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关系认知及其权益保障——基于GH区的调查

随着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四新”经济的迅猛发展，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不断涌现，其从业模式由“组织+雇员”模式向“平台+个体”模式转变。灵活就业的平台经济，使“简单的劳动关系”发展为“多重复杂的劳动关系”。由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利属性趋于弱化，导致其维权保障面临诸多挑战。设立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专项社会保险基金和以党建为引领、以工会为主导的“五工联动”的服务模式有助于缓解目前困境。     

新经济下灵活就业的内涵变迁与规制原则

近年来，新经济蓬勃兴起，催生了大量的灵活就业者，亟需对灵活就业进行合理规制。我国早期的灵活就业以被动型非正规就业为主要形式，以舒缓数量型就业矛盾为目的，可以采用相对松散的规制原则。而新经济下的灵活就业在就业动机、就业属性、就业质量以及劳动者权益诉求等方面均已发生转变，以主动型正规就业为主要形式，以舒缓质量型就业矛盾为目的，应采用相对规范的质量优先的规制原则。因此，必须加强对灵活就业的正规化管理，包括规范企业灵活用工，从实质从属性角度认定劳动关系，健全灵活就业者社会保障体系等。     

平台型灵活就业的劳动关系研究——以外卖骑手为例

随着互联网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平台型灵活就业作为重要的新就业形态之一,一方面大大促进了劳动就业,另一方面也存在较多亟待研究和解决的问题.以外卖骑手为例,平台型灵活就业由于劳动关系模糊、参与主体权责不清、无集体协商机制等特点,导致外卖骑手地位太过弱势、名义工资高而实际工资低、对劳动者隐性控制严格、平台企业的机会主义行为明显等问题.为构建和谐劳动关系,推动平台型灵活就业健康持续发展,政府应完善相关政策法规和管理制度,加强平台企业监管和劳动者权益保护;应探索建立平台型就业者的工会组织,为劳动者维权提供组织基础;平台企业应转变"用工"理念,改善就业者的安全和保障性待遇;劳动者自身应提升认识水平,增强维权意识.     

网约工职业伤害保障的制度构建

以网约工为代表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不同于传统灵活就业人员，面临平台经济高速发展催生的高频多发职业伤害风险。目前工伤保险制度未全覆盖此群体，试点中以延续劳动关系认定为核心的纳入工伤保险模式和工伤保险复合商业保险模式仍面临不可持续风险，超越劳动关系独立建制模式为理论突破提供新的研究取向。新发展格局下应保障全体公民实现社会保险权，网约工职业伤害保障制度构建也依此展开：即坚持社会保险属性并扩大试点，补齐职业伤害保障短板；以健全最低工资为前提规范制度参数设计，明确职业伤害风险权益保障责任；提升制度治理效能，优化职业风险服务保障；强化多方主体协同治理，完善保障工作机制，最终实现覆盖全体劳动者的多层次、有梯度、可持续的中国特色职业伤害保障体系。     

加入WTO后我国就业问题的对策创新

加入WTO后我国的就业即将面临新的挑战和机遇 ,这就需要对就业问题进行对策创新。具体为 :创新劳动力的供给制度 ;更新择业观念、提高劳动技能 ;开拓经济新增长点和创新经济结构 ;建立再就业管理“新网络”、劳动力市场“新模式”和社会保障“新格局” ;实行弹性就业制和灵活工作制等     

新时代就业优先的政策和法律保障

当前我国在劳动就业领域仍面临经济发展放缓导致的就业问题、传统行业转型带来的失业问题、劳动者就业观念及产业迭代升级造成的就业困难、新业态劳动者权益保障的政策和法律制度存在短板、就业保护和社会保障治理模式与就业模式不匹配等问题,总的来说劳动力供求矛盾仍然较为突出,就业政策和法律保障仍不健全。为确保真正实现就业优先,应实施相关政策和法律保障措施：为企业发展提供切实保障,营造良好的就业环境;完善配套政策并精准施策,全面落实就业优先战略;完善并落实相关政策和法律制度,补齐新业态劳动者权益保障的政策和制度短板;采取政府主导、信息化引领和社会力量承办相结合方式,转变就业保护和社会保障治理模式。     

社会保障制度建设视野中城市低保对象退保难问题研究

将有劳动能力的低保对象退保难的问题置于社会保障制度建设视野中考察发现,导致退保难的主要因素有:我国社会保障制度体系不完善,分类施保制度不健全,低保制度实施过程中重资金保障、轻就业服务保障。有劳动能力的低保对象实际上是被社会排斥的群体,应从社会保障政策、就业政策、家庭服务支持政策等方面对他们提供综合性的保护和支持,将他们重新整合于劳动力市场。     

