有解释力。     

农民工健康状况影响因素分析

农民工的健康状况对其个人生活、就业状况和整个中国的经济增长都有重要意义。本文利用2008年6—7月对江苏和浙江农民工的调查数据，采用自评健康水平来测度农民工的健康状况，并对影响农民工健康状况的因素进行了深入分析。结果显示：男性的自评健康水平好于女性，初中、高中组的健康状况好于大专及以上组，家庭负担系数越大、日工作时间越长的农民工健康状况越差，一线工人的健康状况比技术人员要差，不同城市的农民工健康状况存在差异。     

组织公平、社会支持与农民工心理授权研究——基于10省的问卷调查

已有研究表明心理授权对提高员工工作绩效和心理健康有重要作用,而对于如何提高心理授权鲜有研究.文章利用2012年初外出务工人员调查数据,探讨了组织公平、社会支持与农民工心理授权的关系.研究发现,组织公平感越高、心理授权越高;社会支持越强,心理授权越高.依据这一发现,文章提出提高农民工心理授权的措施与建议,以期构建和谐的劳资关系.     

人力资本、职业搜寻渠道、职业流动对农民工工资的影响——基于分位数回归和OLS回归的实证分析

利用2008年在北京、上海、天津和广州四个城市进行的问卷调查资料,使用分位数回归和OLS回归两种方法对农民工工资的影响因素进行计量分析。研究发现,一般人力资本和企业特殊人力资本都对工资收入水平有正向影响。收入水平越高的工作,其人力资本的回报率越高。强关系是农民工最主要的职业搜寻渠道,但通过强关系找到的工作的工资水平显著地偏低。工资匹配理论和职业搜寻理论的理论框架更适用于对农民工劳动力市场的分析,然而,和这两个理论的结论不同,工作流动并不能显著提高农民工的工资水平。     

回流意愿、迁移成本与农民工汇款——一个区间回归模型分析

利用《广东省企业用工情况调查》数据和区间回归模型,文章考察了中国农民工汇款的关键影响因素及汇款动机。结果表明：迁移目标是农民工汇款量的核心决定因素,有回流意愿农民工的汇款要明显高于没有回流意愿的农民工;工资、当地工作时间和当地生活成本是影响农民工汇款的关键因素,工资越高,当地工作时间越久,农民工汇款量越高,但随着当地生活成本的上升,农民工汇款量受到较大的削弱;社会保险尚未成为农民工汇款决策的考虑因素,外出务工距离对有回流意愿农民工的汇款行为有一定影响。     

流动时代的健康中国:社会经济地位、健康素养与健康结果北大核心CSSCI

在"健康中国2030"规划背景下,流动人口在健康层面仍存在诸多不平等。本文立足社会因果论的结构性视角,基于2016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首先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MLR)考察社会经济地位对流动人口健康素养的影响,并以二分类概率单位回归模型(BPR)和零膨胀负二项模型(ZINB)来检验社会经济地位和健康素养对流动人口健康结果的影响。考虑社会经济地位、健康素养和健康结果之间可能存在内生性问题,本文还采用工具变量法(Ⅳ)进行进一步的回归分析以得出稳健结果。计量结果显示以教育为特征的社会经济地位对流动人口的健康素养状况产生显著影响;健康素养对其健康结果亦有显著正效应,健康素养越高者,其自评健康状况越好,慢性病发生的可能性也越小,由此在统计上验证了健康素养是理解社会结构与健康不平等之间的一个重要作用机制。在此研究发现的基础上,本文进一步探究了社会经济地位及相关政策因素对于流动人口中的两个核心群体(农民工与流动白领)的健康素养的差异化因果影响机制。研究结果发现社会经济地位中的教育与收入以及社会政策维度的本地健康档案建制对于农民工与流动白领的健康素养呈现出差异化的影响。因此,本文从理论与实证两方面验证了强化流动人口健康素养对减少其流动经历中的健康损耗以及提高其健康水平的作用;同时刻画出上述机制在流动人口的两个核心群体间的异质性。     

