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杞人忧天”看理性科学精神与中国社会

从对成语“杞人忧天”的思考入手，提出了中国人不善理性思维、缺乏科学精 神的问题。通过对历史的反思，得出这一问题的原因是中国传统人文文化的影响；通过对现 实的思考，指明了理性思维和科学精神对于当代中国发展的重要意义；而要解决这一问题， 还是要从中国社会的实际出发，结合当前科技发展的趋势，促进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融合 ，使国人真正做到用理性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     

科学与人文:保持必要的张力

“科学”和“人文”体现了两种不同的精神,即英国学者斯诺所谓的“两种文化”。当二者相对而言时,科学作为人们在认知意义上把握世界的方式,体现着价值中立的理性精神,从而属于知识论范畴;人艾则是指以信仰为特征的意义世界及其终极指向,它以超越理性认知为其特征,从而属于价值论论域。从陈述形式看,科学与人文体现了事实判断（是）与价值判断（应当）的分野。“能够的”与“应当的”、“我知道”与“我相信”乃是科学与人文在客观和主观两个层面上的表征方式。科学与人文的关系有一个历史演变过程。科学同人文的分裂、冲突和对峙,…     

回到生活世界：对科学反思的批判性清理

理性缩减成知性的过程被提炼出一种迄今在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占据重要地位的客观主义观念。这种观念认为，科学可以无视自身得以成立的条件而科学地把握业已对象化的存在。在人文社会科学中，这一观念经常会演变为认为能够远离生活世界前反思的各式各样的纯粹理论独白。这在韦伯、法兰克福学派、哈耶克以及其他一些人那儿都有不同程度的流露。哈贝马斯试图以批判思维克服先验哲学与经验考察之间的紧张，其结果是给出了一组同样匿名的关于共识的普遍要求。因此，必须通过知识社会史实现观念向生活世界的返回，才能把观念从观念史的束缚中解放出来。     

后疫情时代文明危机的消解与澄明——风险辩证法的实践智慧及其方法论意蕴

风险社会文明危机本质上是人的生命意义危机,知性科学把物的世界与人的世界割裂开来,以否定人的感性生命存在去寻求超感觉世界的普遍规律,以单一程式化的知性思维去规定感性多样的人类社会生活。风险辩证法是人类洞察风险社会文明危机本质的哲学智慧,对当代人类科学理性及其文明发展悖论的反思成为它的主要任务。风险辩证法破译支撑知性科学的现代形而上学基因密码,揭示科学理性、风险知识与话语权力的内在关联机制,剖析现代性意识形态与知识样式的现实生活前提,消解知性科学对个人生活选择的独断,澄明科学理性的感性存在论基础,赋予科学理性以人的感性光辉,将感性、知性和理性统一于人类的历史性的科学和社会活动中,在科学理性与社会生活之间架起一座通达风险社会现实、彰显生命意义与自由精神的思想桥梁。风险辩证法面向风险社会现实生活本身,在感性的现实生活冲突与矛盾运动中把握风险社会时代脉搏、历史走势和人类命运,从本质上奠定破解时代问题之当代哲学社会科学新知识类型与理论创新的学术定向。     

由"杞人忧天"看理性科学精神与中国社会

从对成语"杞人忧天"的思考入手,提出了中国人不善理性思维、缺乏科学精神的问题.通过对历史的反思,得出这一问题的原因是中国传统人文文化的影响;通过对现实的思考,指明了理性思维和科学精神对于当代中国发展的重要意义;而要解决这一问题,还是要从中国社会的实际出发,结合当前科技发展的趋势,促进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融合,使国人真正做到用理性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     

理解人类的命运:从规律性假设到复杂性假设——兼与王南湜教授商榷

历史规律是理论思维在近代科学背景上为认识和理解历史而确立的核心假设。依托或围绕此种假设而在历史哲学层面所取得的思想成果,可以称之为规律性历史观。解决其(也包括其在历史规律与人的能动作用之间关系问题上的)抽象性问题,或许是当今时代总体性地深化哲学层面的历史认识的节儿所在。从复杂性研究这一科学本身的新的历史形态着眼,可以不必设定理论世界与实践世界的二元对立及其因应策略,也不必强调从理论哲学到实践哲学的立场转换及其特殊意义,只需对历史本身提出更具解释能力的假设即可,此即历史复杂性———历史本身的有序性与无序性的破缺性统一。这也同时意味着,历史复杂性观念或复杂性历史观有必要也有可能作为人类理解其自身命运的、新的思想自觉。     

科学的人文教育

教育的第一要义是丰富人的精神世界，为个人的充分和谐发展服务。纵观世界教育发展史，占主导地位的教育思潮有“科学主义教育”、“人文主义教育”和“科学人文主义教育”。这些教育思潮在特定历史阶段顺应了时代需要，但由于科学与人文自身存在的不足，这些思潮呈现出相互更替、妥协和融合的历史轨迹。基于对当代教育发展趋势的审视，文章提出“科学的人文教育”这一理念，指出它既不是“‘科学的人’教育”，也不是“‘科学的并且人文的’教育”，而是“科学的‘人文教育”’，其根基是“人文性”的，其发展方向是“科学性”的，其宗旨是使人朝着符合人性的方向发展，并最终达到人与自然、社会的和谐共进。     

