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新盐法》

盐自古以来就是一种重要的生活必需品.人体缺盐,轻则乏力,重则成疾.中国封建社会和国民政府时期,都把盐税视为国家收入的大宗.民国初年,实行的是自由贸易制与引岸制度并存的运销制度.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采取了恢复盐务稽核所职权、制定盐法、推行自由贸易等一系列措施.其中<新盐法>的制订尤为重要.     

清朝盐专卖制度考略

盐的产制运销在春秋战国时已有管理措施。盐业生产早在秦汉时就已成为封建社会主要手工业之一。自汉武帝立盐法,实行盐专卖,禁止私营后,盐专卖制和征税制为封建政权一直采用。盐法的演变也是研究国家干预经济的一个很好的视角。本文分析了中国清朝的盐法制度,产生的原因,采用的方式及其历史局限性。     

北宋入中制度论析

入中是北宋长期实施的制度,对沿边地区储备军用粮草和充裕京师财政有重要作用。商人将物货(主要是粮草和现钱)入纳沿边州军或京师,异地支偿茶、盐、香药和钱等,是入中的基本内容。茶法、盐法的改革与入中制度密切相关。入中制度的不断变化,是政府与商人分割争夺茶盐之利的体现。     

论北宋杨允恭盐法改革

杨允恭盐法改革是宋代淮浙盐法演变中的重要环节。它一反盐法由官卖制向入中法转变的趋势，实行国家垄断收购、地方政府发卖的制度，确立了以淮浙盐支撑江淮漕运的新体制，导致淮浙盐官卖制的长期延续，并对漕运、入中和茶法产生了深刻影响。     

明清榷盐升华管制与俘获理论

通过历史切片对比分析明朝与清朝榷盐体制变迁轨迹,梳理了明朝盐制由宋朝之“折中”制变通为“开中法”,同时以“纳马中盐法”、“纳草中盐法”、“纳布中盐法”、“纳铁中盐法”相继参照补充.而盐制坏于“存积”,随之以“折色”制,却损于“余盐”制,“纲网”盐法,开商专卖之滥觞.清初修调“纲网”盐法,但实施“报效”、“加价”、“加耗”导致盐法混沌.陶澍改票盐,只是历史浮萍,曾国藩暂时举措“保价”与“整轮”两策,覆被李鸿章循环纲法与厘盐制替代,盐制历史完成了循环.同时以经济管制与俘获理论进行动态解析,喻古鉴今,建立租金消散机制,还利益于民生.     

清代福建盐业经济

从宋元至明清,福建制盐技术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即煎盐法、晒盐法和埕坎晒盐法。如清郭柏苍《海错百一录》所说:“闽盐凡三变,宋元以前皆用煎法,至明初始用晒法,万历间有以瓦片砌埕坎晒者,今尽埕坎矣”。宋至明初,闽盐生产基本上是采用传统的煎盐法。元大德年间,福建盐场已有零星采用新法的事例,不过那时还没有普遍推广。大约在明中期以前,福建盐场中晒盐法才取代了煎盐法。制盐技术最重大的一次变革发生在明万历年间。新方法是在海滨潮水线之处,“垒土作埂,四周迥筑各为盐埕,以埕截而为坎,以坎折而为迈”。然后引潮水入埕坎内经日光曝晒结晶成盐。即所谓“砌埕坎,潮入晒之,潮再至,几成盐矣”。这就是著名的埕坎     

《陋轩诗》与清初灶户的社会生活

盐课收入是清代国家赋税的重要支柱,以往人们多侧重于"盐法"即盐业政策的研究,很少关注盐的直接生产者———灶户的社会生活。灶户直接关系到盐的生产与再生产,关系到盐业生产关系和社会属性,应该引起重视。值得庆幸的是吴嘉纪的《陋轩诗》反映了这方面的问题。     

明朝对天津盐业的管理

明王朝对天津盐业的管理十分严密,搜刮也很严厉。盐税收入约占明王朝全年财政收入的一半左右。一、盐法明代天津盐法凡三变:明初“开中法”,明代中叶“折色法”,明末“纲法”。成化七年(1471),北直隶、陕西一些府县发生饥荒。明政府召天津盐商输粮于这些府县,规定输粮4斗给一引盐。这是明承宋元旧制召商输粮于边,以济军粮的开中制度。开中制的实质是天津盐商以力役和实物向明王朝换取盐业的专卖权。     

青白盐使与青白盐刑律──兼论夏宋青白盐贸易

青白盐使与青白盐刑律──兼论夏宋青白盐贸易郭正忠宋夏关系中的青白盐问题，曾引起中外学人的极大兴趣。这里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拟就西夏的青白盐利，盐务管理，宋廷的青白盐使、青白盐法及其刑律，夏来间青白盐贸易方式及双方和战变等，试略作进一步的讨论，并求教于...     

试述宋代盐政

试述宋代盐政□黎世英盐是人类生活的必需品，是社会的大量的需要，故历来政府对盐利都十分重视，对盐实行专卖。征收盐税始于春秋时，管仲相齐，到汉武帝时，盐归政府专卖。至宋代，随着政府开支的增大，为了获取更多的盐利，宋政府对盐法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加强了对盐的...     

元代统一局面下盐官制度的重构

盐官的设置是元代盐政的重要内容之一.有元一代,南北得以统一,元统治者对全国较大的几个盐运司的官员进行了统一设置,并罢去一些规模较小盐司的官员,这反映了统一局面下元统治者宏观调控,抓大放小的管理思想.随着盐务管理体系(盐运司一分司一盐场)的建立,元统治者整合金代盐官体系和元初转运司体系,相应建立了盐官体系,进而推广至南方产量较大的两淮、两浙及福建盐区.这是全国统一局面下的客观要求,也是中央垄断盐业,加强中央财权的重要表现.元代盐官体系盐运司官员设置的规范化使元代盐法在理论上臻于完善,并成为明清盐官设置的样板.     

