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时代的道德迷思与解蔽

人工智能时代的美好生活不能离开道德。道德既是人工智能理性的整合器、人工智能发展的导引器,也是人工智能犯罪的抑制器。人工智能在让人类享受技术发展带来的普惠性红利的同时,也引发了人类价值迷失、道德秩序紊乱、道德责任消弭、道德自由衰落、道德信任缺失等一系列道德迷思。为此,要通过强化人对自身存在意义的认知、培养人的人文关怀意识、提高道德推理能力来捍卫人的道德主体地位,使人类成为智能时代道德的运用者和审视者;要设定人工智能研发和使用的道德圭臬,促使价值理性回归,实现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平衡;要通过优化算法设计、规范算法使用、强化算法监督等多种途径构建完善的算法法律法规体系,确保算法合法、公正、透明,从而有效维护智能时代的道德秩序;要将道德原则嵌入智能机器设计,赋予人工智能道德感,从“关系转向”的视角重塑和谐共融的新型人机关系,进而形成人工智能发展和人类福祉增进的双赢局面。     

从“关系情境主义”到马克思主义道德学说的“语境主义”——人工智能伦理范式基础的转换

人工智能伦理研究最根本的目的是增进人类的繁荣福祉,但是,学界存在着不同的理论主张：“人工智能体中心论”主张应当使人工智能体符合人类伦理规范,有必要对它们进行伦理设计、监管;“关系情境主义”主张人是人工智能伦理的中心而非智能体,人工智能伦理应当是关于“人类善的伦理”;马克思主义道德学说的“语境主义”则从唯物史观的高度将生产力、道德、人的自由联系起来,从而从新的高度奠定了人工智能伦理范式基础。     

人工智能时代审计伦理的危机表征与治理路径

人工智能日益成为新一轮产业革命的引擎,其通过技术牵引与场景驱动,正重塑着审计工作的模式和流程。将人工智能应用于审计活动能够大幅提升审计效能,但同时也产生了严重的伦理危机。如何治理人工智能时代下的审计伦理危机,以使人工智能更好地服务于审计工作,已成为各类审计组织亟待解决的问题。文章在明晰人工智能时代审计伦理内涵的基础之上,从审计主体自身以及审计主体与审计客体、利益相关者、智能审计系统开发者之间关系等视角系统分析了人工智能时代审计伦理危机的表征,并基于伦理原则构建、政策与制度、数据与技术、个人与组织等层面探索了人工智能时代审计伦理危机的治理路径,旨在为人工智能时代审计伦理危机的预防、监测和控制提供理论参考和实践借鉴。     

为什么说“自由是一种责任”?——从中世纪意志自由思想谈起

人的伦理行为之所以是自由意志行为,乃是因为它是出于理智的认知与意志的同意的行为。意志自由与责任紧密相联系,是行为价值的基础。同意行为本身包括理智的认识,与行为的负责性密不可分,负责性则由于不同程度的同意而有所区分。中世纪哲学家肯定人的自由意志,不仅将自由意志与原罪、救赎结合在一起加以探究,而且将意志自由视为人自身所具有的选择能力,努力使自由意志由神学的层面降至世俗的层面,以凸现人的自由、创造力、价值与尊严,从而对近现代哲学思想产生重要影响。     

自由意志与道德"应该"的界限

自由意志在根本上是人的存在问题.人之所以为人,在于其能够追问自身的存在意义.对自由意志的思考意味着人开始走向了对人自身的绝对尊严、绝对权利和绝对责任的自觉确认与自觉承担.近世西方以自由意志和个体选择作为道德行为的前提和基础,从伦理精神本性上来说是正当合理的.但是,自由意志与道德"应该"之间似乎存在着一种悖反关系,即:道德"应该"既以自由意志为前提又需要克服自由意志.自由意志与道德"应该"的这种悖反关系,实际上反映了个体与社会本体的二律背反处境.在生活世界中,道德"应该"的选择在相当程度上受偶然性情景和存在性事实的影响,也与个人的道德发展阶段相联系.自由意志作为道德"应该"既是绝对的,又是历史的.自由意志与道德"应该"形成的划界关系乃为道德哲学的基本问题.     

制度文明与道德行为自由--论政治文明和人的道德存在与人的行为之间的关系

人的行为是否是自由的 ,取决于双重因素 :其一 ,政治文明特别是制度文明决定着人的行为自由 ;其二 ,人自身的道德存在状况决定着人的行为自由。在现实生活中 ,存在着伦理冲突的问题 ,但是 ,也应看到 ,真正基于道德存在的行为是无冲突的。人的职业活动是联结人的政治生活、社会生活和道德生活的纽带 ,特别是在公共管理这种新型的社会治理职业活动中 ,社会治理者只有基于自身的道德存在 ,才能从根本上实现行为自由。     

