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刑事诉讼中的告知义务

作为一项国家义务,刑事诉讼中的告知义务来源并最终服务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知悉权。它为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实现其他诉讼权利或实体权利提供了逻辑前提,有助于刑事诉讼惩罚犯罪、保障人权目的的实现。我国刑事诉讼法告知义务的规定存在诸多不足,克服这些不足,需要我们扩大告知义务的范围;明确告知义务的方式及其履行期限;建立确保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知悉权实现的保障机制。     

从人权保障的视角看刑事诉讼法的修改

为顺应我国政府履行国际人权公约规定的义务和推进人权保障进程的要求,针对我国刑事诉讼中极易侵犯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人权的问题,明确提出了应以人权保障为主导思想来修改刑事诉讼法。指出了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有关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人权保障方面存在着犯罪嫌疑人无法充分获得律师帮助权、律师阅卷权受到限制、被告人的辩护权难以充分行使、缺乏明确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等诸多不足,参照部分国家有关强化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人权保障的措施以及国际人权公约的规定,提出了我国修改刑事诉讼法的具体建议。     

论不定罪没收的程序构建

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针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死亡的案件,增设了不定罪而没收犯罪所得的特别程序,以此来落实有关国际条约规定的义务,加大反腐反恐的力度。不定罪没收程序的设计,主要源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关于资产追回的规定。认真分析《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条款并借鉴他国立法实践,有利于不定罪没收程序的实践运行。     

从法定权利到刑事司法“告知”义务的履行

刑事侦查阶段的犯罪嫌疑人由于种种原因并不完全知道此时自己享有什么权利,为维护其合法权益,也为了履行职责,侦查人员应向其履行"告知"义务.法律语境下的"告知"与"通知"等词不同,由于它将影响到犯罪嫌疑人是否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它强调行为方式和行为后果.本文提出两种"告知"语言模式,以期达到"用当事人能听(看)懂的语言文字"告知"的目的.     

论配偶间同居义务的效力

配偶间的同居义务是配偶权的核心内容之一,关于是否确认夫妻间的同居义务,同居义务是否将导致婚内强奸的泛滥,一直困扰着理论和实务界。本文以同居义务的性质和行使的分析为基础,从同居义务的法律效力着眼,探讨了其对夫妻间侵权行为的阻却违法性效力,以及违法同居义务的法律后果等问题,指出了配偶间同居义务的特殊性,并运用利益衡量的方法就同居义务与性自由进行价值权衡,从而论证了配偶将同居义务的特殊性和正当性。     

我国取保候审制度的缺陷及其完善

我国取保候审制度存在着定性的缺陷,导致对犯罪嫌疑人诉讼权利保障的困难。适用条件的缺陷又导致操作上的无所适从及混乱。为保障刑事诉讼的顺利进行,同时保障犯罪嫌疑人的诉讼权利,应重构我国取保候审制度。     

司法审判中定作人过失责任的认定

什么是定作人的安全保障义务以及定作人违反该项义务应承担何种责任近年来成为民法学界和社会所关注的问题。本文阐述了安全保障义务的内涵;指出在司法实践中,应结合定作人对危险因素预见的可能性及采取的措施等,判断是否应由定作人承担过失责任。     

论中国文书提出命令制度适用范围的扩展——以第三人文书提出义务为视角

文书提出命令制度的确立对于提升民事诉讼当事人证据收集能力,保护其合法权益以及保证人民法院准确认定案件事实具有重要意义.中国《民诉法解释》第112条在借鉴大陆法系相关规定的基础上对该项制度作出了规定,但相较大陆法系有关立法例,中国对于该项制度的设计还存有缺陷,其中最突出的就是中国文书提出命令制度的适用范围规定得过于狭窄,仅将当事人纳入了文书提出义务主体的范围,而忽略了对诉讼外第三人的考量.因此,有必要借鉴域外关于第三人文书提出义务的立法经验,以对中国文书提出命令制度的主体范围进行必要的扩展,从而尽快在中国确立案外第三人的文书提出义务.     

论犯罪嫌疑人身份确立程序

由于我国缺乏犯罪嫌疑人身份确立程序,导致侦查机关滥用权力,犯罪嫌疑人人权得不到保障,在实践中犯罪嫌疑人身份异化为违反党纪、行政纪律的嫌疑人、治安处罚相对人、普通的被调查人。事实上,各国对犯罪嫌疑人身份确立程序都予以规定。我国也应确立该程序,并赋予被调查人对该程序的启动权,赋予检察机关对该程序的监督权。     

我国刑事诉讼法无“沉默权”法律规定的主要原因分析

尽管"如实供诉"与我国已签署的<公民政治权利和经济权利公约>中"反对自证其罪"的规定相矛盾,但我国在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中仍对犯罪嫌疑人的"如实供诉的义务"作了明确规定.作者从当前社会治安的严峻状况和相对落后的侦查能力、社会文化传统、刑事诉讼的目的等方面阐明我国刑事诉讼法未明确赋予犯罪嫌疑人"沉默权"的原因.     

