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投入产出表的结构变迁与知识服务业发展研究

选取OECD 7个发达国家作为研究对象,利用投入产出中的结构分解分析法对20世纪90年代至今7国产业结构变动的驱动因素进行了国际比较,以期对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经济发展起到一定的启示作用。研究发现,过去10多年经济增长部分主要来源于消费增长,投资和贸易所起的作用较弱;服务业比重提升是因为其产出增速高于制造业;服务业的增长主要来自国内消费和技术的拉动;知识服务业的增长主要源于中间服务需求的提升;由于知识服务业具有知识和技术密集等特性,技术进步的产出效应在知识服务业的表现最为明显。     

我国隐性经济规模与碳排放分解因素的研究

本文基于碳排放量的基本等式,采用对数平均权重Divisia分解法(Logarithmicmean weight Divisia method,LMD),建立中国人均碳排放因素分解模型,其结果显示经济发展对拉动中国人均碳排放的贡献率呈指数增长,而能源效率和能源结构对抑制中国人均碳排放的贡献率都呈倒“U”形.之后在其基础上建立隐性经济规模与碳排放分解因素的计量模型,并对它们进行实证分析,进而判断隐性经济规模对碳排放的影响.     

省际货物周转量影响因素分析及其相关碳排放量的空间分布

本文基于中国区域间投入产出表数据,利用计量模型检验了人口、贸易额、GDP、能源消费、地理距离、相邻关系等省际贸易货物周转量的影响因素,并分析了省际交通碳排放的地理空间分布。研究结果表明:GDP、人均能源消费、省际边界变量是显著的正向影响变量,地理距离是显著的负向影响变量。模型的研究结果可用于预测未来省际货物周转量并估算相关的环境影响,作为例子,本文估计了省际货物运输导致的碳排放的空间分布,结果表明东部沿海地区省际货物运输的碳排放水平均位于高位,与此相反,西部内陆地区的省际货物运输碳排放水平位于低位。本文还给出碳排放量的LISA聚集地图供决策分析。     

中国对外贸易增长与隐含碳排放脱钩关系研究

本文借鉴Tapio脱钩理论,构建出中国对外贸易增长与隐含碳排放的脱钩模型,并基于2002~2012年中国对外贸易与进出口隐含碳排放数据,测度中国对外贸易增长与隐含碳排放之间的脱钩关系,并根据实证结果提出政策建议。     

探析江苏经济发展变化的源泉:基于SDA的分析

本文采用结构分解分析SDA模型对1990-2005年江苏省经济发展变化的源泉进行了实证研究。主要结论:第一,江苏经济增长长期主要靠消费拉动,中期则更多地依赖投资驱动;第二,技术变化长期对降低三次产业中间消耗需求发挥了显著作用,但中期对第一、第二产业的影响不大;第三,技术进步改善了对绝大多数行业的中间消耗,尤其是对采掘业和资本密集型制造业;第四,消费对现代服务业的促进作用较大,而资本形成对采掘业及部分资本密集型、技术知识密集型行业影响较大;第五,煤炭采选业、电力等行业总产出的变化受制于省际间净调出变化,而服装皮革及其他纤维制品制造业受净出口增加的影响,充分反映出江苏资源、市场两头在外的经济结构特征。     

基于省际贸易视角的环境治理隐含成本研究

我国区域经济发展迅速,省际贸易快速增长,由此带来了隐含污染省际转移问题,形成了隐含成本,造成了省份发展不均衡和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可持续性。基于此,本文构建环境投入产出模型、隐含成本结构合理性评估模型、结构分解分析模型,选取泛京津冀区域的2007年和2010年的区域间投入产出数据,以SO₂作为隐含污染物进行实证研究。研究表明：发达省份（北京、天津、山东）是隐含SO₂的净输出省份,间接获得隐含SO₂的经济收益;欠发达省份（河北、山西、内蒙古）是隐含SO₂的净输入省份,承担隐含成本。发达省份隐含SO₂的结构明显优于欠发达省份。负值的技术效应和正值的规模效应是造成隐含SO₂改变的主要驱动效应,研究结论可作为改善省份的均衡发展、区域的可持续增长的决策参考。     

基于SDA分解技术的中国数字经济增长因素分析

构建数字经济—投入产出框架,通过SDA分解技术,将中国数字经济增长分解为6种客观影响因素。结果表明,2015—2017年间中国数字经济规模的快速增长,主要是由数字经济强度和人均最终需求水平变化引起的。     