我国灵活就业发展过程中存在的认知误区、主要问题及推进策略

灵活就业是我国社会实现充分就业的重要渠道。当前我国灵活就业在迅速发展的同时还存在着把灵活就业等同于劳务派遣或兼职、把灵活就业等同于失业、认为灵活就业只是低端工作等认识上的误区。在促进灵活就业进一步发展的过程中，也存在劳动关系不明确、灵活就业人员的社会保障不足以及职业发展存在掣肘等一系列问题。未来应该加强我国灵活就业劳动关系体系建设、建立健全针对灵活就业人员的社会保障机制、引导集体协商，切实转变观念，从解决就业问题，促进灵活就业人员能力实现最大化的角度认识发展灵活就业的意义，以推进我国灵活就业的发展。     

浅谈灵活就业人员社会保障管理中的问题与对策

随着就业形式的多样化,我国的灵活就业群体有了迅速发展。相比之下,针对这一群体的社会保障管理工作进展明显缓慢,主要问题是社会保障覆盖率低、社会保障关系难以建立和接续。作者对灵活就业群体的特点、灵活就业人员的主要来源结构、建立和接续社会保障关系的主要制约因素作了简要分析,并在各地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对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政策实施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进行剖析,进而提出完善我国灵活就业人员社会保障关系管理的措施建议。     

灵活就业人员社会保障制度设计研究

一、灵活就业方式与灵活就业者的社会保障状况　　所谓灵活就业,是指在劳动时间、收入报酬、工作场地、保险福利、劳动关系等方面不同于建立在工业化和现代工厂制度基础上的传统主流就业方式的各种就业形式的总称(于法鸣等,2 0 0 2 )。它涵盖的领域十分广泛,大致可分为三大类型。第一类是指在劳动标准方面(包括劳动条件、工时、工资、保险以及福利待遇等)、生产的组织和管理方面以及劳动关系协调运作方面达不到具有现代化大生产特征的企业标准的用工和就业形式,主要是指在除小型高科技企业外的小型企业、家庭作访的就业,即非正规部门的就业…     

论我国城镇非正规就业的社会保护

近年来,非正规就业在我国城镇就业中所占比重迅速增大的同时,其社会保护状况却令人堪忧。由于法律、政策和观念等方面原因,非正规就业的社会保护陷入严重困境:非正规就业者作为劳动关系中的弱势群体,基本权益受到侵害,社会保障无法解决,生产就业面临资源障碍,权益诉求困难,社会地位地下。非正规就业社会保护的缺失对整个社会带来了明显的负面后果。因此,应尽快形成完整的非正规就业社会保护政策,使非正规就业者能在公平的环境中就业,使社会能在和谐的氛围中发展。     

灵活就业人员医疗保险问题研究

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一个新兴起的就业群体——灵活就业人员的规模日益扩大,但是绝大多数灵活就业人员却缺少社会保障的庇护,尤其是在基本医疗保险方面,他们往往处于基本医疗保险的边缘。在此从灵活就业人员的参保现状着手,通过梳理灵活就业人员医疗保险政策在实施过程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分别就灵活就业人员自身、灵活就业人员医疗保险政策的制定以及实施三个角度分析存在问题的原因,最后提出完善灵活就业人员医疗保险的建议,以期完善我国医疗保险政策,促进社会保障事业的发展。     

中国灵活就业者群体的阶层界定、结构特征与包容发展

灵活就业者阶层是在中国社会阶层结构演变过程中形成的新兴社会群体，是中国产业结构调整、城市化演进、数字经济发展等的现实反映，诸多概念、认识问题亟待厘清。灵活就业者由个体劳动者、非全日制就业劳动者、自由职业者、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等四大类群体组成，在结构上呈现出“双圈—双层”的特征。一般来说，可将广义灵活就业者视为规模达2亿人的一个“群体”，狭义灵活就业者可规定为一个“阶层”。目前，围绕这一群体的劳动法规体系、社会保障制度、利益表达渠道、整合服务能力还较为欠缺。这种独特处境，限制了中国阶层结构弹性的发挥。灵活就业者阶层的健康发展，要以促进阶层关系“包容性发展”为基本方略，从收入分配、社会保障、政治整合、公共服务及舆论心理引导等方面寻求突破。在此基础上，深化、细化对现阶段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变迁的认识。     

人工智能时代数据标注众包劳动的法律保护

伴随新一代人工智能产业的高速发展、平台用工模式向生产服务领域的深度扩张,数据标注众包劳动正在我国悄然兴起,但也面临低收入、高强度、虚自主、实管控、无保障等就业质量问题,且被制度性地排除在各种劳动交换法律保护以外。为促进人工智能产业健康发展、切实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我国有必要探索构建数据标注众包劳动法律保护制度,保护进路的选择需强调专门立法与司法衡平结合,尽快启动软法,审慎诉诸硬法;保护范围的划定在立法上可将服务合同作为类型构造基础,但在司法上应坚持事实优先,准确辨析隐蔽的劳动关系,克服可能发生的监管套利;保护措施的配置可从财产性权益、人格性权益两大方面分类展开。     

