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化力度、人口流动行为与户籍改革

本文分析了户籍制度保护二元劳动力市场的前提条件 ,通过实证研究论证了工业化乏力和劳动力市场素质门槛是限制农村劳动力进城就业的根本原因。基于人口流动行为的分析 ,阐明了户籍制度改革可能使部分率先富裕起来的农民入住集镇或中小城市 ,但并不能根本改变民工在城乡间或城市间的“钟摆式”流动特征 ,难以达到促进城市化从而促进就业转换及扩大就业的目标 ,最后是政策含义。     

关于农村劳动力进城务工的思考

近些年来,随着大量的农村劳动力进城务工,不可避免地对城市就业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本文在分析农村劳动力进城务工的原因和现状的基础上,探讨他们对城市就业究竟有何影响,并提出应采取有效措施,充分发挥农村劳动力对城市就业的积极作用,从而不断促进城市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     

加强领导和综合协调 切实做好流动人口(农民工)计生工作

目前,全国进城务工农民约1．2亿人,加上在乡镇企业就业的农村劳动力,农民工总数超过2亿人。做好农民工工作对于改革发展稳定和整个现代化事业具有全局性的重大意义。特别是做好农民工计划生育管理服务是事关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全局和稳定低生育水平的重要工作。     

人工智能、劳动力需求与人力资本投资

基于国际机器人联合会提供的工业机器人数据以及全国人口普查和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构建工具变量回归模型,分析人工智能发展背景下的工业机器人使用如何影响区域劳动力市场对不同技能劳动力的需求,进而如何影响个体的人力资本投资决策。研究发现,工业机器人使用对低技能和高技能劳动力的非农就业分别产生了替代和互补效应;工业机器人使用引致的劳动力需求冲击进一步对个体人力资本投资决策产生显著影响,其对低技能劳动力非农就业的替代显著提高了个体的大学本科入学概率,对高技能劳动力非农就业的促进显著提高了个体的高中和大学本科入学概率,二者都抑制了个体对职业教育的选择;人工智能普及有助于促进个体人力资本投资,从而提高人口质量和缓解人口负增长的消极影响。建议完善职普融通的教育结构,适应人工智能发展带来的劳动力需求变化。     

基于就业稳定性差异的农民工创业影响因素研究

从就业稳定性差异的视角,基于不同就业特征农民工群体进入自雇创业因果机制的差异,对人力与社会资本在稳定就业与不稳定就业农民工自雇创业中的作用进行比较研究。利用实地调查数据的检验,发现人力与社会资本对不同就业特征农民工群体自雇创业的作用方式不同:不稳定就业群体人力资本中的教育程度越低,社会资本桥梁性越高,越可能进入自雇创业;稳定就业群体人力资本中的城市工作时间越长,社会资本内聚性特征越强,越有可能进入自雇创业。     

中国劳动力市场发展对人力资本投资的影响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劳动力市场的培育和发展立足于促进劳动力流动,片面地强调通过外部劳动力市场调节劳动力资源的配置,对高流动性劳动力市场给人力资本投资带来的负面影响重视不足,在人力资本投资模式尚不完善的情况下,导致了人力资本投资水平的普遍下降。建议重视内部劳动力市场对人力资本投资的促进作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鼓励企业和劳动力建立较稳定的雇佣关系。     

农村外出务工人员行前培训探索与实践

近年来,陕西省铜川市政府紧紧围绕提高农业效益和增加农民收入这个核心;积极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落实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的各项政策措施,针对农村富余劳动力就业观念不新,创业目光不够长远,盲目外出务工遇到许多困难,对技能化务工认识肤浅,务工的稳定性和收入较差等新情况和新问题,着眼长远,把提升农民职业技能作为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工作的重点,鼓励、     

农民工的就业稳定性及其工资差距——基于无条件分位数分解

本文基于中国居民收入调查(CHIPS) 2002年、2007年和2008年数据,实证分析了城市劳动力市场上农民工的就业稳定性及其工资差距.研究发现:2002-2008年农民工的就业稳定性有了很大提升;就业稳定性对农民工工资收入有正向显著的影响,但在不同的年份影响程度差异很大,在校正了就业稳定性的选择性偏差之后,该结论依然稳健;非稳定就业和稳定就业农民工的工资差距在2002年到2007年间减小,2007年到2008年间增大,并且主要由特征差异造成,歧视效应所起的作用逐渐减小:在不同的收入组中,造成收人差距的原因不同,人力资本效应随着分位数的提高逐渐增强,劳动力市场分割效应则相反.此外,文章还讨论了歧视效应在不同收入组中对工资差距影响程度的变动特征.     

市场潜能、有效边界与中国劳动力市场效率

文章基于新经济地理学D-S理论框架与空间计量方法,采用2012-2014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微观样本和省域面板数据构建多层次回归模型,从劳动者工资和就业二元视角界定我国劳动力市场的市场潜能空间边界。研究发现在全域空间上,市场潜能显著提升了我国劳动者工资和就业水平,给劳动力市场带来"双重利好";在局域空间上,随着省域间隔距离增加,市场潜能难以持续发挥对劳动力市场的空间效应,在一定半径范围呈现出"边界效应"。分组来看,市场潜能对沿海地区的工资增收效应最大,其次是沿边和内陆地区,对于就业水平的改善在内陆地区最为显著;扩大市场潜能将有助于缩小高、低人力资本聚集区域的工资水平差距,改善低人力资本区域和群体的就业水平,不过市场潜能对高、低人力资本群体产生了工资"临界分割效应";高速铁路相对于普通铁路产生的"地理收缩效应"进一步提升了市场潜能对劳动者就业的边际增长效应,对劳动者工资边际增长效应弱于普通铁路时期,但整体效应仍然显著为正。综合而言,突破市场潜能有效边界进行"空间重塑"以及在有效边界内进行"空间修复",有效调节地区之间由于市场潜能差异而导致的工资水平和就业增长的差距,从而从整体上提升我国劳动力市场效率。     

生育率最优路径、劳动力供给转型与经济增长

通过内生化劳动力和人力资本,以Q-Q理论为基础,根据生育率在劳动力供给和人力资本积累中的联动关系以及劳动力供给转型规律,利用动态最优控制原理,解释了殖民解放以来发展中国家先上升后下降的人口再生产过程及经济效应。结果表明:生育率的最优路径呈倒U型;整个路径存在两个鞍点均衡,只有当人力资本积累跨越某个门槛值时,第一个鞍点均衡才能过渡到另一个鞍点均衡;均衡的产出水平与劳动力折旧率成正比,与人力资本折旧率成反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