基础设施投资是否还能促进经济增长?——基于1994～2016年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

本文利用1994～2016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考察了不同增长阶段中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多种检验结果表明,总体上基础设施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有显著正向的影响,但这种影响呈现出明显的"倒U型"特征。具体表现为,1994～1999年间,基础设施投资对经济增长有显著但较弱的促进作用;2000～2011年间,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而2012年以后,基础设施投资的增长已经不能显著促进经济增长。分地区和分类别的基础设施投资也都体现出这一阶段性特征。基础设施投资拉动经济增长效应的大幅度下降,主要有以下几个因素:一是由于基础设施投资形成实际基础设施的能力降低,而且基础设施的直接产出近年来开始下降;二是投资形成固定资本形成的比率显著降低,大量投资不能形成有效的社会需求;三是基础设施投资主要依靠政府的直接投入或大量补助,对民间投资存在挤出效应,基础设施投资比重较大增加了全社会的资本错配程度。基于研究结论,文章提出了进一步提升基础设施投资效率、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政策建议。     

百姓都说"手头紧"消费不足究竟卡在哪

消费不足是我国当前经济的突出问题.在拉动2005年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中,相对于进出口贸易和固定资产投资的高速增长,消费相对滞后.数字显示,自2001年以来,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长率高达22.5%,而消费仅增长10.7%.消费不足已经成为抑制我国经济增长的一大因素,"十一五"期间将突出强调消费.     

绿色生产率及其对工业低碳发展的影响研究

基于1995年至2009年碳排放特征分组的中国工业投入产出数据,采用方向距离函数估算工业的生产效率和绿色生产率,基于方向距离函数的SML指数方法测算绿色生产率增长指数,从时间和行业两个维度比较分析工业绿色生产率的变化趋势和行业差异,结合改进的STIRPAT模型面板数据模型估计方法,就绿色生产率对工业低碳经济发展的作用及影响工业低碳发展的主要因素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相对于不考虑碳排放的生产效率,绿色生产率在高碳排放强度行业上升,在低碳排放强度行业下降;绿色生产率先升后降,对工业低碳发展有显著正向影响,对高碳排放强度行业作用更大;绿色技术进步对工业绿色生产率增长和低碳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显著大于绿色技术效率;碳排放强度与经济产出关系具有U型曲线特征,化石能源结构调整不能促进工业低碳发展.     

贸易增长、国际生产分割与CO2排放核算:产业vs.产品

国际生产分割影响碳排放核算的准确性。之前研究集中在讨论产业部门的效应,本文从产品"蕴含"(embodied)污染的角度进行分析。依据最新可获得的投入产出表数据,考虑加工贸易,利用改进的结构分解模型(SDA),本文研究了我国温室气体排放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出口的迅猛增长造成了大量的污染排放(剔除加工贸易的影响);其次,排放强度的大幅度降低有效地缓解了环境压力,但生产技术变化的方向、最终消费的高速增长使得节能减排的压力巨大。从产品"蕴含"污染的角度,建筑业的扩张对CO₂排放影响明显,2002年至2007年间对该产品的消费贡献了28%的CO₂排放增幅。因此,应加强技术进步的减排作用,诸如大力推广绿色建筑等。     

新视野

正"供给侧改革"引发重大变革2015年11月份,习近平总书记在九天之内两次提及"供给侧改革",让这个原本不为普通民众所熟知的名词一跃而"火",成为经济领域的热词。"供给侧改革",简而言之,就是从长期以来靠投资、消费、出口"三驾马车"拉动经济增长的需求刺激政策,转向从供给、生产端入手,一方面改善供给的有效性,提供     

中国省级出口国内增加值及其变动机制研究

在国内价值链深入发展背景下,探讨一省通过出口获得的真实贸易收益、实现渠道及其变化机制对进一步推动我国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新格局”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本文将一省出口国内增加值分解为直接和间接引致两部分,并按省内和省际生产网络对实现渠道进行区分,在此基础上,应用结构分解分析方法来考察出口国内增加值的变化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总值贸易统计往往低估内陆省份和高估沿海省份的对外贸易收益．内陆省份出口国内增加值的总规模较小但增长迅速,而沿海省份出口国内增加值的规模较大,且省份差异随时间呈稳定性．内陆省份主要依赖省际生产链渠道,通过向沿海省份提供中间投入品间接实现出口国内增加值,而沿海省份则主要通过省内生产链渠道．一省出口国内增加值的增长主要是由省内部门投入结构变化和出口规模的增长带来的,而省内部门增加值率的下降则是主要抑制因素．本文对于理解中国省级对外贸易利益分配格局和出口模式,以及未来如何有效提升省级出口国内增加值具有参考启示．     