人工智能的伦理风险治理探析

人工智能技术增进社会福祉和进步的同时,伴随着人机边界模糊、责任追究困境、价值鸿沟扩大和技术过度依赖等伦理风险。人工智能伦理风险的生成有其内在逻辑。人工智能伦理风险的深层性、复杂性等特征契合了协同治理的要求。协同治理范式是人工智能伦理风险治理具有可行性的新探索。推进人工智能伦理风险的协同治理,应构建多元协同组织,形成以政府为核心,技术专家、社会组织、研究机构和公众等共同参与的风险治理自组织系统。在此基础上,通过夯实协同治理条件、增强协同治理参量提升人工智能伦理风险治理效能,促进人工智能伦理风险的整体性治理。     

工程师的伦理责任与工科大学生道德责任教育

现代工程技术活动的社会性,要求工程师必须履行伦理责任。工程师作为具有意志自由的道德主体。面对各种价值冲突,其道德行为选择和履行伦理责任不可避免。重视工程伦理责任教育,把工程伦理责任教育纳入高等工程院校德育的目标体系中;通过开设工程伦理课程,培养工科大学生的责任认知,增强其社会责任感;通过实践培养工科大学生的责任意识,强化其责任行为;通过制度规范的约束力来强化工科大学生的责任意识和责任行为。     

托马斯·阿奎那意志自由对伦理之善的神圣与世俗共构

阿奎那认为，自由适用于发自理智和意志（即理性能力）的行为，阿奎那称其为人性行为。人性行为即伦理行为。人的伦理善之完成（道德实践）同时仰赖理智与意志两者的相互配合，而人的行动由潜能到实现的过程端赖自由意志的促动。追求伦理之善即追求人性的成全与自足。意志自由因包含“对已之爱”指向现世人生，又以终极之善为最终的超越指向，并遵循自然法或本性之律之规定，由此而在伦理之善的神圣与世俗间构架起通桥。     

网络虚拟世界面临的伦理困境及其化解之道

网络信息技术拓展了人类活动的空间,丰富了人类的日常生活,但由于内在的道德自律不够、外在伦理他律机制不健全等原因,网络虚拟世界呈现出多重伦理困境,主要包括网络信息垃圾污染严重、网络资源分配不公正现象明显、网络世界与现实世界之间价值断裂凸显、网络空间中"人"的价值迷失加剧。我们应该对这些伦理困境保持清醒的自觉意识,并因此摒弃不理性、不负责任的价值态度,主动将网络虚拟世界纳入到伦理语境中,对其进行深刻的伦理道德观照,并回归到日常生活世界,锤炼相应的伦理品质,建立相应的伦理机制,积极进行伦理救赎,化解网络虚拟世界面临的伦理困境,从而维护我们共同的网络道德净土。     

人工智能时代大学教学伦理困境及其治理

人工智能赋能教育教学已经成为教育发展的重要驱动力.借助于融媒体智能技术的迭代整合和创新,人工智能技术被广泛应用于大学教学场域,形成了新的教学模式和形态,具有自主决策和行为的人工智能开始被视为道德主体.传统大学教学在被深刻重构的同时、发生着巨大变革,也引发了人们关于教学伦理问题的思考.随着人工智能深度嵌入大学教学场域,人工智能技术导致教学有限理性行为、传统教学优势消解、教学公平遭遇新挑战、隐私侵犯等一系列典型伦理问题开始凸显.为此,加强大学教学伦理治理应立足长远,致力于构建大学教学良性伦理秩序.在实践中坚持系统性治理理念,从价值秩序、制度秩序和心灵秩序三个维度进行构建,其中价值秩序是基础、制度秩序是支撑、心灵秩序是追求,有机形成大学教学治理体系的结构性力量.     

道德:从必然走向自由

一道德与法的区别之一是,在道德领域里特别强调道德主体的意志自由。一方面自由是真实存在的,道德自由既是意志自由在道德选择中追求的目标,同时也是意志自由活动的结果。但另一方面自由又是受限制的,道德选择作为人的自由活动,无疑要受道德主体以外规范必然性的制约。自由既是人类进行一切活动的前提,又是人类活动所追求的目标。这是人的一种“类的特性”犤1犦,也是人之为人的标志和尊严。作为人们活动前提的自由,既包括一定历史条件提供给人既得的外在自由,如政治经济制度等社会环境,也包括人独立按自己的意愿在外在可能性中自决能力的内…     

行政自由裁量：制度维度与伦理维度的博弈

行政自由裁量是行政法治化趋势下的具有合法性与价值合理性的"非制度"领域。但自由裁量权固有的"自由"属性,使其存在着合理性基础上的滥用危机。就行政自由裁量权的属性而论,一方面它不能真正脱离制度规范的依托,与制度价值具有同构性;另一方面它本质上又是行政人的道德决断权,吁求行政人的德性崇高。因此,规避自由裁量权的滥用危机,并使其朝着合理化方向发展,需要在构建责任伦理的目标中达致制度维度与伦理维度的严格优势策略,实现双方的正和博弈与互动发展。     

从角色理论谈科学家的伦理困境

随着现代科学的发展，科学伦理问题日益凸显。作为科学活动的主体，科学家的德性品质和意志行为对科学研究的推进和科学成果的社会应用具有重要的作用。但是，科学家社会角色的多重性决定了他们价值选择的复杂性，在科学自由与社会责任、组织职责与科学良心、公民义务与终极目标的矛盾冲突中，他们往往陷入伦理选择的困境之中。而超越这种伦理困境的途径在于科学家坚持自律的道德要求，坚持正确的价值目标和价值选择，担负起对社会的道德责任。     