科学与人文划界的确定性与不确定性

科学与人文是既有区别也有联系的两种文化现象 ,从研究的对象、表达的手段、认识成果的共认度和对认识结论的判别手段上 ,可以在科学与人文之间划出确定的界限 ;同时 ,从这几个方面也可以看到科学与人文之间的互相过渡 ,尤其是某些知识领域呈现出亦此亦彼的特点 ,使得科学与人文之间的界限又具有了不确定性。这种双重特性体现出科学与人文之间关系的丰富辩证内涵 ,使得两者一方面具有清晰的界限和各自的不同特点及相对的独立性 ,另一方面又相互交叉、可以融合 ,当然融合时又要做到适度 ,而不是互相取代     

宗教和科学的两极共生现象之新探析──刍议理性和非理性共生过程中的影响和作用

就理性和非理性间的关系而言，与科学和宗教间的关系一样，本身是极其复杂的，还有着许多研究不透的东西，但无可非议，前者在后者这一对矛盾中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和作用。需要说明的一点是，笔者并没有将宗教和非理性及科学和理性简单地等同起来，仅是就其本质上的一些问题作了研究。为便于读者清楚地了解文章的脉络结构，本文拟从发生和发展学的角度加以系统阐述。一、人类早期理性和非理性的浑浊统一是科学和宗教得以共生的深刻的历史根源人类的理性与非理性是共时性和历时性的整合结构。和人类的进化过程一样，它们之间也是一个从简单到…     

科学与人文

希腊—西方的人文理想始终贯穿着自由的理念 ,其人文形式是科学和理性。科学作为西方的人文 ,是自由的学问。近代西方发展起来的“唯人主义” (人道主义 )人文传统 ,由于把世界置于一个以人为原点的坐标系之中 ,有可能从根本上背离“自由”这个古典人文理想 ;西方近代科学作为希腊科学传统的继承者和现代工业社会的奠基者 ,不仅保留了理性形式和自由精神 ,而且增加了实用的目的 ,以其效用服务于人类。在某种更深的意义上 ,近代科学的两大传统———理性与经验共同受制于技术理性这种新的理性形式。事实上 ,近代科学与人文一方面随着专业化和学科分化而互相隔离 ;另一方面又共同构成“现代性”的基础。弘扬科学精神 ,弘扬的应是本质上就是人文精神的科学精神 ,亦即自由精神     

在高科技文明中培育人文精神

“科学与人”，这既是科学的命题，又是人学的难题。解答这道命题的关键是在人学的意义上确证科学技术的价值理性，摈弃技术主义和工具理性；而破译这道难题则需要在现代科技文明中培育人文精神。因而，在高科技迅速崛起的时代，科技理性、人文价值、终极关怀、人类命运等...     

对形而上学构建方法的历史批判和逻辑再造

历史上的哲学一直普遍欠缺使自己拥有科学性的两大要素,即保证认识的逻辑有效性的特定思维方法和与哲学知识的逻辑属性相匹配的能够合法启动研究活动的存在对象。这种缺陷使得哲学无法形成正确的哲学概念,相反被它的普遍性要求所引诱而在终极真理和无限世界之间寻找自己的位置,从而摇摆于均无认识必然性和逻辑有效性的分析的形而上学与独断式综合的形而上学之间,造成连绵的争夺真理王冠的战争。能够让哲学获得科学有效性而逃脱混战状态的是综合方法和理性所确认的作为哲学对象的某种普遍存在。哲学由此成为对象有限或确定而可以展开具体论断但仍然保有普遍意义的科学。同时,哲学因自己对象的理性认识化而成为有条件开放的,其可研究范围必然受到理性成功发现普遍存在的能力和机遇的限制,只有在认识的历史中扩展认识对象乃至达到世界整体。     

回到生活世界:对科学反思的批判性清理——关于汪晖《死火重温》知识社会学观点的一种解读

理性缩减成知性的过程被提炼出一种迄今在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占据重要地位的客观主义观念。这种观念认为 ,科学可以无视自身得以成立的条件而科学地把握业已对象化的存在。在人文社会科学中 ,这一观念经常会演变为认为能够远离生活世界前反思的各式各样的纯粹理论独白。这在韦伯、法兰克福学派、哈耶克以及其他一些人那儿都有不同程度的流露。哈贝马斯试图以批判思维克服先验哲学与经验考察之间的紧张 ,其结果是给出了一组同样匿名的关于共识的普遍要求。因此 ,必须通过知识社会史实现观念向生活世界的返回 ,才能把观念从观念史的束缚中解放出来。     

开放的康德哲学——重读“物自体”