农民工收入地域差异对留守老人养老保障的影响

西部农民工选择到经济发达的东部城市务工以期获得理想的收入．用以改善家庭生活。然而就业地域的不同选择所引致的收入反差，使农民工不得不考虑其选择务工地区的距离和自身的成本。文章通过对以广东、安徽、甘肃三省为代表的在东、中、西三地区务工农民工收入的比较研究。结果表明西部地区农民工为获得理想的高收入而选择东部城市务工，实际中却是在东部城市务工收入要低于在中、西部城市的收入。并重点对这一困境如何对留守老人养老造成影响进行分析。     

超大城市新生代农民工就业满意度评价及其比较分析--以北京市为例

超大城市面临稳定保有一定数量农民工劳动力和控制人口规模的平衡问题，合理评价城市劳动力新生力量———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满意度，有利于客观反映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状态与现实诉求，并为超大城市提高农民工就业质量提供支持。以北京地区新生代农民工为研究对象，在明确就业满意度构成因素的基础上，运用因子分析法构建适合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就业特点的就业满意度模型和评价量表，并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满意度进行分析评价。结果显示，新生代农民工在就业中更看重工作环境、职业发展和晋升机会，对报酬的关注度有所下降，这与已有研究结果有所不同；新生代农民工整体的就业满意度较低，其中更换工作的机会、涨薪机会、晋升机会、与老板关系的不满是导致满意度低的最主要原因；新生代农民工内部存在代际分化，“90后”农民工的就业满意度显著高于“80后”；文化程度、所从事的岗位、婚姻状况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满意度都有显著影响。     

新型城镇化进程中新生代农民工职业转换能力驱动因素

新生代农民工较之老一代农民工职业流动性更强，职业转换频率更高，其职业转换既包括横向上职业间的转换，也包括纵向上职业升级导致的职业转换。新型城镇化视角下，新生代农民工为了更好地实现城市融合，就有必要强化自身的职业转换能力。本文通过设计问卷对1350名样本进行实地调研，并运用SEM模型对新型城镇化进程中新生代农民工职业转换能力提升的驱动因素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等个体因素对其职业转换能力有一定的驱动影响，职业培训与受教育经历等人力资本因素对职业转换能力有正向驱动作用，工资待遇及福利、就业机会、职业升迁、新型城镇化等外部因素对职业转换能力也呈现正向驱动作用。     

子女随迁是否有助于改善进城农民工的营养摄入?

从"只身外出"到"举家迁徙"的农民工流动趋势转变,子女是否随迁逐渐成为进城农民工家庭面临的重要选择.本文利用"城镇外来务工人员就业和食品需求"调查数据,考察了子女随迁对进城农民工营养摄入量的影响.结果表明:在控制了收入和劳动强度等因素后,与子女未随迁的农民工相比,有子女随迁农民工的热量摄入量显著增加了4.9％,从营养摄...     

城镇化进程中农业转移人口 市民化的健康效应分析

农业转移人口健康状况关系着中国劳动力质量和生产效率及健康中国战略的实施。本文采用CLDS(2014)调查数据探讨城镇化进程中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健康效应,考虑市民化与健康水平之间可能存在的内生性关系,使用IV Ordered Probit模型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显著提升了农业转移人口的健康水平。市民化水平的提高代表农业转移人口可享受城市基本公共服务及社会福利的增加,对健康有促进作用。从健康方面看,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促进了总体健康、精神健康、活力、生理功能、情感功能和躯体活动功能。从产业角度看,对比第二产业从业的农业转移人口,第三产业从业的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健康效应更显著,说明对产业工人的职业健康保护力度不够,应加快产业升级,减少或避免劳动者的危险或重复劳动。个体差异是影响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健康效应的一个重要因素,从个体差异的起点(教育程度)和个体差异的终点(收入水平)看,教育程度高、收入水平高的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健康效应更显著。户籍制度(尤其是隐藏其背后的社会福利差异)极大地削弱了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健康效应。基于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程度和自身的健康状况的正相关关系,要想改善转移人口的健康状况,实现"健康中国"的目标,应该进一步推进城镇化进程,提高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水平;切实落实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持续对农村地区及偏远地区加大教育投资,改善教育质量,提高农村地区人口的教育水平。     

城市农民工主观生活质量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基于上海浦东新区农民工调查数据的分析

