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墨经》之“侔”--墨“侔”三款之我见兼商榷

《墨经》之“侔”,其得以成立之前提应为《墨经》之基本范畴“同”,而《墨经》所言之“同”凡十种,又可细分为“名”层面之“同”、“实”层面之“同”与“合”层面之“同”。墨“侔”正是基于上述三类“同”之前提得以建构,进而实现其“比辞而俱行”的内涵的,由此墨“侔”基于三类“同”之前提形成“侔”之三款,即“名”之“侔”、“实”之“侔”与“合”之“侔”;还可依据三种形式形成“加”之“侔”、“减”之“侔”与“换”之“侔”三款。此外,《墨经》中对“侔”之表述多为举例式,属经验性陈述,故墨“侔”成立之有效式只可经验归纳而得,先验演绎难以得之。基于上述认识,对以往学界所持之墨“侔”属西洋形式逻辑“附性法”、墨“侔”应包含“不是而不然”之“否定式”有效式及“是而不然”“不是而然”等“部分否定”有效式、墨“侔”之“减词”与“减辞”说、墨“侔”属“复杂概念推理”或“关系推理”、墨“侔”即“辟辞”属类比推理、墨“侔”属直接演绎推理等诸代表性观点进行商榷。     

《墨经》中的“侔”式推论

《墨经》是我国逻辑史上的光辉篇章,其中许多精华有待我们去吸收.《墨经》中讲到一种推理形式,叫做“侔”.近年出版的几本逻辑史著作对此均有所论述,但大都“语焉不详”.“侔”式推论,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推理?其逻辑性质如何?结构上有什么特点?其客观依据又是什么?可靠性怎样?它和普通逻辑中的“附性法”直接推理是否一回事?《墨经》中对“侔”的研究达到了什么样的水平?我们今天又应如何对它作出科学的分析?这些问题,都是值得进一步探讨的.     

《墨经》中的符号学思想

《墨经》包含着丰富的符号学思想。这体现在《墨经》对于“言”与“名”的理论，《墨经》的定义方法，《墨经》对“辩”与“说”的论述等方面。《墨经》认为，“言”是口的一种功能。“执所言而意得见”。“名”是用以“举实”的。《墨经》中的“正名”学说超出了儒家的政治、伦理的正名理论，而真正成为“名辩学”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墨经》中运用了多种的定义方法。《墨经》认为“辩”的特征是“争（反）”，其目的是为了“明是非之分”，“察名之理”。“辩”的准则是要“当”与“宜”。《墨经》的“说”运用的是语用推理。     

“纷吾既有此内美兮”解

《离骚》:“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王逸注,“纷,盛貌”,历代治《楚辞》者无异辞。王夫之变言之曰:“纷,不一之谓也”;姜亮夫先生《屈原赋校注》亦伸之曰:“纷,纷然美盛也”,实际上仍未脱旧说的樊篱。在屈赋与《九歌》中,纷字有三种用法:一是单独用于句首,如《离骚》:“纷独有此姱节”,《九歌》:“纷吾乘兮玄云”。二是与其他词组合而置于句首,以状事物,如《离骚》:“纷总总其离合兮”,《九歌》: “纷总总兮九州”,此是与叠音词组合;《橘颂》:“绿叶素荣,纷其可喜”,此是与助词组合,与“温其如玉”(《小雅·小戎》)、“烂其盈门” (《大·韩奕》)同例,即“纷然”之意。三是置于句中,如《离骚》;“佩缤纷其繁饰兮,“凤皇纷其承旅”,《涉江》:“霰雪纷其无垠”,《九歌》:“五音纷兮繁会”,“流澌纷兮将下来”,此与第二种用法同,也是与同义词或助词(按:兮也是助词,可释为其、之等字。闻一多、郭绍虞俱有此说。)组合,以状事物。     

谈“竹枝词”和土家族诗人的《竹枝词》创作

一 巴人素以能歌善舞著称。据传汉高祖刘邦见其歌舞,说“此武王伐纣之歌也”,并命乐人习学。这就是巴渝歌舞。巴渝舞曲有矛渝、弩渝、安台、行辞四种;巴渝舞曲辞就是“巴渝辞”。 “竹枝词”原即“巴渝辞”。杜甫《奉寄李十五秘书二首》其一:“竹枝歌未好,画轲莫迟回。”郭知达集《九家注杜诗》     

《琵琶行》补注

[行]古代诗歌乐府歌辞的一种,与“歌”大同小异,常统称“歌行”.明胡震亨《唐音癸签》说:“歌”是曲的总名,“行”是“衍其事而歌之”.说明“行”是有具有铺叙记事性质的歌辞.《琵琶行》一作《琵琶引》.引,古琴曲名.引、行草书形似,应以“行”为正.     

经史杂考三则

一、“道德”诂义 道德一名,乃中国古代思想中一极重要之范畴。而考其初义,则皆与行路有关。《说文》:“道,所行道也。”《荀子·王霸》:“道,行也。”《尔雅释诂》:“道,直也。”综此,道之本义,道路也。引申之,顺路而行亦谓“道”,或称“得道”、“有道”(“有”初义训取,见《经义述闻》)。再引申之,万物生灭所循之抽象规律亦称“道”。故庄子言:“道,理也。”(《缮性》)老子言:“道者,物之所由也。”(并见《庄子·渔父》)韩子《解老》:“道者,万物之所然,万理之所稽也。”《释名》:“道,导也,所以通导万物也。”德之本字,在甲骨文中从直从行,与今之“循”字形近(容庚说),“示行而视之之意”(闻一多说)。《庄子·大宗师》:“以德为循”,尚存古义。但其后此字之形与义变异甚大。其字本义今存于晚出之“巡”字中(《说文》:巡,视行皃)。而其字形在西周金文中则演变为“德”,战国古文中演变为“惠”,其义亦大变。所最可注意者,是字中增入“心”符,为甲骨文中所不见也。《左传桓公二年》:“在心为德”。     

