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弈视角下的房价调控分析

目前,国家正在积极对房价进行调控,并出台了一系列调控政策。但由于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双方调控收益方面的差异,使得调控政策执行还未完全发挥其最大效果。通过博弈论的方法分析在不同信息条件下中央与地方政府对房价政策的博弈可以看出,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规制的成本过高,是我国高房价难以制止的原因;通过引入公众参与机制,同时加强制度约束等方式可以降低规制成本;通过减少中央政府调控成本、合理建立中央对地方政府的激励和约束机制等途径,可以改善我国现有房地产市场的调控效果。     

地方政府公共政策执行偏离的修正路径研究——以长春市“按份共有”廉租房政策为例

政策执行中的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关系是一种委托代理关系,地方政府作为代理人,是具有独立利益的制度性实体,它在政策执行过程中会通过成本收益分析来确定自己的最优行动。主要运用规范研究法和实证研究法,以长春市“按份共有”廉租房政策作为案例,结合委托代理理论从信息不对称程度、激励（约束）机制等角度分析作为代理人的地方政府偏离中央政策目标的原因。从完善信息反馈制度、完善政策执行中的民主参与制度、改革地方政府绩效考核机制、强化责任追究制度、完善激励机制等制度层面设计修正路径,从而规范地方政府的代理行为。     

地方政府控制落户的行为逻辑及其制度基础

21世纪以来,公民社会权利话语主导了户籍制度改革的理论探讨,并开始进入官方话语体系。但实践中,地方政府仍然设置了有条件的落户门槛,并基于户籍身份向公民提供有差别的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如何理解地方政府以资格取代权利的控制落户行为？现有从工具性视角、政治性视角给出的解释突出了公共品供给中的政府问责性、回应性,但较不重视公共品生产中地方政府的财政收支平衡问题。财政分权化改革后,地方政府是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的主要支出者,其财政支出将随着户籍人口数增加而快速膨胀,其财税收入却不会因户籍人口数变化而显著变化。由此,地方政府形成了以地方财力确定人口承载力的单向、静态行为模式。超越公民社会权利的单一逻辑,建立权利与义务相一致的地方公共经济体,构建以人口为基准的地方财税收入与财政支出相挂钩的机制,是落实以公民社会权利为导向的户籍制度改革的重要保障。     

复合治理视域下的地方“评比表彰”执行逻辑

评比表彰作为一种常见的地方社会治理现象,如何科学解读其治理内涵具有重要理论和现实意义。“复合治理”框架是解释地方评比表彰执行行动逻辑的重要尝试。具体而言,上级设置评比表彰项目产生责任与激励约束机制是地方评比表彰执行的外在驱动力,复合治理是地方评比表彰执行的理性选择,呈现出治理核心逻辑、纵向逻辑和横向逻辑的复合统一。其中,地方成立评比领导小组统合党政力量是评比表彰项目有效执行的核心动力,推动了横向和纵向治理资源整合;条块耦合,塑造体制联动效应是地方评比表彰执行的纵向复合治理逻辑;寻求治理共识构建,谋求治理资源支持是复合治理横向整合逻辑。     

我国发展对外直接投资的税收政策

对外直接投资和引进外资是一国参与国际分工、利用国际资源、享受经济全球化利益的重要手段。两者应同步发展、相互促进。而我国目前对外直接投资发展滞后,政府激励政策缺位是主要原因。通过分析税收激励政策的特点与效应,以及政策执行的成本收益,为如何制定税收政策以促进对外直接投资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对全面放开中等城市和部分大城市落户限制的思考

十八届三中全会为中国户籍制度改革指明了方向。但反思近30年户籍改革实践,总的看改革的实际效果并不明显,不平等的"二元户籍制"及"限制自由迁徙"等实质性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主要原因是观念保守,思想解放的程度不够,政府对户籍改革重视不够,多以城市承载力不足等理由,不愿引入市场机制,对户籍政策把控太严。我国户籍制度的改革步伐应该更大一些,应尝试"全面放开中等城市甚至部分大城市的落户限制"。     

