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建·隐喻·哲学意味——历史文学作品三层面

历史文学作品由表及里包含三个层面。第一层面是重建历史世界。历史本身不是文本,不是真实叙事,但如果历史文学家不借助历史文本的话,那么就无所依凭,创作也就无从谈起。这是一个悖论:历史文本不完全真实,可不借助历史文本创作就没有根据。历史文学家要把握历史精神完整地重建历史世界,不要为历史文本所束缚。第二层面是隐喻现实。隐喻是一种修辞格,它是指某个言语过程中,此物被转移到彼物上面。尽管此物与彼物是不同的,但差异中又具有相似点。历史文学用言语写历史上的人与事,这就是“此物”;但这人与事中隐含的历史精神,通过心理联想,被转移到现实,这现实就是“彼物”。第三层面是哲学意味。这哲学意味是自然的,是作者从生活体验中提炼出来的,而不是生硬灌输进去的,更不是在作品中写哲学讲义。     

当代二十世纪中国女性文学研究批判

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特别是“文革后”的文学视野里,女性文学无疑已是一种触目皆在的“物质”景观。对于中国文学来说,女性的“缺席”与“缄默”已成历史陈迹。女性作家的群体涌现以及性别意识在文学文本中的贯彻和张扬,构成了对男性文学以及以男性为主体的文学传统的现实而强大的消解之势。八十年代中后期,随着对西方女性主义(文化、文学)理论的译介,以及中国知识女性在国家/社会权力结构中主体位置(subiect position)的不断调整,使对中国二十世纪的女性文学研究第一次得到了真正意义上的性别定位。这种“定位”的划时代意义在不久的将来就会得到包括文学在内的历史性的文化确证,并已经对当下的文学与文学批评造成了深刻影响。相当一批的女性学者——有的甚至调整或转换了自己原有的学术视角——表现出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积极关注与热情投入,并与为数已众的女性作家一起,携手成为在整个思想与实践领域反对将女性“他者化”(other)的先锋力量。这些学者的探索在短短的几年里便已硕果累累,她们以自己卓越的研究实绩改变着当下文学批评的话语格局。     

"十七年文学"的现代性问题

近几年来，对“十七年文学”的现代性进行反思、重释的最有代表性、最有影响的论、著有唐小兵编辑的《再解读———大众文艺与意识形态》，黄子平的《革命·历史·小说》，李杨的《抗争宿命之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１９４２—１９７６）研究》，洪子诚的《关于五十至七十年代的中国文学》等。这些论著或论文的一个主要的观点是，延安文学，“十七年文学”以及“文革”文学等并不是一种封建专制主义的产物，而是一种非常“现代”的文化形态。也就是说，这一时期的文学并不是“前现代”或现代化“倒退”的产物，而是现代性文化的另一…     

关于文学文本论的思考

文学文本论是指研究文学作品本体存在的理论,属于文学本体论的范畴。所谓本体论,在哲学上是指研究“存在”的学问,它有两种含义:一种是研究某一个别事物的存在本身;另一种是研究某一事物为什么存在,即它存在的原因、根据、理由。文学本体论同样可以作这样的区分。对于文学为什么存在即存在的原因和根据,笔者已著文作了探讨,这里我们要探讨的是关于文学作品的存在方式,即通常所谓“文本”。在文论史上,曾有过两种影响较大的文本论,一种是传统的内容与形式统一的文本论,另一种是西方现代形式主义文本论。这两种文本论可以说都各有其缺陷和局限,对此我们不妨作些分析,然后再谈谈笔者的思考。     

乡土的浩劫与文学的迷失--"文革"时期乡土小说论

“文革”时期的乡土小说是在“讲话”影响下和“纪要”制约下迷失了自我的历史存在 ,是值得研究的文学课题。它在内容上可分为反映合作化历史进程和表现“文革”时期农村社会现实两大类 ,在思想上显示出过分突出政治的极左倾向 ,在艺术上存在着粉饰现实、模式单一、公式化等缺陷。通过对其进行宏观描述和具体个案分析 ,来揭示它的荒谬性 ,并探讨其历史及时代成因 ,应是解构“文革”神话的有效方式之一。     

比较视野下的历史书写及其形态--以加拿大新移民华文小说为中心

当下对于“历史”概念的理解,并非全指历史学视野中的历史,还应涵盖文学、美学语境下的“历史”;根据所涉加拿大新移民华文小说的具体文本情境,它具体呈现为三种书写形态,即“文革书写”、家族书写和加华史书写;这三种历史书写形态,在北美华文文学、北美华裔文学、中国本土文学等文学语境的综合参照下,呈现出中既传承又变异的特征。具体来说,“文革书写”蕴含“隔洋视角”,并由此在文本中生成离散语境;家族书写除具有传统中国文学中的特指性与历时性特征外,又含有跨界性与未来性特征;加华史书写因历史时空的阻断与隔离,与前两种书写形式相比,脱离了这种主观式的俗套,最大可能性地接近于“不即不离”的艺术理想。     

