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小说叙述者和叙述对象的五种关系

叙述者和叙述对象是小说中不可或缺的两大重要因素。根据叙述者与叙述对象的关系在作品中的不同表现,论述了叙述者与叙述对象主要有五种关系,即单纯叙述关系、虚构关系、代述关系、知情关系和同一关系。由小说的叙述层次考察上述五种关系,叙述者与叙述对象关系的亲疏,对作品的艺术效果会产生重要的影响。     

论叙事主体的分裂特征及其意义

叙事理论尽管明确了作为叙事主体的作者、隐含作者、叙述者的区别与联系,并且注意到叙述者的显在地位,认为读者在叙述者身上察觉了作者与隐含作者的声音、故事的寓意和独特形式,并完成了更深层次的交流,但种种区分都昭示出叙事主体既矛盾分裂又内在统一的特征。叙事主体的分裂特征在小说叙述中留下无法抹去的痕迹,成为我们揭示叙事背后内容的隐含结构。叙事源于叙事主体的"精神分裂",表现为作者的"精神分裂"、叙述者的自由与受限以及叙事距离。     

论韩少功长篇小说《日夜书》回旋跨层叙事的美学特征

韩少功的小说《日夜书》存在两个相对固定的叙述者：“回忆者-陶小布”和“亲历者-陶小布”。这两个叙述者的不同视角使文本出现明显的叙事分层。通过变换叙述者和叙述视角，不同叙述层之间的相互跨越形成回旋跨层的叙事结构。在这一结构下，小说的叙述语言蕴含了多样化的叙述声音，呈现出复调式的美学意蕴。同时，小说的文本内容表现出对叙述者的“隐在型反讽”,其真实意图是对过往知青岁月的反思和审视。借助回旋跨层叙事，韩少功重构了对历史的深刻记忆，抒发了对知青岁月的缱绻情怀。     

电视叙事的角度问题

人称指叙述者以一个具体身份出场或发言,它代表或反映出电视叙事叙述者的态度;视角是叙述的焦点,是一部电视叙事作品看取世界的特殊眼光和角度,也是一部电视叙事作品希望被“看”的视角;视角转换是电视叙事透视人物行动的角度,是从两三个视点,从不同的角度来表现人物。只要把握了视觉与人物的关系,就可以自由转换。     

论叙事作品中的叙述声音与叙述者

在叙事虚构作品中,不能将作品的作者等同于作品的叙述者、将作品中的叙述声音等同于作者的声音。二者的混同将给作者的创作与读者对作品的理解带来诸多弊端。叙述者是作者所创造的角色,正是叙述者的身份及其在叙述文本中所表现的方式与参与的程度,决定了叙述者发出的叙述声音,也决定了叙述文本的基本特征。     

毕飞宇长篇小说《平原》叙事策略浅析

文章从叙述模式、叙述者角色定位两个角度探讨了毕飞宇长篇小说<平原>的叙事策略一是探讨作品在叙事视角转换过程所表现出来的灵动的叙事风格,二是从隐含作者、现实作者和叙述者三者的相互关系中阐释作者对叙述者的角色定位.     

论叙述视角中虚构世界的不完整性

现实世界在本体论上和内容上是完整的,而叙事虚构世界是不完整的.在叙事中,故事可以无限地延展,但因为文本的限制,叙述者只能选择一定的叙述视角进行叙述,这必定会造成叙事中虚构世界的不完整.叙述者在叙述过程中不可能面面俱到,他选择叙述什么,选择不叙述什么,都与叙述者的伦理取位紧密相关.影响虚构世界的不完整性的因素除了文本本身的边界之外,还有文本残缺、文类规则、作者风格、美学追求、文化特点等因素.以上这些因素,除了文本残缺之外,都与叙述视角有关,并且能够折射出不同叙述视角所蕴含的伦理价值及其意义.     

论简·奥斯丁叙事策略的转变

奥斯丁的《诺桑觉寺》和她的其他五部小说相比较 ,在叙事策略上有着显著的不同。《诺桑觉寺》采用了公开的叙述者和外露的作者型的叙述声音 ,突出了作者的在场 ,获得了作者权威 ,构建了公开的、女性身份的作者立场。由于这部小说未能及时得以出版 ,奥斯丁调整了她的叙事策略 ,在这之后所写的小说采用了隐蔽的叙述者和含蓄的叙述声音 ,以及间接性的、含混型的叙事手法 ,小说自我叙事意识逐渐减弱 ,作者权威逐渐引退 ,表现出对作者型叙事行为的克制。     

从《狗年月》看格拉斯的叙事策略

德国作家君特·格拉斯的<狗年月>体现了作家高超的叙事技巧和独特的艺术风格:文本三部分选取三个不同的叙述人叙述.运用不同的叙事视角,使文本呈现出一种立体式的叙述结构;对同一事件的多角度叙述,表现出一种奇特的时空观;元小说的叙述方武,显示了叙述者对故事的想象力和控制力,作家的这些叙事策略挽救了50年代德语文学的叙事危机,也为当代长篇小说树立了光辉典范.     

