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行事制度考实

学者通常认为,行事是指南朝的长史、司马行府州事。无论是行事的内容、行事者的身份,还是行事存在的时间,这一观点都有欠准确。行事是指官员以较低的官职摄行较高官职的职权。行事仅是盛行于南朝,在魏晋北朝以及此前和此后的朝代都存在,是中国古代通行的一项行政制度。南朝行事的内容最多的是州署事,然后依次是州署和军府事,郡事,军府事,军府、州署和封国事,军府和封国事,东宫事,县事等。南朝的行事者分为长史、司马,长史、司马兼任首郡太守或将军号,长史、司马同时兼任首郡太守和将军号,长史兼任郡丞、参军、中央官、太守、将军等。     

一只五百钱

隋唐五代时期，有一位青年才子考取了官职后，去拜见自己的老师冯道。冯道虽是当朝宰相，但为人敦厚谦逊，他衣着整齐很郑重地出来见这位学生。     

民主监督的反腐作用

一、民主监督是人类社会进步的必然要求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制国家秦朝,为使官员廉洁,立国之初就设立了监督官吏的御史大夫,并在地方设驻郡监御史。其后,尽管朝代更替,但各朝代都设有负责监督各级官吏的官员和机构。明朝的监督机构称都察院,其官员称都御史,权力之大在六部之上,能代表皇帝出巡,为“专纠劾百官”“当天子耳目风纪之司”。不可否认,这些机构和措施确实对其政权的巩固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这种监督所发挥的作用又是有限的,不仅没有防止朝代的腐败和灭亡,而且监督机构自身也有严重的腐败问题。历史上所有封建王朝都没有逃…     

知识与权力的互动:科举制度与儒家的制度化建构

科举制度是中国古代选拔官员的一种制度.科举制度考察的内容主要是儒家经典,通过不同层次的考试可以获得相应的功名,并授予官职.这样,儒家与权力建立起联系.由于选拔制度的单一性,也使古代的教育制度成为科举制度的延伸,并保证了儒家经典的传播.以科举制度为枢纽,儒家的制度化体系得以建立和运转.     

浅析行政首脑限任制思想和实践起源

行政首脑限任制思想起源于古希腊,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都曾论述到了限任制思想,亚里士多德的限任制思想触及了行政首脑限任制的灵魂性特征。行政长官限制的实践可以追溯到雅典宪政时期,官员一届任期普遍较短,而且一个人不能连续两次担任同一职务。古罗马时期限任制思想的代表人物西塞罗强调官员应该是由选举产生并且不得连选连任。在古罗马共和国时期,官员普遍由选举产生,并且有一定任期时间和任期次数。     

南宋相权扩张若干路径论略

南宋宰相权力相对于北宋明显扩大,除了主管民政事务外,其权力扩张到国家统治和社会治理的方方面面。南宋宰相通过诸多路径来掌控负责军事、财政、监察、谏诤、草拟诏令的机构,并通过机构改设、人事任免、官员升降等手段,使这些机构和官员无法独立行使职权,成为宰相的附庸和专权的工具。南宋朝廷颁布和实施的一些界定宰相权力的诏令和规定,则成为权相不断出现的制度性根源。     

王旦的知人善任

北宋有一套用人制度,选拔、推荐人才,是宰相的主要任务之一,别人推荐或毛遂自荐的,皇帝一般都要征求宰相的意见,然后任命。宋真宗赵恒的宰相王旦,长于知人用人,他当大臣十八年,其中当宰相十二年,经他推荐的国家大臣十几个,其中未当上宰相的仅李及、凌策二人。     

唐开元名相姚崇嫉忌大臣探析

两《唐书》中记录了姚崇与张说、刘幽求、郭元振等官员关系不协,并认为这是由姚崇权谲的品格造成的。不过这些官员在睿宗朝大多曾是宰相,手握行政大权,郭元振、王琚还手握军权。玄宗即位后,姚崇成为宰相,主宰了玄宗朝初年的政治走向,而这些大臣一个个先后离开了中央政坛。姚崇之所以这样做,其实是玄宗初年稳固政治局面的需要,是为了清除睿宗在政治上的影响。处于特定的政治环境,姚崇用非常手段保证了玄宗初年政治的稳定发展。     

唐律“除免比徒”性质考

长期以来 ,“除免比徒”被不少论著视为唐律对于官员犯罪所适用的以官职抵当徒、流刑的制度。但通过对除免制度和除免比徒的分析 ,这种观点是不符合唐律原义的。实际上“除免比徒”并不是为应予除免的官员设立的制度 ,而是为诬告或枉断官员使其获罪被免去官爵之人设立的 ,以解决除免附加刑的反坐刑期问题     

丞相的虚实之分与太平天国的失败

太平天国的丞相官职有多种类型，大体可分为虚衔和实职两大类，各类丞相在前后期的演变情形，符合中国历代丞相制度的基本规律。以太平天国丞相官职演变为中心的考察表明：到后期太平天国的官职已丧失了其基本功能，也偏离了其设官建制的原初动机，说明了太平天国无论是作为一个政权，还是作为一场运动的失败都具有历史的必然性。     

