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互联网支持政策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效应

以2018—2020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研究了工业互联网支持政策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结果表明：工业互联网支持政策能有效促进企业研发投入,政府补助和税收优惠力度越大,企业研发投入越高;在市场竞争程度越高、审计监督质量越高的企业中,工业互联网支持政策对企业研发投入的促进作用越明显。本研究在理论上揭示了产业政策实施可能发挥正向作用的原因,在内容上拓展了产业政策的研究边界,区分了工业互联网支持政策与以往产业政策的差异,可为经济高质量发展和政府制定有关新政策提供决策依据。     

什么样的税收优惠能够激励高新技术企业创新——来自优惠强度与具体优惠政策的经验证据

创新是驱动一国经济发展的核心与灵魂,税收优惠因具有良好的杠杆传导作用,是政府鼓励企业创新的常用政策工具,其对创新的激励效果一直备受学术界关注。以2012—2017中国沪深A股上市高新技术企业为样本,围绕税收优惠强度和具体优惠政策对企业创新产出的激励效应展开实证研究,结果发现:(1)税收优惠强度对企业的创新产出存在正向激励作用,相对于创新效果而言,对创新质量的激励作用更为明显。(2)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的创新激励效果优于优惠税率政策,且两者之间存在互补效应。(3)基于异质性视角分析,税收优惠强度和具体税收优惠政策的激励效应在政府干预市场程度更高或法制环境更完善地区的企业以及规模较大企业、非国有企业中更加明显。研究结论表明,有关部门应继续加大税收优惠政策对企业创新的扶持力度,不断调整和优化税收优惠政策体系结构,提高政策的导向性、协同性、精准性,从而更加有效地激发企业创新创造活力,推动创新成果的大量涌现。     

政府激励方式对高新技术企业创新质量的影响研究--促进效应还是挤出效应?

本文以2013-2018年沪深A股上市的高新技术企业为研究样本,全面检验了两种激励方式并行的情境下财政补贴与税收优惠对其创新质量的影响,同时考察了地区市场化水平的调节效应。实证研究发现,财政补贴对高新技术企业创新质量具有挤出效应,但在较高创新水平的高新技术产业中,这种挤出效应表现并不明显;税收优惠对高新技术企业创新质量具有促进效应,且这种激励效果在不同创新水平的高新技术产业中存在差异;地区市场化水平显著弱化了财政补贴的挤出效应,同时强化了税收优惠的促进效应。     

财政补贴、税收优惠与企业R&D投入的实证分析

基于各地区资源禀赋以及制度环境存在的差异来探讨财税政策优化问题，以江苏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实证研究方法，研究财税政策对企业创新投入的激励效果，并对财政补贴、税收优惠的效果进行了省份比较和地区比较。研究认为，给予江苏企业的财政补贴或税收优惠越多，江苏企业的创新投入也越多，即财税政策能激励江苏企业扩大研发投入，该结果在控制创新投入与财政补贴、税收优惠之间可能的反向因果关系后依然成立；与北京、上海和广东相比，财政补贴和税收优惠对江苏企业创新投入的激励效应稍小；与其他省份企业或中西部地区的企业相比，财政补贴对江苏企业创新投入的激励效应更大，税收优惠对企业创新的促进效应并没有显著差别；要提高财税政策的效果，需要进行精准的政策设计，且各省份或地区也要根据当地企业的特点及营商环境等出台相关配套政策。     

央地产业政策协同、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

产业政策是转型中国家有效激励产业绿色发展与企业绿色创新的重要抓手。本文以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考察了央地产业政策协同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绩效的影响及其内在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第一,不管是中央产业政策还是地方产业政策,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产生显著的促进效应,证实了产业政策的绿色技术创新价值。第二,央地产业政策协同性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央地产业政策不协同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产生显著的抑制效应。进一步机制检验表明,产业政策协同性主要通过政府补贴、税收优惠以及研发激励三重机制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产生正向促进效应,而央地产业政策不协同抑制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原因在于削弱了政府资源供给以及外部融资信号支持。第三,调节机制检验结果表明,企业社会责任在央地产业政策协同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之间产生显著的正向调节效应,说明企业社会责任能够强化产业政策驱动的企业绿色创新导向,实现基于“外部政策驱动—内部可持续战略导向”的内外结合效应。最后,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产业政策协同与产业政策不协同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效应存在制度环境、产权以及行业异质性。     