女性家族史:生命经验的"历史化"书写

家族史是女性个人与历史之间的对话,借助时间性的隐喻修辞手段,以人类经验另一半的“真实”钩沉历史的本质真实,使貌似“真理”的历史编年史暴露出意识形态权力观念对人类另一半历史经验的遮蔽与压抑。“苦难”成为女性生命经验的一部分,是社会的结果,而不是原因。书写苦难,通过女性经验历史化把握到女性生存真实,成为女作家叙述女性家族历史的手段。历史与个人通过经验的历史化场景汇合,揭示出女性主体的历史定位过程。     

历史研究的两个层面与历史存在的四种形态

历史研究的是“过去”.在“重构论”、“建构论”及“解构论”这三种史学理论下,对“过去”的研究都是从对“事实”的构拟开始的.“事实”是被建构出来的,是被置于某种描述之下的“事件”.“事实”又有两种表现形式:物(事物)与事(事件),二者也成为了历史研究的两个基本层面:考古学强调“物”的研究,而中国传统历史学则侧重于对“事”的探究.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历史研究是一个将史料转换成“事实”乃至过去某个面相或者某个片段的过程,而这个过程也往往是在历史学家的精神观念中进行的,由此加入了历史学家个人“主观”解释的成分,形成了历史的另一种形态——“观念中的历史”.观念中的历史与过去真实客观地发生过的历史、史料中的历史以及作为历史学家研究成果的历史一样,都是历史存在的形态之一.它使得历史解释完成了由“客观”的“史料”向带有“主观”解释色彩的“历史学家的研究成果”之间的转化.     

“文革”文学研究的重要收获

编辑先生：您好！近日拜读贵刊1998年第3期刊载的张是超先生的《周杨‘文革”落难现象之反思》和刘成友先生的《形式及其观念意味：对“文革’主流文学经典文本的解读》二文，倍感兴奋、激动．据我看来，这是贵刊设置“文革”文学专栏以来不可多得的佳作，可称得上是重量级拳头论文，是近年来“文革’文学研究的重要收获．‘文革’10年是中国当代历史的一个特殊时期，‘文革”文学也是当代中国文学的一个特殊的部分．研究‘文革”文学对于深人把握那个令人不堪回首的时代的国人的扭曲的灵魂与贫困、病态的精神世界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但是…     

历史的虚构性——谈海登·怀特的历史诗学

历史包含真实发生过的历史事件和作为文本的历史叙事或历史话语两层不同的含义.海登·怀特用现代文学理论研究文本层面的历史.他指出历史学家使用情节设置、形式论证和意识形态蕴涵三种解释策略以及四种转义性语言进行历史修撰,历史文本因此不再是客观地再现或叙述历史事件,而具有了文学文本所特有的叙事性、诗歌性和意识形态维度.因之,历史话语带有了一切语言构造物的虚构性.     

形式及其观念意味:对“文革”主流文学经典文本的解读

本文以“文革”时期的经典文本《金光大道》、“样板戏”等为例,分析由这些文本所体现出来的这一特定时期的时空意识,并阐明当时的权威意识形态如何规定了作家的写作方式,进而分析了文本内外的话语冲突。     

20世纪60年代“王昭君形象”的生成及其影响

20世纪60年代,周恩来总理以“昭君出塞”的历史事件为引子,提出了用文学表现民族团结与融合的任务,王昭君形象因此引起了史学家、文学家的关注.此后,在官方号召、史家印证、文学助力的格局中,王昭君形象有了统一的意义:她“自请出塞”,成为促进汉匈50年和平友好历史的“使者”.这个在空前政治化语境下得出来的结论,明显存在杜撰“历史”细节、“以论代史”,夸大个人历史作用,简化民族关系等诸多问题,其影响延续至今.因此,只有回到史籍记载的文本,廓清昭君出塞的历史线索,才能走出影响,触摸到客观真实的历史.     

中国女性文学中“房间”意象的历史嬗变

在中国封建社会时期、五四时期、新时期的一些女性文学中大量存在着“房间”这种意象。随着时间的演进,“房间”意象在女性文本中也呈现出相应的历史嬗变:从封建社会的宫院·闺阁·织房等到五四时期的幽灵塔·傀儡之家·空屋,再到新时期的虚构之房·隐秘之房·现实之房。不同的“房间”意象却包蕴着一个同样深邃的文化意蕴:作为女性生存见证、女性抗争诉求的真切象征的“房间”意象表现出一代代女性对社会文化、历史传统的深思和反省。     

历史与文学——论新历史主义文学批评

新历史主义文学批评之“新”是相对于旧历史主义而言的 ,后者把文学看成是对真实而具体的历史的一种反映 ,新历史主义者则看到了历史的文本性和其中的虚构成分 ,把历史话语中的真实限制在一定的观念构造之中。     

“‘文化大革命’时期文学”笔谈[专栏]

“文化大革命”时期文学研究是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政治的、历史的、文化的、心理的、技术操作等方面的原因,对“文革”文学的研究,尽管经过许多专家学者的辛勤努力,已有了一些扎实的成绩,但相对于“十七年”文学、“新时期”文学的研究相对于我们应该对其所达到的目标,都还有不少难尽人意之处,显得有些薄弱.在“文革”结束二十年之际,在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某些史料又不断披露以后,为了进一步认识“文革”文学的现象和本质,从而对整个中国当代文学、当代文化有更深的研讨,本刊在许多专家、学者的支持下,在本期开办专栏,笔谈“文化大革命”时期文学.     