清初的陕甘与宁夏盐政

清代前期,陕甘运司所属花马池池盐及井盐产地,是全国十一个食盐产区之一。据《清盐法志》记载:“陕甘旧行引盐,池产二,曰花马大池,曰花马小池。井产二,曰西和,曰漳县。其不行引盐之处,池滩甚多,统谓之土盐。而边墙以外,接壤蒙古,地多斥卤,更无盐法之可言矣。”其中,在陕西定边县者为花马大池,在甘肃灵州者为花马小池。花马大地的池盐生产方法则是在每年二月间,“于池内开治坝畦,引水入池灌畦,风起波生,日晒成盐,用力极易。唯天旱少水或雨水过溢,所产差少。”乾隆五十九年时,清政府为加强对花马     

我国建立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时仲裁制度的意义及路径

我国根据有关国际条约承认国外临时仲裁裁决的效力,但国内立法中临时仲裁制度缺位,这不利于在国际交往中贯彻对等、互惠原则,不利于保护我国商事主体在国际商贸活动中的应有权益。自由贸易试验区是我国建设"一带一路"的基础平台和重要节点,其发展需要稳定、可预期、法治化的临时仲裁机制,使企业之间的民商事纠纷以及投资者与东道国之间的投资争端得到高效、及时的解决。《横琴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时仲裁规则》构建的以临时仲裁为主、仲裁机构和司法机构介入为辅的仲裁体系,对其他自由贸易试验区具有普遍借鉴意义。     

陶澍盐务改革及其时代特点

清嘉庆道光时期，淮盐“疲敝至极”，两江总督陶澍进行盐务改革，他在淮南裁浮费、加斤减价、严厉缉私、整顿销售，在淮北实施票盐法，取得成功。值得注意的是，陶澍改革之所以成功，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在经济活动中遵循价值规律和市场法则，重商用商，将商人资本引入经济领域。从陶澍改革中我们可以看出近代前夜中国社会的一些特点。     

自由贸易协定基本关系论

本源上的母体和本体的关系、功能上的规则创制与市场准入的关系、义务和方法上的正面清单与负面清单的关系、先占上的国际规则与国内法的关系、协调上的先后以及平等与重叠的关系,构成了自由贸易协定的几组基本关系。这些基本关系涵盖了自由贸易协定涉及的基本制度,决定着自由贸易协定的作用和方向,影响着国际贸易体制的发展路径,更规范着自由贸易协定参加方相互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因此,对这些基本关系应辩证地理解把握。     

我国自由贸易实验区政策制度体系创新策略研究

建设自由贸易实验区是我国重大的国家战略.依托自由贸易试验区,全面构建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政策制度体系,意义重大.因此,需要聚焦对外开放、科技创新与实体经济发展,全面构建贸易和投资自由式便利的制度体系;对标高水平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聚焦投资自由,鼓励外资投向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等领域.     

浅析刘晏的盐法改革

唐朝自安史之乱后国力由盛转衰,国家财政支出日趋浩大,如何增加财政收入便成为最重要的任务。刘晏对此采取了一系列的财政改革措施来扭转局面,其中最主要的便是他对盐法的变革。通过对食盐的禁榷,完善第五琦的盐法专卖制度,创设了通商法,国家因此获得了巨额利润,使唐朝的统治得以延续。     

清代民国粤盐入桂及其对广西经济开发的影响简

食盐是人类生存必不可少的生活用品之一,《管子》有云：“十口之家,十口食盐;百口之家,百人食盐”。清代民国时期是广西经济发展的重要历史时期,由于广西缺乏食盐,自康熙年间开始,两广盐区建立了专商引岸制度,粤盐由广东大规模运销广西各地,到民国时期历经近三百年-的发展和演变,最终实现了从官运官销到自由贸易的过渡,并有力支援了民族抗日战争。从正面的角度来说,粤盐入桂不仅从农产品商品化和各民族物资交流等方面对广西农业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而且还对广西商业的发展和商业意识的转变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并为广西地方财政收支提供了必要的资金支持．开发着边疆少数民族地区落后的经济。但从反面的角度加以分析,由于广西所特有的自然地理环境和社会经济情况,粤盐入桂在为广西带来经济利益的同时,亦产生了私盐泛滥和不等价交换等不良现象,对广西经济的发展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也谈徽州盐商与盐务官僚——对王振忠先生一篇论述的商榷

在《盐法策》史料和“交结联宗”史料中,并无关于徽州盐商与盐务官吏勾结以及贿赂等事实依据。王振忠先生是用“捕风捉影,无中生有”的手法,将勾结、贿赂等耸人听闻的炒作言辞加在盐商身上,并又夸大其词,称盐商夹带盐斤是“贪赃枉法”。这些都是欠妥的。     

WTO框架下自由贸易与环境保护的博弈及中国的对策

WTO有关环境保护的法律规定存在内容粗疏、文意含糊、流于形式等弊端,但通过相关争端解决实践,WTO逐渐改变了其自由贸易优先于环境保护的倾向性立场.尽管在WTO的核心价值体系中,维护传统的多边自由贸易依然占据重要地位,但促进环境保护、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价值观已经初现端倪且日趋重要.中国应当重视和顺应这一趋势,在WTO法律框架下实施规范的国内环境补贴制度,同时考虑征收国内环境税和国际碳关税的可行性,制定涉外环境保护标准,并在环境与贸易关系的问题上与其他利益相关方进行有效的沟通与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