青年农民工的就业质量:与城市青年的比较

青年农民工就业质量的提高,对缩小城乡差距、统筹城乡发展、提高城市化质量具有重要意义。对青年农民工和城市青年就业质量进行比较,可以发现,与城市青年相比,青年农民工在工作特征上表现出收入水平低、劳动时间长、就业稳定性差的特点;在工作保障上,表现为劳动合同签订率低,社会保险覆盖范围小等特点;在职业发展上,表现为技能培训比例低和发展空间小等特点。提高青年农民工的就业质量,应加大农村地区教育投入,提高青年农民工的基础教育水平;加强职业培训,提高青年农民工的就业能力;规范企业的用工行为,保障青年农民工的就业权益;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提高农民工的社会保障覆盖率;提供政策支持和技术指导,促进青年农民工创业。     

新就业形态中的劳动者权益维护与工会工作模式选择

新经济的迅速发展带来了劳动就业领域的新形势,传统的雇佣模式发生了变化,出现了如网约外卖员、网约车司机等依附于平台就业的新就业形态人员。工会作为劳动者利益的代表,高度关注这一特殊群体的权益保障问题。本文基于对新就业形态工作特征变化的分析,提出当前工会三方面工作难度：第一,工会组织劳动者的渠道受阻,工会组织难度加大;第二,工会对于自身定位和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的工作方式不清晰;第三,工会在新形势下处理争议中处于相对被动地位。本文在广东省深圳市和广州市总工会的经验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了当前工会针对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维权工作的不足,并提出相应的改进建议,为构建工会的工作思路和工作模式提供参考和借鉴。     

适者何以生存：标准化就业下的“另类不稳定劳动”——以品牌带货主播为例

在国家政策的号召以及劳动市场的需求下，网络主播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逐渐被品牌企业纳入麾下，非正规就业市场开始出现正规化趋势。本文基于“不稳定劳动”的理论范式，采用田野调查和半结构式访谈的研究方法，围绕品牌带货主播当下的劳动现状，探讨标准化就业下数字劳动者的生存问题。研究发现，在团队竞赛、劳客矛盾、升级游戏的物竞法则下，主播们会通过再技能化、过度劳动等自我剥削的方式规避淘汰的风险；在这个过程中，他们逐渐丧失对于主播职业的认同感，易出现恐惧、焦虑和不安等负面情绪。此外，“适者生存”已不再是当代劳动市场的生存密钥，标准化就业下的品牌带货主播依旧处于一个多变、流动且未知的劳动环境。他们被迫频繁换岗，他们深知未来的不确定性，甚至出现自发性跳槽等“自我去稳定化”现象。对此，笔者提出“另类不稳定劳动”的概念，以概括这些标准化就业下依旧置于不稳定状态的劳动者。     

就业质量:内涵及其与就业数量的关系

就业质量是就业的重要内涵。当前,实现“充分就业,体面劳动”是我国政府就业工作的目标。就业质量是就业过程中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结合并取得报酬或收入的具体状况的优劣程度。其内容主要包括:工作的性质、聘用条件、工作环境、劳动关系、社会保障等方面。就业质量与就业数量相互制约、相互影响。落实科学发展观需要数量与质量两手抓、两手硬,才能使就业工作快速、协调、可持续发展。     

城镇农民工就业的非组织化及其市民化约束

按照我国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到2020年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要达到60%左右,同时,实现1亿人左右的农业转移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在城镇落户。要实现这样的目标,需要稳步提升城镇化质量和水平,需要提高进城农民就业的质量,实现进城农民的市民化。而就业是市民化之本,基于就业转型的农民工市民化才是城镇化题中之意,农民市民化的关键是实现农民的稳定就业。当前,我国进城农民存在着大量的就业形式分散性、就业收益非规模化、劳动权益保护非组织化和劳动关系不稳定性等非组织化特点的灵活就业。灵活就业是农民工被动选择的结果,非组织化就业对农民工收入、人力资本投资、职业安全防护和城市社会融合形成约束,以致农民工被社会政策和组织文化边缘化。建议加强灵活就业者权益法律保障,构建财政转移支付双挂钩和社会组织协调工作机制,推进进城农民工职业管理和市民化。     

我国灵活就业的社会保险问题研究

当前，就业格局和就业形式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多种灵活就业在当今中国的劳动力 市场正日益成为重要的就业形式。在全国范围内存在约1亿人以上的广大灵活就业群体，但 大部分没有得到基本的社会保障。针对此，作者提出了若干相关措施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