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生育意愿研究经验对国内相关研究的启示与反思

发达国家第一次人口转变、第二次人口转变均早于中国,在生育意愿研究领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首先是生育意愿概念、测量方法以及生育意愿特性界定上比较科学合理。其次在理论分析框架上,从生育意愿的计划行为理论,到生育意愿变动的生育周期控制理论,构建了完备的理论分析体系。三是基于理论指导,深刻分析文化规范、经济因素、职业冲突、家庭权利分配等对生育意愿的影响,避免了将一些人口学特征、家庭特征统一归为影响因素。而这些值得借鉴的研究成果恰恰为国内学者所忽略,由于国内生育意愿测量方法的不科学,也导致生育意愿对未来生育水平的预测能力大大降低。     

区域文化与生育行为的地区差别

在过去二十多年的时间里,我国的人口控制工作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全国妇女的总和生育率水平己从1971年的5.8降到1988年的2.5左右,生育行为的现代化,即由高生育率向低生育率转变的过程正在完成。但是生育行为的这种转变并非是在全国各地同时发生的,而且变化的进程也相去甚远。从整体上说,我国妇女生育行为的转变是一个逐渐扩散的过程:城市中教育水准较高的职业妇女率先接受计划生育,而其它阶层的妇女     

婚姻对人口生育的影响

婚姻是影响人口生育的重要因素,它对人口的生育行为本身和人口生育行为的结果,都产生着重要的影响。具体表现在:妇女初婚婚龄不同,其生育期、高生育力期和人口再生产周期的长短不同,生育水平也不同,婚姻观念不同,实际生育水平不同;婚姻状况不同,对生育行为的影响不同。因而,干预婚姻,促使并保证婚姻生活与生殖过程相分离,是调节人口生育水平的重要社会措施。     

江苏常熟市符合二孩生育人群的生育意愿与行为分析

本文运用常熟市１９９３年一次生育意愿与服务需求抽样调查资料，对其中符合二孩生育条件的育龄人群的生育意愿和行为进行了分析，得出他们的生育意愿已发生转变，计划生育已成为自觉行为的结论。     

婚姻对人口生育的影响

婚姻是影响人口生育的重要因素,它对人口的生育行为本身和人口生育行为的结果,都产生着重要的影响。具体表现在:妇女初婚婚龄不同,其生育期、高生育力期和人口再生产周期的长短不同,生育水平也不同;婚姻观念不同,实际生育水平不同;婚姻状况不同,对生育行为的影响不同。因而,干预婚姻,促使并保证婚姻生活与生殖过程相分离,是调节人口生育水平的重要社会措施。     

全面两孩政策背景下我国政府对城市流动人口的生育治理研究

城市流动人口一直是我国政府在计划生育治理方面的重点人群和难点人群。“全面两孩”政策出台后,我国政府在城市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方面由重管理向重治理转变。本文通过对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计划生育政策演变的梳理,并基于对8省14县政府对城市流动人口生育治理的调查分析,具体阐释政府对城市流动人口生育治理的目的、生育治理的重点与难点、生育治理中的三大转变以及生育治理的经验,为促进政府对城市流动人口的生育治理提供相应的对策建议。     

经济发展方式与出生性别比下降的路径选择

我国出生性别比出现罕见的"六连降",但下降趋势缓慢,出生性别比偏高态势依旧明显。经济发展方式通过影响妇女地位而影响生育决策和生育行为,从而影响出生性别比。经济发展方式落后,对简单劳动力的需求,使得男孩偏好依旧存在,从而导致出生性别比偏高。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能缩小男女在经济收入、社会保障上的差距,男孩偏好终会减弱,出生性别比也将会回归正常水平。     

关于新时期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的思考

新时期全面推进计划生育,稳定低生育水平,必须更新思想观念、转变工作思路,积极探索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机制和政策推动的有机结合,用利益关系引导和调节群众的婚育观念,用政策推动规范和约束群众的生育行为,在落实上下功夫,在兑现上求实效,在发展中求创新。     

二胎时代农民生育观念研究——基于安徽省C村的调查

生育意愿和意愿生育数随着时代的发展有所不同.随着“二胎政策”的落地,生育政策再次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通过个案访谈、问卷调查等方法,在定量与定性分析法的基础上从理想生育数、理想生育性别、生育动机等方面来探讨我国农民生育意愿的变化情况,研究表明理想子女数趋向于二孩,性别偏好开始弱化,生育观念趋于理性化发展.农民的生育动机逐渐将个人家庭幸福和社会责任相结合,生育意愿与实际具体的生育行为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从传统生育观向现代价值观的转变,从落后、保守向文明、开放化方向转变,思维方式、生活方式和工作状态、精神风貌也向现代化迈进.     