文化伦理:存在与意义

"文化伦理"一词,一是指文化与伦理之间的必然联系,二是指文化发展的价值追求.20世纪50年代之后,西方社会逐渐开始了文化发展的伦理转向;作为对"现代性"的反思和批判成果,伦理或道德价值成为西方社会追寻的基本目标.在我国,文化伦理经历了"从手段到目的"的命运转折:道德价值和伦理关怀摆脱了纯粹作为政治和经济生活附属品的工具意义,使自身显现为目的.我国文化发展由此开始一个新的时代,一个超越了纯粹的政治目标和经济目标的时代,一个尊重人的价值与尊严、维护社会公正与平等的时代,一个追求人与人、人与自然关系和谐的伦理时代.由此,我国文化发展被内在地嵌入了道德价值的指针,道德进步也因此具有了文化必然.     

人工智能治理原则的伦理基础：价值立场、价值目标和正义原则

近年来,在世界范围内涌现出大量的人工智能治理原则。这些文件通常采取“原则主义”的策略,通过提取“最大公约数”的方法对伦理共识进行清单化的列举。这种策略固然有益于回避争议、促进协同,但也难免在具体情境中陷入概念模糊和自相矛盾。为了明晰概念、澄清语境、促进对话,本文搜集了来自全球各地的88份原则文本,在伦理学理论脉络中定位人工智能治理核心议题和相关主张。研究发现治理原则围绕着价值立场、价值目标和正义原则三个核心问题展开,在不同的理论脉络和现实情境中,构成了一个丰富而系统的问题域。推动人工智能的治理实践,需要在静态的对话框架之上进一步构建动态的规制措施,而整合原则文本的伦理基础和治理框架,有助于推动抽象的伦理主张转变为具体的治理实践,以应对复杂现实情境中的道德选择和行动需求。     

新时期下的伦理治理理念、内涵及路径分析

作为社会治理的“构成性”维度，以“道德约束”为表征的“伦理治理”在新时期下被赋予全新的时代内涵和理论意义。伦理治理的提出在于社会政治理念的重大变化：社会全体成员以主人的身份参与到社会活动中，以个人的自我治理、自我管理和自我服从来实现社会的有序和谐。伦理治理的内涵既不是制定伦理原则，也不是用伦理原则去治理社会，而是社会全体成员形成自觉遵守和敬畏伦理等基本规则的“道德意识”和“绝对意志”。国家和社会能够通过教育形成的“个体意识”、通过建设伦理共同体形成的“群体意识”、通过建构社会正义原则和培养正义感形成的“原则意识”来保障“绝对意志”的养成和实践。     

论道德的心理结构及其界定阈值选择

社会人的实在性和差异性同构了伦理取向的特质。人的伦理意识的生成、伦理心理的结构、伦理水平的提高,虽然都离不开人的社会性,但更离不开个人对社会的认知情感和意志的心理能力空间。对人类伦理的考察,永远在伦理社会学和伦理心理学两个交互认知的空间里进行。以伦理理想取代伦理现实的虚妄和抹杀伦理的心理学意义的做法都是错误的。人类伦理认知的特质在于人的认知、情感与意志的构建,其过程性特质在于人的认知、情感和意志的动态整合。道德评价标准阈值界定的参照对象应该是认知某种道德现象发生或出现后的人性化程度,具体应由以下三方面因素构成:一是道德现象对包括道德对象行为主体在内的人性化适宜度和反映度,二是道德现象对社会道德风尚的倡导度和引领度,三是道德现象对社会审美的表率度和风范度。     

儒家伦理:网络道德的理性回归

与技术防范和法制约束相比 ,道德控制对规范网络行为具有更大的优势 ,特别是儒家的伦理道德 ,更是构建当今时代网络道德的理性回归。这是由于儒家伦理倡导整体至上的群体意识、固守崇德重义的价值认同、追求内省自律的个人修养、奉行推己及人的处世原则、强调克己复礼的意志约束 ,因而它在网络社会群我关系的调节、认知偏差的矫正、义利冲突的缓和、人己关系的建立、消极诱惑的抵制等方面 ,能够发挥积极的作用。     

先验、反思判断及康德哲学、美学体系批判

康德以先验自我构造现象世界,又承认有认识所不及的道德本体(物自体)存在,陷于二元论。认识的根据不在主体的先验能力,而在存在的本真性和同一性。康德的伦理学也建立在主体性的基础上,以自由意志构造道德本体。但自由不是意志自由,不是主体性的实现,也不具有先验性,而是存在的同一性和本真性的实现;而且道德不是本体,仅仅是现实生存的价值规范。康德把审美置于现象界与本体界之间,是一种属于情感领域的反思判断活动,这不能说明审美的性质。审美作为自由的生存方式和体验方式,回归存在的本真性和同一性,可以把握存在的意义,从而克服了现象与本体、认知与伦理的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