从对立到共促：问责机制与基层避责的关系转向——以基层政府减贫实践为讨论中心

完善的问责机制不仅是消解基层避责的重要手段,更是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抓手。然而,地方政府在强化问责机制过程中出现了问责过度“工具化”的现象,致使基层政府倾向采用事前避责、被动避责等应对策略。基层治理中的政府权责失衡和行为主体的有限理性共同引起了基层避责的倾向,而非正式关系、信息不对称和利益一致则为基层避责行为提供了可行空间。基层避责与问责不是“问题—手段”的单向关系,在问责消除基层避责的同时,基层避责也能推动问责的客体行为价值认知重塑、主体成效考核方式以及运行机制调适优化。需要结合治理实际需求优化问责制度的顶层设计、强化问责执行中的内部沟通、正视基层治理主体的有限理性特征,在优化问责机制和规避基层避责行为过程中,应寻找二者关系平衡的关键点。     

农村宅基地使用监管动力机制的经济学分析

农村宅基地的使用监管政策存在时间上和空间上的外部性溢出效应,对地方政府难以形成有效的监管激励,这与中央追求宅基地使用的规模效应和范围经济的政策目标相悖。要充分激发地方政府对农村宅基地使用监管的动力,关键在于明确宅基地使用监管过程中的权责利关系,完善国家土地督察制度和农村宅基地监管办法,重构地方政府的"成本—收益"函数,改变地方政府对农村宅基地的行政管理目标,以实现国土资源的集约利用。     

论我国地方政府“放管服”改革的挑战与应对——基于政策有效执行和整体性治理的分析

从深化行政审批改革入手的“放管服”改革，是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中政府管理创新的“先手棋”和“重头戏”。当前地方政府的改革在“放”的方面有较大的突破，但却面临着如何在“放”的基础上做好“管服”的挑战。导致挑战的原因在于政策执行环境存在制约因素，行政权力结构调整滞后，政策执行信息传递效率不高，执行人员的素质能力、激励方式和执行资源有待完善。必须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要求出发，基于整体性治理的理念和要求进行积极应对。     

地方政府的金融控制与农村金融发展

地方政府对金融资源的控制具有推动农村金融制度创新,支持农村经济发展的收益,但一定程度上也导致农村金融机构效率低下,农村金融风险积聚,带来了控制成本的问题。而分权改革背景下,农村金融发展又难以回避地方政府的干预,因此问题的关键是地方政府的金融控制应存在一个合理的边界。     

政策吸纳:理解农村低保政策执行偏差的新视角——基于黔西南M县Y乡的田野调查

我国农村低保政策在实施过程中，存在着一定程度的政策执行偏差。基于黔西南M县Y乡的调查发现，基层政府在政策执行过程中通过政策吸纳，使得农村低保政策变成政策配角或政策便车，从基层政府的角度解释政策吸纳的发生。一方面科层体系内部的行政压力构成基层政府整合政策的推力，另一方面农村低保政策自身特性所产生的政策异化收益形成基层政府整合政策的拉力，双重力量共同促使农村低保政策的执行出现偏差。具体而言，政策吸纳导致政策对象评选标准泛化、政策资源严重稀释、政策目标彻底异化，使得低保政策的底层实践与中央层面的政策意图彻底分裂。要改变这一局面，需要基层政府转换政策执行思路，在执行政策时平衡中央政策目标与地方发展目标，明确国家政策的原则与底线，从而维护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公正性与合法性。     

耕地保护的行动逻辑及其经济分析

运用奥尔森集体行动理论研究耕地保护的行动逻辑 ,对中央政府、地方政府、非农企业和农民耕地保护成本和收益构成要件的分析揭示耕地保护的经济学原因。得出的基本结论是 :中央政府和农民具有强烈的耕地保护倾向 ,地方政府和非农企业耕地保护的动力不足。要切实保护耕地 ,需要采取措施变动经济当事人特别是地方政府和非农企业的成本收益预算线 ,使其耕地利用决策符合国家的耕地保护政策目标。     