税收激励对企业价值的影响——基于研发绩效的中介效应

文章利用2008-2019年中国上市公司的数据,基于政府采用税收优惠政策促进企业创新的视角,研究税收激励与企业价值之间的关系,并考察研发绩效在其间发挥的中介作用.通过研究发现,税收激励会使得企业价值得到提升,而研发绩效在税收激励提升企业价值中起到了部分中介的作用.由于不同类型的企业受到的税收激励程度不同,其进行创新活动的动机存在差异,因此,进一步对不同产权性质以及是否具有高新技术企业资质对研发绩效在税收激励影响企业价值的中介效应是否存在差异进行了研究.经研究表明,在国有企业中,研发绩效在税收激励促进企业价值中具有部分中介效应,但在非国有企业中却不具有中介效应;而企业无论是否属于高新技术企业,其研发绩效在税收激励与企业价值之间都具有部分中介效应.     

税收选择性激励企业创新的可持续性分析 ——基于政企策略性反应视角

[提要]目前我国支持企业创新的税收政策以选择性支持为主,这种支持模式虽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也带来了很多问题。本文以高新技术企业税收优惠为例,将企业创新分为研发阶段、创新成果产出（转化）阶段和产业化阶段,通过引入PVAR模型就高新技术企业税收优惠对企业创新影响的长期动态效应进行检验,发现高新技术企业税收优惠确实能够促进企业研发投入、创新成果产出和产业化,但是这种促进作用只有短期效应。然后,引入中介效应模型,基于政企策略性反应的视角对政策效果的不可持续性进行了检验,发现高新技术企业税收优惠政策会使地方政府产生放松监管的策略性反应,使企业产生策略性政策迎合行为,这两种行为抑制了高新技术企业税收优惠对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     

融资优惠政策、股权融资与民营企业技术创新

基于2010-2019年创业板A股上市公司民营企业数据，利用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融资优惠政策、股权融资与民营企业技术创新之间的关联性。研究结果表明：虽然政府补助和税收优惠政策均可以促进民营企业的技术创新，但税收优惠政策比政府补助更能促进民营企业技术创新；融资优惠政策和股权融资对年龄较小企业的技术创新促进效果优于企业年龄较大的企业；股权融资对民营企业的技术创新会产生正向影响，但其又对政府补助的技术创新正向促进作用产生抑制效应。     

环境偏好、市场竞争与企业绿色创新

消费需求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生动力,市场竞争是优化资源配置的决定力量。使用2011—2020年各省份百度环境污染搜索指数、公众环保诉求指数和上市公司绿色专利等数据,研究消费者环境偏好和市场竞争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共同影响,结果发现：消费者环境偏好和市场竞争程度的上升均会促进企业绿色创新,二者相互补充,共同对企业绿色创新产生激励作用,在考虑内生性问题后,结论依然稳健;在所有制方面,环境偏好对国有企业绿色创新激励更强,而市场竞争对民营企业的促进作用更强;区位方面,相较于东部地区企业,市场化对中西部地区企业的边际影响更大;提高消费者的环境偏好和市场化程度比以行政处罚为代表的环境规制更能促进企业绿色创新。政府应推出更多提高公众绿色消费意识的措施,从需求端和市场化角度引导企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更好地促进我国经济向绿色化转型。     

政府补助、R&D投入与创新绩效——基于贫困地区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贫困地区上市公司在帮助扩大就业机会、带动当地经济发展等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以2007—2018年贫困地区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实质性创新和策略性创新衡量创新绩效,构建中介效应模型检验政府补助影响创新绩效过程中R&D投入的中介作用。实证研究结果表明,贫困地区上市公司政府补助和R&D投入均促进了创新绩效,R&D投入在政府补助影响创新绩效中具有中介效应;相比策略性创新,政府补助和R&D投入对实质性创新的激励作用更大;营业绩效与政府补助、R&D投入显著负相关。因此,完善政府补助政策对贫困地区上市公司创新带动经济扶贫有一定促进作用。     