新疆考古取得重大发现

2004年4月，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再次发现一座北周时期栗特人墓葬。这是目前国内发现的第七座有围屏石榻或石椁的栗持人墓葬。出土围屏石榻一具刻图案精美，内容丰富。由墓志可知，墓主人名业，字元基，康居国王后裔，历任车骑大将军、大天主等职，卒于北周天和六年。墓志中的“康国”是汉魏隋唐时期昭武九姓胡国之一，都悉万斤，有大城三十，小堡三百，在栗特全境处于主导地位。志文中两次提到墓主任“大天主”之职，但史书中不见这一官职名称的记载。《北周书》中有“防主”、“副防尘”、“城主”、“军主”、“幢主”、“戍立”等官职。可以看出，“主”这类官职均为军旅的官职。志文中的“大天主”与此有何关系尚待进一步研究。     

宋代皇权场域中的宰相致仕探析

宋代致仕制度不断发展,打破任职终身制,加快官员新老交替,这是政治文明进步的重要体现。然而作为官员最高代表的宰相,致仕制度对其任职时间约束却很小,宰相致仕除身体健康状况外,主要由皇帝态度,与皇帝亲疏关系、为政作风以及朝政形势等因素决定,致仕原因不尽相同,凸显出制度运行与适用的特殊性。宰相罢相为官与罢相致仕具有本质的不同,反映出宋代中枢政治的复杂性。     

曹魏九品中正制的历史真相

曹魏时期官员的任职资格认定并非由中正所垄断,而是存在中正与行政长官两个评价系统:行政长官对官员入仕与晋升,不仅有提名权,而且评价其政绩才干;中正作资格审查时,仅给在职官员定"品",而不给察举对象定"品",仅以"辈"论。中正评价在职官员与察举对象的两种话语,在魏末改革中合二为一:中正之"品"化为"官品",而父辈官职决定子弟起家官职的选举惯例,使父辈的"官品"随之成为子弟的起家"资品",两者相差四等,是西晋"资品"与"官品"级差的来源。     

院士官员化倾向性分析

目前的中国,两种现象突出,一是官做院士,一是院士做官.因此,在院士队伍中,官员色彩越来越浓.但"倾向性"究竟有多大?本文通过抽查中国工程院医药卫生学部和工程管理学部这两个部门的所有144个院士,得出结论是:中国工程院院士的官员度约为5.1,平均官职略高于厅局级副职.     

尚小明：《学人游幕与清代学术》

众所周知，清代是中国学术文化繁荣兴盛的一个朝代。在清代前、中期的大部分时间里，统治者大力提倡学术文化事业，上自朝廷大臣，下至督抚学政以至道府州县各级官员，纷纷致力于编书、著书、校书的文事活动，此类活动，大多凭借幕宾完成。而众多才华横溢的贫寒士人，     

奇特的称呼

山中月：在歙县大谷运、竦坑、汪满田、木岭后、双河口等几个村，也不知是从哪个朝代开始的，晚辈称呼长辈是直呼其姓名、乳名、绰号，比如我小姨夫，绰号叫“狗”，我们都叫他“狗”，我叔外号“丑鬼”（其实是个老帅哥），都喊他“丑鬼”，连叫父母都是名字或外号，但称呼父辈的上辈一般都叫“公”、“娘”。这里长辈晚辈里的“辈”并不是指辈份，     

宋代相权强化原由探析

史学界传统观点认为:宋代把军权分给枢密院,财权分给三司,同时,宰相还要接受台谏的严密监督,所以,宋代宰相的权力已经萎缩到令人难堪的地步。近十几年以来,部分学者在认真排比了宋代第一手史料后,得出不同的结论。如王瑞来先生总结说:“在不断与皇权抗争中,宋代的相权总的看比以往任何一个朝代都重要。”1张其凡先生考察宋初中书事权之后,归纳说:“中书的权力不是削弱了,而是加强了。”2翻检两宋史料,有一个十分明显的事实:两宋基本上没有后妃、外戚、宗室、宦官擅权乱政之事发生,只有权相架空皇帝,独揽中央大政。这个简单的事实以最简洁的…     

楚国“沈尹”考

沈尹作为楚国官制中一个比较特殊的职官,其究竟为何官职还存在着较大的争议。前辈学者对此有两种看法:一是将沈尹作为楚国的地方官长;二是将其当做姓氏。两说均存在一定问题。包山楚简中有"■尹"即文献中习见的"沈尹",作为官职微小的内侍官员可以将中军,这是当时楚王权力强大的一个表现。     

晚清民国文人结社的组织类型及其特点

晚清民国文人社团多达二百余个,社团成员身份复杂,结社方式和结社目的不尽相同,很难以某一标准分类而将二百余个文人社团一网打尽.根据社员角色结构的不同,大致可分为家旋吟咏型、师友传承型、地缘纽带型、报刊纽结型以及官员同僚酬唱型等等.在判断某一文人社团时,不能简单决绝地将之归入某一类型文人社团而排斥另一类型,在重视社团成员之间某一关系时而不能忽略成员之间有可能存在的其他关系.     

试论北宋官员黜降后与仕途的关系

学术界对于北宋官员被贬以后与仕途的关系历来较少关注。通过对北宋官员黜降后仕途的研究,可以看出宋代政治制度的某些层面。本文从官员＂过犯＂对仕途的影响谈起,讨论在北宋官员被贬以后,还有许多途径可以与仕途保持千丝万缕的联系。主要体现在生前的叙复、量移、自便、对移和死后的追复、追贬及配享上。与其他朝代相比,这些都体现出了北宋对黜降官处理的明显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