“物自体”是康德哲学的基础性概念。它不仅是理论理性的知识论概念 ,更是实践理性的本体性概念 ,二者之间构成了内在张力 ,贯穿于康德哲学的整个体系之中。康德哲学是可知论与不可知论的结合 ,是理性与非理性 (或超理性 )的矛盾统一 ,正是这种张力 ,推动着康德哲学体系的运转 ,而“物自体”是其轴心。康德对“物自体”的设定在于批判先验实在论 ,使人回到现实的经验世界 ,同时启迪人们从经验世界走向理想。而这都必须在实践中达成。康德哲学由此实现了知识与人文价值的结合 ,知识向人文价值的转化和生成 ;从而端正了西方智力思维的运思路径 ,为人类的实践活动和营造人性的生活世界指明了方向。     

论价值世界构建活动中的人文精神

在构建价值世界的过程中,作为"类活动"的实践使人以自为的生存方式成为主体。自由是自愿与自觉的统一,实践在本质上体现着对于自由的追求。人文精神是以"地道的中文词"体现出来的"世界精神",是人类实践在意识中的历史积淀。人文精神通过民族性和时代性的体现,使世界历史"因此是一种合理的过程"。人文精神通过意志的中介体现为作为载体的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使主体在构建价值世界的活动中发挥能动性。因此既不能抬高价值理性而贬低工具理性;也不能把人文精神与价值理性等同或与科学精神并列。人类通过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对于世界的认识和实践把握,体现了人文精神对构建价值世界活动的"实践阐释"。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都有可能陷入异化,但价值理性的异化更为根本。用人文精神的"原则"对实践中由自发性而引发的盲目性的批判,转化为对价值理性异化和工具理性异化的批判,是人民创造历史能动性的体现。     

论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

国内学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思维方式的研究，虽然把握到实践概念，但存在人的生命本性研究维度的缺失。西方传统哲学“科学观点”与“神学观点”的思维方式是割裂了人性的思维方式，无法实现对人与世界的真实理解。马克思从人的自身根源，以否定性统一的“实践观点”去理解人及其对象世界的思维方式，是一种符合“人之本性”的思维方式，从而变革了西方传统哲学对人与世界的极端化理解模式，实现了在传统哲学理论中割裂的人性的统一。马克思在思维方式上的此种变革，也是当代中国人从马克思主义哲学走向未来的重要思想根基。     

历史理性和现实理性的统一

马克思、恩格斯科学社会主义的根本依据是生产力的发展和发展生产力，它作为历史理性隐潜在社会主义运动的背后，并最终制约着这一运动的成败。因此，能否抓住这一历史理性，是当代中国社会主义事业成败的关键。邓小平理论紧紧地攥住这历史理性，并把它与当代中国的实践理性统一起来，从而使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生机勃勃。把发展生产力与巩固社会主义统一起来，把生产力标准和社会主义本质统一起来，把社会主义发展的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统一起来，是邓小平理论的根本内容，而这一内容的实质正是历史理性和现实理性的有机统一。     

应该怎样理解审美的“无利害性”

“审美”(鉴赏判断)这个概念按照康德的本意,是通过无利害的自由愉快来使人超越利害关系的束缚,沟通经验世界和超验世界,把人引向“最高的善”。这是直接针对自启蒙运动以来科技理性肆虐、人文理性沦落而发的。但由于康德的先验论哲学思想以及在方法上所采取的“纯粹理性的建筑术”的局限,最终导致他不可能完全解决两个世界的对立。我们应该在肯定康德美学思想的积极意义的同时,回避它的思想局限,从他律性与自律性的关系着眼,正确理解审美在扬弃主观与客观、自由与必然、无限与有限、超验世界与经验世界的对立,以及审美在使人进入和谐统一境界、实现精神上的自由解放的重要意义。     

试论理性的“三个世界”

人的理性观念的变化,潜隐着人的价值追求、认知能力和思维方式的改变,从而反映出人类历史、文化和哲学的内在趋向。本文拟从文化哲学本体论角度出发,提出理性“三个世界”的基本观点,并用以分析东西方文化和哲学的历史转向。 一 科学评判的对象侧重于真和假的问题,而道德哲学和艺术哲学则分别侧重于揭示善恶与美丑。真善美作为一种思想学说中的真理成份,和以人类进步与发展为最终真理标准的价值评判原则,无疑是理性在文化哲学意义上的客观内容。理性在西方哲学史中的亚里士多德、     

和谐文化的核心问题及实现路径探析

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是文化的两种基本形态，科学与人文两种文化的关系问题是破解现代文明发展困境的时代主题，也是和谐文化的核心问题，和谐文化应该体现科学性与人文性的统一。只有科学与人文两种文化“比翼齐飞”，才能突破传统文化的藩篱而实现文化现代化，发挥和谐文化的价值导向功能。和谐文化的特质为和谐文化建设指明了方向，即从思想层面上，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树立和谐文化建设的指导原则，从实践层面到教育层面，努力促进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融合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