农村独女户生育意愿与动机的变化--宜昌市调查报告

根据“宜昌市农村独女户家庭生育意愿与行为研究”专题调研获得的有关数据 ,讨论分析了该市农村独女户家庭群体生育意愿与生育动机的构成 ,揭示这一特殊群体在生育数量、性别偏好、生育时间与间隔、优生等方面的意愿、态度、知识与行为的变化 ,以及在生育上将家庭幸福和对社会的责任结合起来的开明、进步思想。调查结果反映出农民群众的生育意愿、生育动机和生育观念开始向现代文明进步方向转变     

从意愿到行为:育龄人群的"二孩"生育抉择——基于吉林省496位城乡居民的调查分析

为解决我国日益严峻的人口结构失衡问题,2015年我国政府开始实施全面放开二孩生育政策以来,吉林省并没有出现预期中的生育潮.为了解我省城乡居民的二孩生育行为及相关影响因素,我们采取问卷调查和深度访谈的形式对吉林省496名城乡居民进行二孩生育意愿行为进行调查.在对调查结果的统计分析中,重点选取社会地位、家庭内部因素、性别偏好和情感需求4个主要变量对"有生育二孩意愿但无生育二孩行为"的居民和"有生育二孩意愿并且已经生育二孩"的居民进行比较,结果发现在从生育意愿向实际生育行为转变的过程中,这4项因素均起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但其中情感需求的满足超过了其他的因素,成为影响生育抉择的最重要因素.     

我国稳定低生育水平影响因素分析

影响我国稳定低生育水平的因素主要有区域生育水平的差异、现行工作机制的滞后、城乡生育水平的差异、群众生育观念与现行生育政策的矛盾等。因此,必须积极采取相应措施,缩小区域之间和城乡之间生育水平的差距,完善计划生育工作机制,从根本上转变群众的生育观念,稳定来之不易的低生育水平。     

低生育率背景下生育转变与经济发展：滞后还是超前？

低生育率已经成为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共同面临的一大难题。生育转变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密切联系，利用181个国家1987年以来的数据，研究了不同国家生育与经济关系变迁过程及模式。研究发现，大多数国家生育水平的下降滞后于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生育水平下降和经济发展水平提升同步发生只存在于少数国家的某些发展阶段；近些年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缓慢，但生育水平却在持续下降，甚至低于部分发达国家，出现了生育转变超前于经济发展水平的情况。中国生育转变超前于经济发展，生育率在经济腾飞的早期就已经下降到较低水平，而且在生育下降到较低水平二十多年后才成为中高收入国家。一方面，未来中国需要警惕生育水平继续下跌或长期保持在较低水平，另一方面虽然中国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低，但是生育水平依然有继续下跌的风险。     

全面两孩政策背景下育龄晚期妇女生育意愿及生育行为研究

育龄晚期妇女受历史和个人因素的影响,其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在全面两孩政策背景下更具有特征性。育龄晚期妇女的生育水平在很大程度上能够代表育龄人群的终身生育水平,基于2017年全国生育状况抽样调查中海南省的数据,利用结构方程模型对海南省40～49岁育龄晚期妇女的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之间的关系进行探究,发现海南省育龄晚期妇女的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之间具有显著的相互促进作用。提出加大全面两孩政策宣传力度,完善两孩政策相关配套设施,建立孕产家庭生育关怀制度,以此提升育龄妇女的生育意愿。     

