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儒内法”之再辩正——以明代的法律实践为中心的考察

我国封建王朝的法律实践,无论是立法,还是司法,都体现了依礼制法、以礼入法、以法护礼、以法行礼的原则与精神。明代的立法和司法两方面的法律实践都证明,"礼"是明朝统治者统治的最高准则与核心,从而进一步证明了我国封建王朝的统治是"外儒内儒",而非学界一向认为的"外儒内法"。     

试论魏晋至唐初封建地主阶级统治思想的演变

汉武帝时期提出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中国思想史上极为重要的事件。以此为标志,封建地主阶级融汇儒法,威德并用,确立了自己统治思想的基调。但是,一个阶级统治思想的形成与发展,绝不能一纸圣谕便可裁定。在以后长达2000余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国封建社会各种矛盾不断消长斗争,使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思想也经历了一个不断完善以至衰亡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从魏晋到盛唐无疑是一个不可忽视的时期。它介于秦汉和隋唐两次长期大统一之间,是封建地主阶级统治思想发展得更为完备、更为精致的阶段。 任何统治思想重大的转折性变化,无不表现为在保…     

“儒法合流”的历史逻辑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

汉初的“汉儒批法”及随后的“儒法合流”并不仅仅是一个文化事件,其背后反映着封建大一统权力秩序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发展乃至整个社会价值建构的客观要求,本质上是封建统治秩序的价值重构。但作为统治策略的“儒法合流”,并没有真正解决“家天下”所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尤其是德治和法治的有效结合问题,反而造成了“礼高于法”等一系列封建社会秩序建构的缺陷,并影响到了随后整个中华传统文化的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必须基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逻辑,探索其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在一致。     

奇思巧构 另辟蹊径

正明代是我国封建社会最后一个重建汉族统治的朝代,它试图在社会文化生活的各个方面规避和去除以蒙古贵族统治为核心的"元"的影响。反映在绘画方面,就体现在对宋代绘画制度的恢复及绘画风格的推崇上,于是,宫廷绘画蔚然成风。与宫廷绘画有密切联系、处处讲师承的"浙派"绘画成为当时的一大主流。同时,在长江中下游的苏州、南京、松江等远离京     

外在背谬与内在调和的统一——对中国儒文化特质的一个探讨

中国儒文化具有外在背谬与内在调和相统一的特质.这种特质主要体现在以下对偶范畴的共存之中:从思维分层上来讲,中国儒文化的超越性和世俗性特征共存;从价值取向上看,中国儒文化内圣的诉求与外王的诉求共存;从概念内涵上分析,中国儒文化把"德性"与"问学"有机地统一了起来;从概念外延上梳理,中国儒文化这种特质涉及到个体与群体、人与自然的调和诸方面.     

略论中国封建社会的人才思想及官吏选拔制度

在中国2000多年的封建社会里,封建专制能够确立和延续,社会经济得以发展,科学文化得以繁荣,与封建社会的人才思想及官吏选拔制度有着密切联系。一 封建社会初期,儒法之间曾经发生过关于人治与法治的争论。儒法两家观点迥异,其结局是人治思想获胜。儒家人治思想之所以能够被新兴的地主阶级所采纳,就在于它有可供利用的内容:“君权神授”“替天行道”的提法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所谓“天生民而树之君,以利之也”①,“天之为父母,以为天下王”②均表明君万物者莫大于天,天不能自行其意志,而必假于天子或帝王以行之,于是作为统治者的一切活动就…     

汉——唐法律思想略论

本文阐述了汉——唐时期儒法两家法律思想的消长融合的演变过程;结合法制的沿革、法律的实行和法律平等及肉刑废复等问题,对儒法两家法律思想的分歧点和本质上的一致性作了说明;论述了社会经济制度、阶级斗争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对法律思想演变的影响;指出这一时期法律思想的特点是,随着西汉开始的法律儒家化,逐步形成了占统治地位的以儒学为伪装、儒法合流的“德主刑辅”的地主阶级正统法律思想。     

明代中后叶的平民儒学与“异端”运动

自汉武之世实施“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政策以来,儒家由先秦诸子百家中的一家升入庙堂,儒学由私学成为为封建专制统治服务的官学。迨至明代中后叶,与封建社会晚期商品经济的发展、平民阶层的崛起相适应,儒学呈露出由庙堂返回民间,由经院哲学而向大众化、通俗化方向发展的迹象,以至产生了同官方儒学迥然有别的平民儒学。这无疑是中国儒学史、乃至整个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一件具有重要意义的大事。     

试论中国封建社会的对外开放

试论中国封建社会的对外开放侯丕勋前些年，我国史学界对中国封建社会的评价出现“封闭”和“开放”两种见解。目前虽无争论，但对垒明显。自战国、秦汉以来，基于生产力发展水平和先天的自然环境因素等影响，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便成了中国封建社会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形式。...     

日本徂徕学派对儒法"人情论"的继承与超越

就观念形态的主调而言,日本的近代化,自始至终都是一个"脱儒"的过程.日本徂徕学派对儒法"人情论"所做的近代转换工作,则可视为这一过程的中心和枢纽.徂徕学派对儒法"人情论"取长补短、融为一炉的改造,最终形成了具有近代意义的政治优位、公私分治、政教分离的思想,为日本的早期近代化铺平了道路.     