本文基于2006年上海浦东新区农民工生活质量调查数据,对农民工的主观生活质量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分析结果表明,1/3以上农民工对自己的总体生活质量表示满意;农民工的婚姻状况、月平均收入、居住类型和健康状况因素对其生活质量总体满意度有显著的影响,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和居住时间因素对其生活质量总体满意度的影响不显著;通过因子分析得到的"工作和保障满意度"和"生活环境满意度"对农民工的生活质量总体满意度的影响最为显著。     

The socio-economic status of migrant populations in regional and rural Australia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future population policy

The migrant population living in regional and rural Australia has been growing, partly because of the introduction and expansion of a number of state-specific and regional migration programs by the Australian Government over the period since 1995. The programs were created in response to both the skill shortages in regional and rural Australia and environmental and social critiques of urban migration. This study uses data from the 2006 Census of Population and Housing in Australia to compare five socio-economic measures: labour force participation, unemployment, income, educational attainment, and occupational status, between the migrant and Australia-born populations. The results reveal that the migrant population in regional and rural Australia now records similar values for the labour force participation rate, unemployment rate, median individual weekly income, and proportion in high skill level occupations to the Australia-born population. The most notable difference is that migrants have a substantially higher level of education, particularly university education.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men and women on these socio-economic measures are wider for the migrant population than for the Australia-born. Recently-arrived migrants are significantly more educated, more highly skilled and higher paid than their longer-standing counterparts. The study also discusses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larger migrant groups living in regional and rural Australia. The improvement in the socio-economic outcomes experienced by the migrant population of regional and rural Australia and their broad similarity to those of the Australia-born living in these regions strengthen the case for increasing the proportion of migrant settlers going to these regions.     

农民工城市融合中的“收入悖论”——以湖北省武汉市为例

文章基于2007年武汉市的调研数据,对样本地区农民工收入水平与城市融合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实证结果显示,农民工城市融合中存在着收入悖论现象:收入水平在融合的初期与中期对融合程度的提高有显著的正效应,但融合后期,收入水平的继续增加并不能带来融合程度的明显增进。样本数据拟合出的融合曲线显示,收入拐点确实存在。研究还发现,受社会比较心理和收入补偿心理的共同作用,农民工收入拐点的限值水平远远高于同期城镇职工的平均工资水平,而与城镇较高收入家庭户的人均收入水平接近。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广东省三市的调查

通过对广州、深圳、东莞三市外出务工人员的调查数据,运用理性选择理论,分析了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结果发现,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和月收入都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意愿产生了影响;是否在城市购买住房、城市融入感和自我身份认同也影响了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决策;购买城市社会保险显著提高市民化意愿。而务农经历、婚姻状况和是否获得技术等级证书则未对其市民化意愿产生影响。     

中国城市居民劳动供给行为特征

经过40多年的改革开放和计划生育政策实施,我国城市居民家庭规模、家庭财富、受教育程度等影响劳动供给行为的因素均发生了巨大变化。这种变化对就业政策的制定和相关福利政策的实施都有较大影响。运用来自29个省市6675个城市家庭、8771个居民的调查数据对我国城市居民劳动供给行为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城市居民劳动供给曲线整体上呈现向右上方倾斜的特征,随着工资上涨,劳动者工作时间随之增长,但是工资弹性仅有0.52,处于缺乏弹性的区间;分类型看,女性、户主、受教育程度较低者工资弹性较大,对工资变动更加敏感;女性、户主、受教育程度较高者收入弹性更大,对收入变动更加敏感;分年龄阶段看,18—30岁的新生代劳动力工作时间受工资和非工资收入影响均不显著,31—45岁的劳动力比45岁以上劳动力工资弹性和收入弹性更高,对工资和非工资收入更加敏感。本文的研究结果对细化实施就业政策和制定相关福利政策具有一定启示作用。     

外来务工人员工作搜寻时间代际差异分析——兼论对收入的影响

本文利用持续期模型分析了外来务工人员“再次流动”的工作搜寻时间的代际差异，同时进一步分析了工作搜寻时间对外来务工人员流动后的工资的影响。本文发现，老一代外来务工人员“再次流动”的工作搜寻时间整体高于新生代外来务工人员。老一代外来务工人员中，女性的工作搜寻时间高于男性，而在新生代外来务工人员中。男性的工作搜寻时间高于女性。但工作搜寻时间的延长并没有增加新生代外来务工人员的工资水平。但对老一代外来务工人员的工资变动存在倒U型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