政府研发补助方式如何影响企业创新——基于中国上市公司2007—2020年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近年来，中国政府对企业提供了大量研发支持，如何提高补助效率从而促进企业创新成为社会热点。文章首次将研发补助划分为前后两类方式，基于2007—2020年中国上市公司数据，运用PSM和GPSM方法，对两类补助方式的激励效果进行比较，并分析了后补助强度对创新产出的影响。实证研究发现，相比于获得单一补助方式的企业，同时获得两类补助的企业创新产出更高；后补助强度越强，企业创新产出越高；对于国企、创新环境较好地区的企业而言，只有后补助能发挥促进作用，但对创新环境较差地区的企业或对于民企，两类补助均能对创新产出发挥促进作用。文章最后指出：研发补助可以激励企业创新，但不同补助方式在不同区域，对不同企业会有不同的激励效果，政府应该区别对待，精准施策。     

产能过剩、产业政策与非效率投资——来自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2009—2015年公布的各地区分行业淘汰落后和过剩产能企业名单，应用双重差分模型（DID）考察了产业政策对产能过剩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产业政策对产能过剩企业投资效率的改善具有监管效应。进一步的分析显示，在非国有、无政商关联、股权集中度高的企业中，产业政策监管效应更加显著。在稳健性部分，发现产业政策主要通过政府补助、并购重组两种途径影响投资效率；替换了被解释变量，研究结论依然稳健。该研究不仅对理解我国经济“新常态”下的企业产能过剩难题和探讨制约企业投资效率的机制具有现实意义，而且为推动政府去产能、供给侧改革和经济转型提供了政策支撑和理论依据。     

产能过剩、产业政策与非效率投资——来自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2009—2015年公布的各地区分行业淘汰落后和过剩产能企业名单，应用双重差分模型（DID）考察了产业政策对产能过剩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产业政策对产能过剩企业投资效率的改善具有监管效应。进一步的分析显示，在非国有、无政商关联、股权集中度高的企业中，产业政策监管效应更加显著。在稳健性部分，发现产业政策主要通过政府补助、并购重组两种途径影响投资效率；替换了被解释变量，研究结论依然稳健。该研究不仅对理解我国经济“新常态”下的企业产能过剩难题和探讨制约企业投资效率的机制具有现实意义，而且为推动政府去产能、供给侧改革和经济转型提供了政策支撑和理论依据。     

政府补助、产品市场竞争与企业绩效——来自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上市龙头企业的经验数据

政府补助是调控和管理微观经济的重要政策手段,产品市场竞争是企业生产经营的直接外部环境,两者对企业绩效均有重要影响。该文以我国农业龙头企业2010—2018年相关数据为样本,探究了政府补助、产品市场竞争及两者交互作用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控制影响企业绩效的其他因素不变,政府补助与产品市场竞争均能够提升企业绩效;企业产品市场竞争程度增强,能够促进政府补助对企业绩效的提升作用。控制产权性质及企业规模等情景因素的进一步研究发现,政府补助对企业绩效的提升作用受到企业产权性质的影响,而产品市场竞争强度则能够抵消这一影响。     

政府补助对研发投资能发挥长期激励吗?——跨期效应的检验

为验证政府补助对研发投资增长的跨期影响,以2008～201 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对象,实证分析发现,政府补助能够推动当期研发投资增长,但对滞后一期的研发投资增长产生抑制作用,不能形成研发投资增长的惯性。条件跨期效应检验发现,在研发强度高和政府补助多的企业中政府补助的跨期抑制作用显著,政府补助的同期促进效应随着补助提高而降低,跨期抑制效应随着补助和研发提高而加剧;从代理治理的角度来看,高管职业忧虑低、审计质量高以及市场竞争激烈减弱了政府补助对研发投资增长的跨期抑制效应;从财务盈余的角度来看,现金持有高和经营现金流充裕减弱了政府补助对研发投资增长的跨期抑制效应。进一步研究发现,政府补助对研发投资存在同期跟随的特征,验证了政府补助是临时性的而非长久之计,需要推动企业形成研发投资增长惯性。     