关于构建扩大消费需求长效机制的思考

从需求角度来讲,拉动经济增长有三驾马车,即消费、投资和出口。其中消费需求是拉动经济增长的最为重要的动力。从我国经济增长的动力来看,多年来主要依靠投资和出口,消费需求不足一直是制约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增长的主要因素。扩大消费     

我国工业碳排放测算及其影响因素

本文采用碳排放系数法测算了1991~2011年我国工业碳排放量,并在KAYA等式基础上,对我国工业碳排放影响因素进行LMDI分解。结果表明,产出因素是工业碳排放增长的强劲带动因素;能源效率因素对工业碳排放逐渐起抑制作用,且抑制作用不断增大,但仍小于产出因素的拉动作用;能源结构与产业结构的影响作用并不明显。分行业碳排放影响因素结果表明,4个影响因素的作用随时间段的推移不断增强,综合表现为能源结构高碳化、产业结构重型化趋势显著。据此,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中国省际增长差异的源泉的测算与分析(1978～2002)——基于“反事实”收入法的经验研究

中国经济增长中的地区差异和省际差异业已引起学术界广泛关注,然而关于中国省际经济增长差异的源泉的分析却相对不足。为何会出现省际增长的趋异现象?不同的因素对于中国省际增长的差异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本文以传统的收敛回归分析为基础,采用"反事实"收入计量分析法,构造初始收入、实物投资、就业、人力资本、基础实施、经济开放度以及城市化等增长因素的"反事实"相对劳均收入,以此测算和分析各增长因素对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省际劳均收入收敛和收敛的贡献度。本文的主要结论是基础设施、人力资本和城市化虽然有力地促进各省的劳均收入增长,但同时也成为省际间经济增长不平衡的主要因素。     

基于内生能源效率改进的宏观减排结构分析

本文将内生能源效率进步机制引入到综合评估模型E3METL中,并将其区域化构建了中国能源—经济—环境系统综合模型,从宏观层面揭示中国未来减排量分担结构的变化,着重分析不同排放约束情景下各排放驱动因素的减排贡献的动态演变特征.研究发现:碳强度和能源强度是对碳排放产生显著负向影响的因素,而人均收入和人口因素则正向促进排放的增长.排放控制初期,能效改进是最大的减排力量来源,其次是人均收入代表的经济因素;而在排放控制的中后期,无碳能源对传统含碳能源的大规模替代将成为碳减排最大的贡献途径.这意味着政府和企业应当充分重视减排力量结构的时期特征和变化规律,前者应根据减排贡献主体的变化调整其宏观政策扶持导向和力度,逐步推动产业转型;后者则需对减排技术发展和研发投入方向进行适时调整,继而更加成本有效地完成碳减排任务.     

改善民营企业投融资环境的思考

基于扩大有效需求、拉动经济增长的目的，国内要求启动民间投资的呼声日渐高涨。民间投资，主要指投资主体为私营企业、个人独资企业、个体工商户等的投资。要启动民间投资，必然要求积极发展民营企业，改善民营企业的投融资环境。     

澳大利亚对华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研究

自从中澳建交以来，澳大利亚逐渐成为我国重要的贸易伙伴和外商直接投资的主要来源地。本文分析了中澳进出口贸易关系中澳大利亚对中国直接投资的影响；同时运用协整方法，考察了1987-2012年中澳进出口贸易与澳大利亚对中国直接投资之间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中澳贸易与澳大利亚对中国直接投资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因此，中国对澳出口贸易可以带动澳大利亚对中国的直接投资，从而拉动中国经济额快速增长，同时也说明中澳建立自由贸易区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于扩大河南省居民消费的调查与思考

＂十一五＂以来,河南经济持续快速发展。但拉动经济增长的驱动力不够,投资和消费关系失衡,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任务艰巨。如何扩大居民消费,促进经济增长向依靠消费、投资和出口协调拉动转变,对于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改善民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