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西印思想比较,看何以西方率先进入世界现代性进程

本文以雅斯贝的思想类型划分为基础,以韦伯的何以西方能进入现代性为问题,考察中国、西方、印度三大文化的思想类型.西方的逻各斯、中国的道、印度的梵,这三大思想类型的根本概念的具体内涵及其展开,构成了三种思想的基本向路,从而与三种文化的文化演化和历史演化,有着根本性的关联.     

文学理论:走向交往与对话

本文认为 ,2 0世纪中外 (主要指西方 )文学理论在研究趋向上发生过两次方向相反的“错位”。错位的发生使得双方缺乏共同的基础而难以展开真正的交往与对话。 80年代西方文学理论从内部研究走向文化研究 ,自 90年代以来 ,中国文学理论初步确立了自身的自主性、主体性 ,并从内在研究转向文化研究之后 ,使得双方对文学理论研究有了完整的理解 ,从而出现了理论探讨对象、问题的共同性 ,逐渐走向了真正的对话。交往与对话是双方的理论各自获得复苏与生存 ,进而走向理论创新的必由之路。在交往与对话中 ,必须充分认识文学理论的人文科学性 ,建立自身的主体性 ,这是不同国家独立主体的对话 ,不同理论思想、美学思想的对话。理论自主性、主体性的具体表现之一 ,在于建立有中国特色、本土化的文学理论 ,这与狭隘的民族主义、文化孤立主义是不同的     

消费语境下大众文化的生成与发展

大众文化这个概念是个舶来品,中国大众文化的出现和发展是在借用西方大众文化概念的同时却又摆脱了西方文化现有的二元维度的分层格局,体现出鲜明的本土化色彩。随着中国步入消费社会阶段,对当下多元文化格局中最具影响力的大众文化的研究已走向纵深,然而学界习惯于把大众文化概念和大众文化本体视为同一,造成某种程度的误读,因而从学理上来深入剖析研究大众文化在中国语境下的生成机制和范式构建以及所体现出的意义表征对当下消费语境中的文化研究和文化建设有着切实的指导意义。     

中国传统文化的对话范式——从身体的视角看

对话主义在西方已经大行其道。当我们把目光转向中国传统文化时,便会发现,对话思想在中国也是源远流长。中国古代的"文化"概念并不意味着人对自然的独白,而是意味着以身体为载体的人与自然、人与自身的对话。"天人合一"思想与儒道阴阳互补思想即为这种对话范式的体现。     

中西文论对话与理论创新——论刘庆璋的“文化诗学”构想

当代中国文艺理论始终是在与西方文论前沿的互动对话中发现新问题、提出新话题,进而完成自我理论更新。对西方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的引入,便同样是本土语境中“语言论转向”与“文化转向”这一文论模式“内—外”更迭后对西方前沿思潮的吸纳、改造与升华。“文化诗学”作为世纪之交中西文论的一次“典型性”异质文论间的跨文化对话,不仅是中国当代文艺理论于现实文化困境中的理论突围,还是刘庆璋等文论家试图于中西文论互动对话中变革更新当下文艺理论范式的时代选择。     

试析文化学与文化研究的异同

文化学和文化研究是学术界经常使用的两个术语.两者尽管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无论从概念、产生背景与发展道路还是从性质上都存在明显区别.文化学主要是与人类学有关联的一个概念,它是一种纯粹的学术活动,而文化研究是文学中派生出来的学术思潮,它除了是一种理论研究之外,还是社会运动和文化实践的一部分.此外,国内通常使用的文化学概念与西方学术世界中的Kulturwissenschaften有较大的区别,不能将两者简单地等同起来.     

中国古典文化和西方文论的比较

中国古代文论与当代西方文论共存于我国当前的文学理论学术话语之中，自然而然地形成交流与对话。从纵向来看，中国古代文论与西方当代文论之间存在着实际的影响关系。通过比较中国古典文化和西方文论，我们发现中国古代思想哲学是西方当代文论或隐或显的思想来源，而西方思维反过来又影响着中国古代文论的研究。     

鲍德里亚的新理论地带

研究 2 0世纪西方文艺理论对当代中国文论建设有何意义 ?通过对其历史脉络的把握和对流派影响的深入研究会对我们有何启发 ?这些思潮进入中国后有怎样的文化过滤和文化移植 ?这种文化的理论旅行在新世纪中国文论转型中有怎样的意义 ?这些都是必须弄清楚的。在我看来 ,研究 2 0世纪西方文艺理论的关键在于 ,在研究各种西学“主义”时 ,力求弄清其思想文化“语境” ,追问这些问题是怎么来的 ;它们仅仅是西方的问题还是人类的共同问题 ?是国家民族的本土问题还是全球性的问题 ?是现代性文论问题还是后现代性文论问题 ?这些问题的深入探索 ,将有助于新世纪中国文论批评的借鉴和自我反思 ,并对我们的文化理论策略和文学理论价值维度的确定有着积极的意义。为此 ,主持人特组织了部分博士研究生、硕士研究生对这一问题展开讨论 ,以期引起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的关注     

当代西方文论思潮对中国文论研究的意义(专题讨论)

[主持人语]研究20世纪西方文艺理论对当代中国文论建设有何意义?通过对其历史脉络的把握和对流派影响的深入研究会对我们有何启发?这些思潮进入中国后有怎样的文化过滤和文化移植?这种文化的理论旅行在新世纪中国文论转型中有怎样的意义?这些都是必须弄清楚的.在我看来,研究20世纪西方文艺理论的关键在于,在研究各种西学"主义"时,力求弄清其思想文化"语境",追问这些问题是怎么来的;它们仅仅是西方的问题还是人类的共同问题?是国家民族的本土问题还是全球性的问题?是现代性文论问题还是后现代性文论问题?这些问题的深入探索,将有助于新世纪中国文论批评的借鉴和自我反思,并对我们的文化理论策略和文学理论价值维度的确定有着积极的意义.为此,主持人特组织了部分博士研究生、硕士研究生对这一问题展开讨论,以期引起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的关注.     

又一种“反西方中心的西方中心主义”——由答周云龙质疑引出的反思

"跨文化形象学"之所以出现,与当下中国文化自觉的问题有关。西方的中国形象之所以重要,并非因为它是"西方"的,而是因为西方的中国形象研究是"跨文化形象学"中国问题的起点。从西方现代性精神结构中中国形象的生成,到中国形象跨文化传播中西方的话语霸权,时隐时现的始终是西方现代性观念与制度中的某种致命因素,即深植于西方现代性精神核心同体异构、相互关联的两种力量——自我认同与异己分化。表面上全球化的中国形象网络,实际已被西方的中国形象程序所操控,这才是隐藏在全球主义中转移病变的最危险的东方主义因素。如果以专业的方式"解构"西方中国形象的文化霸权,那么,这种文化霸权既包括西方建构的,也包括跨文化移植的。就后者而言,俄罗斯、印度、日本这三个国家与中国地理相邻、文化相关。在当今世界地缘政治格局中,与它们的关系,构成21世纪中国最敏感也最危险的国际关系;而它们的中国形象,构成它们面对中国的地缘政治想象与国家战略背后最深层的文化动机,直接关系到中国的和平崛起。风靡一时的后殖民主义批判理论或许能"解构"西方文化霸权,并不一定能"解放"中国现代性思想主体。因为,后殖民主义文化批判这一理论工具既未面对"中国问题",又未能解释"中国问题"。倘若在后殖民主义文化批判理论前提与方法下进行"跨文化形象学"研究,至多是一种"反西方中心的西方中心主义",它最终会误导"中国思想"迷失了"中国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