不同生育政策背景下育龄妇女的生育行为影响因素研究——基于CGSS2017年数据的实证分析

利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7年数据,使用Ordered Logit回归方法研究不同生育政策背景下育龄妇女的生育行为,同时将生育意愿作为中介变量,进一步探究生育政策对育龄妇女生育行为的影响。研究表明,生育政策会影响育龄妇女的生育行为,一类、二类生育政策较严格地区的育龄妇女倾向生育1个孩子,三类、四类生育政策较宽松地区的育龄妇女倾向生育2个孩子,生育政策对生育行为产生显著影响。通过结构方程模型和KHB方法验证了生育意愿的中介效应,发现生育意愿对生育行为也有显著影响且影响程度高于生育政策对生育行为的影响,这解释了生育政策放宽后,我国的生育率短暂上升后又下降的现象。总体而言,育龄妇女的生育行为受家庭、社会和政策等多种因素影响,应创造"生育友好"的家庭、社会环境并完善生育福利政策,提升妇女的生育意愿。     

低生育率背景下对人口转变的再认识——基于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

无论是传统人口转变理论，还是“第二次人口转变理论”及相关理论，虽能大致描述和解释过往历史特定时期或某些阶段的人口现象，但在理论解释力与发展进程之间的包容性上存在明显局限。生育率转变是人口转变的核心，并且它的转变是一个连续的过程。影响生育率的因素是多元而复杂的，这些因素在不同的自然状况和社会发展方式下尤其是在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及相关社会制度变迁下不断发生更替和转换，共同推动着生育率转变。纵观世界人口经济发展历史，生育率转变经历了五个阶段：低自然生育力、无有效生育控制力和较高生育率阶段，自然生育力上升、低有效生育控制力和高生育率阶段，较高自然生育力、低有效生育控制力和较高生育率阶段，高自然生育力、高有效生育控制力和较低生育率阶段，自然生育力下降、极高有效生育控制力和低或极低生育率阶段。实际生育率是自然生育力和意愿生育率在有效生育控制力的调节作用下选择与平衡的结果，同时还受到人口容量约束下的节育行为影响。中国目前已经处于极低生育率阶段，实现适度生育水平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关键在于保护民族生育力，提高个体生育意愿，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     

影响生育的国外家庭政策分析

利用联合国公开发表的资料以及英国、加拿大和日本相关部门的官网信息．就低生育水平对不同国家家庭政策的影响以及有关国家对生育水平具有隐性或显性作用的家庭政策进行了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低生育水平是有关国家态度转变的依据,态度的转变也带来了政策上的相应变化。三个国家的家庭政策具有明显的增强家庭养育子女经济实力、提升家庭照料子女能力以及促进家庭自身良性发展的作用。     

上海市生育意愿30年的演变历程

通过对1980年初以来上海开展的数次生育意愿调查结果的回顾与梳理,展现了过去30年上海人口生育意愿(主要是意愿子女数和意愿子女性别)的演变历程:意愿子女数呈不断减少趋势;不同群体间生育意愿数虽存在差异,但都低于2个孩子。同时,总和生育率、孩次率等多项指标显示,上海人口的实际生育已长期处于很低水平。文中历次调查的意愿生育子女数与相应年份总和生育率的纵向比较可表明,在低生育水平社会,人们的实际生育水平一般低于所报告的意愿生育水平。     

当代城市青年夫妇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探析——基于安徽省芜湖市四个社区的实地调研

适时调整计划生育政策是对人口数量的有效调控.2013年底我国开始推行“单独二孩”政策,期望稳定适度低生育水平,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本文采取抽样数据统计和实地调研访谈,了解计划生育政策变迁对城市青年夫妇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影响.结果显示,当代城市青年夫妇存在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背离现象,经济压力、工作压力、政策不配套、婚育年龄推迟、代际冲突等是重要原因.把当前城市青年夫妇生育意愿转化为生育行为需要国家、社会、家庭多方合力.     

中日两国生育意愿、生育水平及影响因素比较

利用中国和日本的现有资料,分析两国已婚妇女的生育意愿、生育水平、意愿与行为的差距及部分影响因素。结果显示,约十年前,两国已婚妇女的理想子女数都高于现实的总和生育率,且日本妇女期望子女数远大于其现实的生育水平。年龄、教育程度、收入水平、职业类别、闲暇时间、本人兄弟姐妹数量对两国已婚妇女的理想子女数有影响。个体生育意愿是动态的,与个体所处生命历程阶段相关。在低于更替水平的生育率下,了解真实的生育意愿和行为,掌握两者差距的特点,才能够准确预测生育水平,制定有效的人口发展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