儒家经济思想之深层土壤──兼论中国经济思想史中的儒、道融合

在中国传统文化的五大主流派(儒、道、墨、法、农)中论其对后人影响之深远,可谓儒、道并举。在传统文化中,尽管独尊儒术,掩盖了其它学派,尤其是道家在传统思想形成过程中的作用,但事实上在民族性格和价值观念的形成上,道家起了儒学所无法起到的作用,并为儒家学说培植了广泛而深厚的社会──心理土壤。 与道家相比,儒学一直显得很吃香。它对中国封建社会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宰是显而易见、妇孺皆知的。而道家对中国封建社会意识形态的统摄作用则如同其道体一样,无影无形。自汉武帝采纳董氏之主张,“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便交上了红运。但在…     

人的情感生活在变化中

中国社会发展的特定的经济文化环境形成的特定的情感生活方式。在几千年强大的封建宗法专制制度的统治下,主宰我国社会心理发展趋向的是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封建社会的正本思想。     

《贞观政要》官德保障机制论要

《贞观政要》继承和发展了儒学政治哲学的人性理论。其官德保障机制体现在内修与外治两个方面,一则从非制度的内在层面强调官吏通过思、慎和学的途径修身养德,二则从制度的外在层面加强旨在预防、考课与奖惩官员的吏治建设。体现自律与他律、儒学政治哲学与法家政治理念的统一,完善了中国传统政治外儒内法的基本模式。     

浅论唐诗中的倡伎

唐代是我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国势强大,经济繁荣,人们在满足了物质需求之后,便开始追求精神上的娱乐。随着唐帝国对外交流的增加,西方的宗教、哲学、音乐乃至风俗习惯等大量传入中国,使中国文化有机会吸收不同于自身传统的文化营养,形成了儒、释、道并行传播的局...     

略论农民战争所建政权性质问题

在我国两千多年封建社会的历史上,存在着一种大家熟知的情况,即每当一些较大规模的农民战争发展到一定阶段时,起义农民则建立起与封建王朝相对立的政权组织。最终结局,除个别的由于取得全国的统治地位,蜕变成为新的封建政权外,多数则在与地主阶级激烈搏斗中被绞杀。这种在农民起义的革命烈火中产生并存在一定时期的政权组织属于什么性质?     

论黄宗羲"作文不可倒却架子"观 ——以其塔铭批评与创作为中心

在禅风炽盛的明清之际,黄宗羲强调儒者"作文不可倒却架子"。首先,在对当世儒者所撰塔铭的批评中,黄宗羲认为"启众信、备僧史"理念统摄下的塔铭写作有失儒者气象,文章往往雅俗相乱。其次,在自身塔铭创作上,黄宗羲的儒者本位意识也有所投射。论及僧诤时,他善于借儒者之例批判禅林门户之见;为逃禅者作塔铭时,他着力凸显塔主"外禅内儒"之精神实质。以黄宗羲的塔铭批评与创作为中心,可解读其"作文不可倒却架子"观的内涵,并可感受当时儒释交游之张力。     

试论洋务运动发生的经济必然性

洋务运动是洋务派为了维护清政府的统治而发起的,但是它之所以发生的最终原因并不在于运动发起者的主观动机,而在于隐藏在他们动机背后的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必然性。一洋务运动发生的经济必然性要从中国当时社会生产方式的变更中去揭示。在中国封建社会中,一直是小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着统治地位。随着生产力的不断提高,封建社会内部滋长着的商品经济日益发展,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产生了     

浅析唐太宗赦宥的政治功用和背景

赦宥是中国封建社会君主常用的一种政治手段,唐太宗在位期间,赦宥作为一种政治策略和工具,起到了缓和阶级矛盾、安定政局、巩固统治的功用,赦宥的针对性和目的性比较明显。太宗对待赦宥的态度也十分慎重,每次赦宥均有着特定的政治和社会背景,对巩固太宗的统治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简论我国封建专制主义思想的形成和演变

我国封建社会有两千多年的漫长历史,它给中华民族创造了丰富的思想文化遗产,也遗留给我们一副沉重的封建精神枷锁。专制主义是封建社会政治思想的核心,它对我国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有着广泛、深刻的影响。封建专制主义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既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那个思想家头脑里固有的,而是随着封建社会政治制度和经济关系的产生、发展而逐步形成的。列宁曾经说过:中国的“封建制度是建立在农业生活方式和自然经济底统治上面;中国农民所受的封建剥削的源泉,是他们之以这种或那种形式束缚于土地;这种剥削的政治代表者是以皇帝为政体首脑的全体封建主和各个封建主。”列宁的这个论断,从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两个方面,揭示了中国封建制度最本质的特征,认清这个特征,才能真正了解我国封建专制主义的政治思想是怎样形成和发展的。     

乾隆初政和“宽严相济”的统治方针

乾隆时代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繁荣时期。当时,继康熙、雍正的励精图活之后,秩序稳定,生产和财富增长,国力蒸蒸日上。乾隆初年面临的政治问题是继雍正的严酷统治以后,社会和官场弥漫着惴惴不安的恐惧心理和紧张气氛。乾隆即位之初,采取许多措施,来消除这种气氛,改变雍正苛严的政策,实行“宽严相济”的统治方针,在这一方针下形成了乾隆一代的统治格局和作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