完善逮捕必要性审查制度构想

逮捕在我国是一种审前羁押制度,有力地保障了刑事诉讼的进行,但逮捕措施如被滥用,必将严重损害犯罪嫌疑人的人权,为此,我国刑事诉讼法引入了逮捕必要性条件。但逮捕必要性的适用在司法实践中还存在诸多问题,导致其对保障犯罪嫌疑人人权的效果还不明显和均衡。我们有必要建立完备的逮捕必要性审查制度,对逮捕必要性条件的证明、审查、评估等方面进行规范,从而更好地体现出逮捕必要性对保障人权的价值。     

浅谈亲属间拒绝作证权

当我们为这个社会设定一种道德规范、法律原则以及义务准则时,追根寻底无非是在尝试一种能使现实的社会关系更有序更合理的方式。亲子、兄弟之间固然具有以血缘为纽带的自然联系,但作为家庭等社会关系的产物,它更是一种社会的人伦。当自然的产物带上社会的印迹时,矛盾随之而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48条第1款规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人,都有作证的义务”。由于法律没有规定任何例外情况,因此犯罪嫌疑人的近亲属也属于必须履行法定义务的范畴。问题是当人们真的不折不扣地履行这种法定义务而在刑事案件中频频“大义灭亲”时,真…     

精神赡养义务履行困局及破解路径

精神赡养义务入法有利于保护老年人的精神权益,但其履行情况并不乐观。现实中既存在义务人积极履行精神赡养义务与相关政策制度支持乏力的矛盾,也存在义务人消极履行精神赡养义务与该义务履行客观评价标准欠缺及法律保障不足的矛盾。为落实精神赡养义务的履行,应当明确精神赡养不同主体间的责任与义务内容,设置精神赡养义务履行的最低限度,并据此完善与之匹配的探亲假制度、激励措施、失信惩戒措施及老年人关爱服务制度等。     

刑事侦查模式与审判模式的机制冲突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第一次出现了'公正审判'一词,在刑事审判阶段大量吸收英美法系当事人主义的审判模式内容,使校辩双方地位趋于平等化。但侦查阶段,我国始终奉行的是职权主义模式,几千年义务本位的法文化背景直接或间接地使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地位的实际客体化,从而使犯罪嫌疑人和辩护人与国家侦查机关的地位不平等,没有达到'公正侦查',以至于形成'控'、'辩'前提条件不完备的诉讼结构失衡,我们所期待的公正审判将只能是一座空中楼阁。因此笔者试图在我国侦查阶段引入以'弹劾制'侦查现为支撑的当事人主义侦查摸式,使其与当事人主义趋向的庭审相适应、并且适当做好侦查与庭审之间的衔接工作,以完善我国刑事诉讼运行体制。     

警察搜集分析DNA生物样本与公民隐私权保护问题探讨——以美国的司法判例和学说为主要研究对象

随着DNA生物技术的快速发展,分析DNA生物样本可以揭示出个人的身份信息,因此,此项技术被世界各国警方用于识别犯罪嫌疑人的身份,帮助警方侦破重案和陈年旧案,预防犯罪以及纠正错案,但该项技术的使用也面临侵犯公民隐私的风险,如在没有搜查令的情形下秘密地获取犯罪嫌疑人的DNA生物样本,然后分析、比对犯罪嫌疑人的DNA信息就可能会侵犯其宪法上的隐私权。美国《DNA法案》将搜集DNA生物样本的对象扩展到一般犯罪者和所有的被捕者,引起人们对DNA信息隐私保护的担忧,另外,DNA分析之“家族式搜查”方式使警方可以提取、分析犯罪嫌疑人近亲属的DNA信息,这也进一步引起学界对该搜查合宪性的质疑。     

律师辩护难的现状、原因及对策

刑事诉讼法修改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权利特别是辩护权得到了进一步加强和保障。从而为律师辩护业务带来契机,特别是抗辩庭审模式的确立,为律师提供了施展才华的广阔的舞台。但实践中,律师依法执业仍然困难重重,严重削弱了律师的辩护功能。本文剖析了导致律师辩护难的原因。并提出了一此针对性的解决对策。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重罪案件中的适用分析——以检察机关的主导责任为视角

检察机关作为侦查质量的评价者、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适用者、司法资源的调控者、犯罪嫌疑人诉讼权利的保障者，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适用过程中承担主导责任。受合法性义务和客观性义务制约，检察机关应当恪守客观中立的立场，进一步强化履职能力，加强与辩护人的沟通协商，提高量刑建议水平，保障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顺利运行。     

关于教师伦理之教师义务的研究

对教师义务的含义、特点、内容以及劳动自由与道德义务的关系进行了论述,阐明了如何培养教师道德责任感和义务感。教师职业道德义务的核心内容就是要落实或执行教育公正与教育仁慈,道德法则是一种自由规律,要达到教师道德义务的主体自由,必须实现教育道德义务意识向教育良心的转化。     

侦查讯问程序的批判性重塑

我国现行侦查讯问程序设计的一个突出特征是“口供中心主义”下的强制取供,即整个程序是以确保侦查机关“顺利”获取犯罪嫌疑人的“口供”为中心而加以设计的,为此,甚至不惜直接或间接地强制向犯罪嫌疑人取供。从实践效果来看,正是这种目的错位的程序设计导致了实践中侦查讯问阶段刑讯逼供的频发。对此,应当从理论上予以批判,并从以下方面着手予以重构:反对强迫犯罪嫌疑人自证其罪,赋予犯罪嫌疑人有限度的沉默权;赋予辩护律师于侦查讯问时在场权;进行全程连续录音、录像。     

论我国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的名誉权保护

名誉权作为人格权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社会个体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其不仅关系到民事主体实现人格独立、维护人格尊严,也关系到国际民主法治的进步。在侦查阶段,侦查制度等方面的问题,造成了大量侵犯犯罪嫌疑人名誉权的现象。应从侦查阶段的告知义务、救济制度和侦查监督这三个方面进一步完善对侦查阶段犯罪嫌疑的名誉权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