转型时期政策执行的新挑战及回应

转型时期的高度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对政策执行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产生了复杂效应、风险效应、交织效应、梗阻效应等新挑战。转型时期政策执行的新挑战源于多领域的大变革挑战政策执行、互联网增加对政策执行的期待、主客观现实导致政府职责混乱、成本收益分担不均导致逆向激励等因素的综合影响。据此,分析指出回应转型时期政策执行新挑战的有效途径包括:提高政府官员决策水平以及时回应社会公共需求、重视改善官民关系以畅通官民沟通交流渠道、积极促进政府职能转变以划清与市场和社会的边界、问责与容错有机结合以激励和约束政策执行等,以促使政府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化政策执行挑战为机遇,顺势而为,取得良好的政策执行绩效。     

县域社区服务难点的解题思路

各社区组织过分依赖乡镇党委、政府，不能独立开展工作，没有形成应有的凝聚力和战斗力，政府有关部门没有经费配套政策，“权随责走、费随事转”难以实行，致使社区保障经费兜难以大力推进公共服务体系建设。     

中国股市“政策市”特征的形成机理方析

政府的双重职能、股市所处的成长阶段、时代及体制背景是“政策市”形成的客观原因。但是,从经济学角度分析,狭义“政策市”的根本成因则在于干预股市的政府显性收益高于社会收益、显性成本低于社会成本,从而使政府按照自身利益最大化原则实施干预的结果是社会边际纯收益远小于零。为消除狭义“政策市”,政府必须树立正确的干预观念,准确评估收益与成本。     

北京市“大学生村官”政策的由来与变迁

自中央政府文件《关于引导和鼓励高校毕业生面向基层就业的意见》发布以来,北京市各部门积极采取措施,贯彻落实。然而,从北京市执行该文件的过程来看,“大学生村官”政策这一项内容相对执行得更为彻底,体现出了中央政策的地方选择性执行的特点。政策的地方选择性执行有其自身缘由和内在逻辑,是政策执行的原则性与灵活性的辨证统一,也反映了政策执行的本土化自主创新内涵。     

影响地方政府政策执行力的因素分析

地方政府政策执行力是地方政府公共政策过程的核心要素,决定着地方政府公共政策执行效率的高低。分析影响地方政府政策执行力的主要因素有利于提高政府政策执行力,提高地方政府政策执行效率。笔者认为影响地方政府政策执行力的主要因素有：政策本身因素、政策执行主体因素、政策目标群体因素、政策工具因素、政策资源因素、政策执行监控因素等。     

风险治理情境下基层官员“加码式避责”的行为逻辑

风险治理情境下基层官员如何落实职责和任务安排是基层治理面临的重要问题。基于政府治理实践中不断出现的“层层加码”现象,研究提出“加码式避责”的概念,解释基层官员在风险治理情境下受制于多重因素制约和认知权衡从而塑造避责行为策略的过程。“加码式避责”是在风险治理情境下,基层官员通过主动强化政策执行而规避政治责难的行为。风险不确定性、基层治理资源不足与问责制度刚性三者之间的内在张力是基层官员风险治理时面临的现实情景。在属地管理原则下,基层官员只能依靠掌握的剩余控制权主动加压达成问责风险规避的目的。风险治理情境下基层问责应充分考虑风险本身特性,统筹过程问责与结果问责,加快建立区域性协同合作风险预防和治理机制,提升基层政府官员危机事件治理能力。     

地方政府的政策执行行为分析:以“拉闸限电”为例

运用"政治性执行"的分析框架,以"拉闸限电"为案例,探讨了中国地方政府在政策执行过程中的行为逻辑;通过分析表明,在"政治性执行"中,权力关系是解释地方政府政策执行行为的一条主线,地方政府官员某种程度的自利考虑是执行行为背后的动力,地方政府相对与其他利益相关方所具有的明显优势是地方政府在执行过程中得以顺利进行的条件。     

贫困村识别的基层实践逻辑解构——以湖北J县为例

以湖北J县的贫困村识别为例,解构了基层政府在贫困村识别中的实践逻辑并阐释其成因。在贫困村识别过程中,受政绩观驱动,基层政府遵循“效率优先”的逻辑,最终导致扶贫资源对接精英化;因国家授权不足,基层政府遵循“选择性平衡”的逻辑,最终导致扶贫资源异化为行政激励;为追求溢出效益,基层政府遵循“遵从指示”的逻辑,最终导致扶贫资源突变为交易资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