论《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消费叙事

消费话语处于《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文本构成的重要位置。作品消费叙事的“故事”功能在于发动、引导农村土改运动,这一政治功能经由叙述距离、叙述投影和叙述语态等叙述策略得以体现。叙述距离方面,“讲述”主要集中于人物消费条件、处境和消费能力、水平的叙述,“展示”主要是以争夺、守护、占取和享拥消费资料（及与此相关的生产资料）为叙述对象的叙述。叙述投影方面,消费事件被分别置于零聚焦、内聚焦和外聚焦的观照、把握之下。叙述语态方面,消费话语的叙述者主要有作为隐含作者的故事外叙述者,作为故事旁观者的叙述者,直接出面的故事内叙述者（故事人物）,隐含故事内叙述者。作品调动叙述距离、叙述投影和叙述语态等叙述策略对关联于土改运动的消费现象进行艺术表现,也在较大程度上暗合了文学性要求。     

论第一人称叙事者的边缘化

第一人称叙事者的边缘化是第一人称叙事的一种特殊情况。它是第一人称 ,同时又具有第三人称的某些特点 ,能够讲述按照逻辑与常识第一人称叙事者所不知道的事情。第一人称叙事者的边缘化是叙事的两个基本原则———现实生活与叙事的内在自足性相互妥协的结果。它有三种基本类型 :第一人称叙事者人物角色的淡化、第一人称叙事者人物身份的虚化和第一人称叙事者的暂时退出故事     

叙述层变换与视角运动

叙述层变换和人物视角在时空中的运动是人物充当形式叙述者的典型叙述形式。涉及同故事和异故事时 ,讲故事的人物和被讲述的人物的视角关系往往导致叙述者符号操作行为的复杂化。对叙事现象中的视角关系的精确刻画有利于文本的意义分析。     

谁在叙事－试论新闻的叙述主体

新闻是一种叙事 ,即向受众报告“新近发生的事实”。本文通过对新闻作品的分析 ,认为在新闻作品中 ,客观事实的叙述者并不完全等于写作新闻的记者 ,而是由记者和新闻事件中人物这两大类构成的 ;并进而总结出了 7种叙述主体类型及其主要特征     

论《荒凉山庄》两个叙述人的艺术手法

《荒凉山庄》的两条故事线索是由两个叙述人分别讲述的。一个以作者的姿态作全知叙述,担当了德洛克夫人故事的铺陈和社会环境的全景介绍的任务;另一个则模拟书中女主人公埃丝特.萨默森的口吻,以第一人称自述的形式,讲述了荒凉山庄中埃丝特及其朋友的故事,体现了它独特的艺术魅力。     

“说”出集体性——口述性（orality）与20世纪40年代的解放区小说

20世纪40年代解放区小说中,经常出现一种作为情节生产者的"非角色化"叙述者,和作为假想主体的"情境外"叙述接受者,二者之间的遥相呼应完成了叙事传达和接受的想象交流。这种叙述者和叙述接受者之间口述性的共时交流成功地使这类作品易于为农村普通读者接受。口述性的仪式化结构更为解放区作家虚拟了一种"集体性"景象,并为他们提供了使之合法化的叙述工具。     

凯南和柯里的"叙述者"理论比较

凯南与柯里都注重作为叙述者的作者在故事叙述中的重要地位,二人都从布斯的理论出发论述叙述者问题。凯南认为叙述者是叙述交流的构成要素,并分析了它的不同层次;柯里提出叙事者是控制者的观点,并通过身份、叙述视角技巧的分析论证了自己的理论。这是他们的相同面。二人的不同面是:凯南的结构主义叙事学是以故事为中心,把作为叙事者的人放在文本结构中来阐释;柯里的后现代主义叙事学则突出了作为叙事者的人,认为人是叙事动物,人是叙事的讲述者和阐释者。     

命运的轮回生命的隐痛——解读《月牙儿》的叙事裂隙

《月牙儿》的文本隐含多重意蕴，在第一人称叙事模式和与此相应的人物“内部聚焦”的和谐表象下，文本呈现出明显的叙事裂隙，从中既可感受到主人公的宿命感和性格缺陷，也可隐约地窥测到作家本人的某种欲曲折传达的生命隐痛。     

近世湖湘文化精神与20世纪湖南小说叙事

20世纪湖南小说家用得最多的叙事视角还是传统的全知视角,也有不少作品是采用第一人称"我"叙述的,但这个叙述者"我"和作者几乎没有距离,是一个自我叙事者。叙事视角的选择是由以政治作为人生第一要义、以经世致用作为立身处世的基本原则的湖湘文化精神规约着的20世纪湖南作家创作心理定势的强力表达。20世纪湖南小说文本中的叙事关系大多可用"叙述者(作者)———人物"模式来表示,叙事语式和语态大多是作者经历、身分、思想情感的一种直接的投射。20世纪湖南小说文本的叙事视角还存在一个"隐含作者"现象。忧患的叙述情调是与20世纪湖南小说叙事视角相关的一个特点。20世纪湖南小说叙事语式和语态带有明显的局限性。     

《到灯塔去》的叙事艺术

<到灯塔去>是英国女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继<雅各的房间>和<达洛卫夫人>之后推出的又一部意识流小说.在此部小说中,伍尔夫基本摒弃了传统小说中常使用的全知全能型叙述者,改用间接内心独白,采用第三人称作为叙述人称的主线,从人物主观角度进行叙述,并不断变换视角,使得叙述呈多元化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