论以完形文化为逻辑起点的女性主义诗学

一、人类文化历史和现状表明人类需要构建完形文化 为什么世界女性都有“第二性”屈从身份的本质和表征？依照真正伊斯兰教的风尚，女人只是一种附属品，还被排除在人类之外。为什么全世界的男性相对女性群体而言都是权威的统治象征，以致成为“看着人类的半数受到另一半的排斥而不能参与政府管理，按抽象的原则来讲是一个不可解释的政治现象”。为什么很长一个时期以来是男人独占社会政治生活中的一切职务和职业？为什么男性交出一部分职务和职业权利之后，女性依然困难重重？难道真的是造化让人与人之间有了巨大差别，而人类的这一最大差…     

历史是现实的镜子

“文化大革命”时期文学的研究,自从“文化大革命”收场以后,特别是进入八十年代以后,一直在进行中.不但报刊上经常有有关论文,一些当代文学史、文学思潮史著作均辟了“‘文化大革命’时期文学”的专章加以陈述,而且、最近还出版了一本题为《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学》的“长篇纪实报告”,“报告”了许多鲜为人知的文学现象,受到广泛注意.据我所知,有的学者正在搜集“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历史资料和文学资料,准备做深入研究,撰写有分量的专著.这些情况表明,国内学术界还是把“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文学放到一定地置上来加以对待的.不过,这不能说学术界在这方面的研究已经很够了.不,恰恰相反,是很不够!在新时期,当代文学研究有一个特点,也可以说是缺点,那就是文学研究工作者的兴趣和精力基本上投放在新时期文学或“后新时期文学”上面,相比之下,“十七年文学”和“‘文革’十年文学”的研究则相当薄弱,或者说是不成比例.我所工作的单位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当代文学室曾经多次讨论“分工”问题,想要明确谁来搞“现状”,谁来搞“史”,讨论来讨论去,始终弄不出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方案来.说白了,就是没有谁愿坐在冷板凳上去进行“十七年文学”和“‘文革’十年文学”这种“史”研究.这当然不是没有原因的.我们说     

关于恩格斯《论权威》及维护党的领导权威的几点思考

《论权威》是恩格斯阐述无产阶级政党权威思想的重要著作,时至今日仍具有重要指导意义。新时代维护党的领导权威,既要深入研读恩格斯《论权威》文本,揭示“权威”合逻辑性、合规律性、合价值性的“三性统一”,论证“无产阶级政党权威”是人类社会实践逻辑的必然要求、源于与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的内在统一、以为无产阶级服务为价值旨归,又要从中国的历史过往和现实国情入手,论证维护党的领导权威是“三性统一”的直接体现,确证维护党的领导权威之于当代中国的必要性和合理性。在实践中,立足权威“三性统一”,遵循“统一价值认同——共同利益契合——民主政治保障——有效权威塑造”的层次互构原则维护党的领导权威。     

从林白、陈染的创作看女性主义文学创作中的个人化倾向

个人化写作是20世纪90年代女性写作中的一种突出现象,它不以记述身边琐事为中心,也不突出女性传统意义上被压抑的灵肉冲突,反而以童年记忆、成长期性意识以及同性之恋和自恋作为文本的主要结构。这种个人化写作无疑受西方女权主义理论,尤其是“躯体写作”对女性欲望的深掘这一理论的影响。女作家们超越女性的一般历史情境和现实处境,深入女性生命的本体,书写她们的身体与欲望,这是对女性文学的新突破。然而,拘泥于男性文化批评视阈的人,往往只见身体而不见灵魂,只注意物质而不关注思想。使得这些优秀的女作家们陷入深深的忧郁和孤独,她们的文本创作隐含了创作主体的困惑与焦虑。     

第三代诗歌中的文革隐迹书写

作为20世纪80年代自朦胧诗之后最重要的新诗写作现象,第三代诗歌运动由于自身的复杂性为多种阐释的展开提供了可能。本文从第三代诗人在童年时期曾作为文化大革命旁观者这一身份入手,进入其没有直接书写文革却同样体现为这种影响的其他典型文本,寻绎文革在这些旁观者身上的隐秘书写。提出“抒情主体的在场与旁观”、“作为另一种旁观的乌托邦”和“对自身喜剧化的自觉反省”是文革旁观经历在他们的无意识层面的曝光或逆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