数字经济、财政分权与企业创新

数字经济对企业创新发展带来了新的技术环境、市场环境和政策环境,成为新一轮企业效率提升、成长增值的发动机,地方政府通过财税助力或政府引导等方式推动数字经济在中国市场深化应用及广泛布局。文章基于上市公司微观数据及区域中观数据,实证研究数字经济以什么程度、从什么路径影响企业技术创新,文章重点纳入并探讨了地方政府财政分权程度对数字经济的影响效应,并进一步分析了数字经济对企业发展的综合影响结果。文章发现：(1)数字经济能够有效促进企业进行技术创新。(2)财政分权在数字经济影响企业技术创新中起到了关键作用,地方政府财政分权程度越高,数字经济对企业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越强。(3)通过缓解融资约束、增加研发投入,数字经济由此实现提升企业技术创新水平的效果,这是数字经济作用于企业创新的内部机制。(4)从企业经营发展的综合影响成效来看,数字经济引领的技术创新对企业价值提升产生了积极影响。鉴于此,本文提出促进数字经济深化发展的相关政策建议,涵盖强化政策扶持、平衡财政收支、促进数字金融发展、关注人才队伍培养等方面。     

产业政策对绿色能源发电企业创新的最优区间——兼论补助过低引起的寻租行为

作为中国能源供应体系中的重要分支,在创新推动发展的大背景下,国家对绿色能源发电产业的支持政策不断加强,政府补助政策在其中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以2011—2019年234家绿色能源发电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采用动态面板GMM和门槛效应模型研究政府补助对绿色能源发电企业创新产出的作用效果。研究发现：政府补助于绿色能源发电企业创新产出的作用效果呈非线性结构特征,总体表现为先抑制后促进,然后再抑制;政府补助对绿色能源发电企业创新产出存在最优补助区间,低于最优补助区间时会诱发企业“寻租行为”,高于该区间则挤出企业自身创新投入,二者均会使企业创新行为受到负面影响;具体而言,中国目前绿色能源发电企业的补助政策不尽合理,大部分企业未落入“最优区间”,其中以风能企业最为严重;进一步将样本划分东中西部地区,发现东部地区的寻租行为相比中西部地区不甚明显,政府补助对东部地区的创新产出主要表现为促进作用,而中西部地区尚存在补助缺口,需要政府加大扶持力度。研究结果可为建立健全中国绿色能源产业政策体系和提升政府补助政策效益提供参考。     

税收激励、ESG绩效与企业价值——基于内外部互动视角

增强ESG(Environment, Social and Governance,环境、社会和企业治理)绩效已成为提升企业价值的新方式,而内外部良性互动是企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使用2009—2022年中国上市公司数据,探究税收激励政策对企业ESG绩效的影响及其与外部市场监管、内部财务冗余的互动效应。实证结果表明：税收激励总体上能显著促进企业ESG绩效,经多种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仍然成立。考虑到企业内外部环境因素,资本市场监管程度较高或企业财务冗余较丰富时,税收激励对企业ESG绩效的提升作用更强,其中市场监督与税收激励的互动效应尤为显著。进一步研究表明,税收激励政策对制造业企业绿色转型的影响更明显。经济后果研究表明,税收激励能进一步促进ESG绩效对企业价值提升的作用。     

外资企业所得税税收优惠的负面效应

随着国际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速，为促进经济的发展，大力吸引外资和外国的先进技术，自1994年以来，我国先后出台了一系列的税收优惠政策，其中对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的税收优惠尤为突出．这些优惠措施在运行过程中，确实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同时，也不难发现其对经济健康发展带来了一定的负面效应．本文就外资企业所得税税收优惠措施在运行中存在的问题加以分析和阐述，并提出外企所得税税收优惠中应注意的几方面问题，旨在提高税收优惠的实效。     

产业政策、企业创新与企业风险承担

采用2011—2015年("十二五")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分析了产业激励、专利分别作为一种外部推力和竞争潜力在企业风险承担中的作用,以便检验政府政策、创新和风险承担的联系。数据检验表明:(1)产业政策引导依赖于财政利益刺激,对提升企业风险承担水平,存在着非线性属性的区间效应:即在适当财政激励强度范围内,政策激励对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提升有促进效果。(2)在对高技术行业与非高技术行业分组考察后发现:高的政策激励强度,有利于提升高技术行业企业风险承担水平;而高的政策激励强度,则有弱化非高技术行业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态势。(3)进一步分析发现,在财政手段激励下,那些受产业政策支持具有更多创新产出的企业风险承担水平更高,尤其表现在实质性创新之中。这为产业政策推动企业创新和风险承担提供了新的见解和研究视野,也为政府决策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