《春秋宗朱辨义》与直书示义之书法

持比事属辞为研究视角,参考《朱子语类·春秋纲领》之论说,以《春秋宗朱辨义》为研究文本,考察张自超《春秋》学之原委,究竟如何宗朱。同时阐述即事可以显义,比事属辞可以观义以及以《经》治《经》,可以“无传而著”诸理念。上述观点,分两节阐说论证：一是“直书示义,予夺俱见”与朱子《春秋》学。拟从“但据直书,而善恶自著”之视角,凸显朱子《春秋》学之主轴,为后半幅论说提供学理依据。二是“据事之实,仍史之文”与《春秋》宗朱。朱子《春秋》学,或语焉不详,未臻完善;或疑似之际,有待辨析。张自超《春秋宗朱辨义》,既述且作,兼顾“宗朱”与“辨义”,往往于前修未密处,后出转精,以建构自成一家之《春秋》诠释学。由此观之,张自超著《春秋宗朱辨义》,堪称朱子《春秋》学之功臣。     

《论语》语言的质朴与凝炼之美

孔子说过:“辞达而已矣。”(《论语·卫灵公》)表明了他对语言运用的基本观点。因此,鲁迅先生指出:“……儒者崇实,墨家尚质,故《论语》《墨子》,其文辞皆略而无饰,取足达意而已。”(《汉文学史纲要》)对《论语》的语言风格作了极为精当、简要的概括。但是,“辞达而已”决非不讲究语言的艺术性,“略而无饰”也不是质木无文、味同嚼蜡。苏东坡说得好:“辞至于能达,则文不可胜用矣。”(《答谢民师书》)《论语》的语言,正是准确精炼、言简意赅,正是质朴平易、言浅意深,具有质朴之美与凝炼之美兼备的鲜明特色。     

说甲骨金文中表祈求义的■字——兼谈■字在金文车饰名称中的用法

(3)辞的“年”泛指谷类作物的成熟,《说文》:“年,谷孰(熟)也。”《谷梁传》桓公三年:“五谷皆熟为有年。”宾组、出组等卜辞说“～年”、“受年”,历组等卜辞则说“～禾”、“受禾”,其义当同。(6)辞的“生”,不少人认为是生育的意思,我们认为其义应近于“子”。古汉语名动相因,所生之子也可以称为“生”(古书中多写作“姓”)。《广雅·释亲》:“姓,子也。”王念孙《广雅疏证》:“姓者,生也,子孙之通称也。”“姓与生,古同声而通用。“《左     

试论刘勰的宗经、辨骚问题

有一种看法,认为刘勰把《五经》看作是文学活动的指南,如说“赋颂歌赞,则《诗》立其本”(《宗经》),而把《诗经》作为创作典范是不行的。葛洪《抱扑子·钧世》就指出:“《毛诗》者,华彩之辞也,然不及《上林》《羽猎》《二京》《三都》之汪(?)博富也。”“若夫俱论宫室,而奚斯路寝之颂(《鲁颂·閟宫》),何如王生之赋灵光(王延寿《鲁灵光殿赋》)乎?同说游猎,而《叔畋》(《郑凤·叔于田》)、《卢铃》(《齐风·卢令》之诗,何如相如之言上林(《上林赋》)乎?”刘勰认为不宗经,“是以楚艳汉侈,流弊不还;正末归本,不其懿欤!”(《宗经)再看刘勰在《辨骚》里指出《离骚》“同于风雅”和“异乎经典”的两个“四事”,就能看到儒家思想束缚着刘勰了。以上这种看法,有不少作者不同程度地提出来讨论过,这里只想对这种看法,提出点商榷意思。     

墨家"侔"的语义学思想探析

“侔”是中国古代墨家在论辩过程中总结出来的一种论说方式 ,含有丰富的语义学思想。从墨家对“侔”的定义(“是而然”)可以看出其对语言意义的阐述。由于自然语言是意义丰富的语言 ,墨家又从“是而不然”、“不是而然”、“一周而一不周”、“一是而一非”等多种角度研究“辞”与“辞”的语义关系。“侔”的语义学思想产生与中国古代汉语的特征有密切关系。古汉语重语义轻形式的特征使墨家在研究”侔”时不得不把精力放在语言意义的分析上     

中国古代文学中的“论”文

论文,即论断事理的文章。论文这种文体在我国,可说是源远流长,品类繁多。除论而外,还有说、辨、解、原、议、释等。吴纳的《文章辨体》和徐师曾的《文体明辨》都是将论视为论说文中之一体。刘勰在《文心雕龙·论说》篇中说:“论也者,弥纶群言,而精研一理者也。”意思是说所谓“论”,就是概括各种言论、意见、精密地研求出一种道理。在论到这类文章的体制和写作特点时说:“原夫论之为体,所以辨正然否;穷对有数,追于无形,钻坚求通,钩深取极;乃百虑之筌蹄,万事之权衡也。故其义贵园通,辞忌枝碎。必使心与理合,弥缝莫见其隙,辞共心密,敌人不知所乘,斯其要也。”这就是说刘勰认为,论有五个要点:一是辨明     

墨家“侔”的语义学思想探析

“侔”是中国古代墨家在论辩过程中总结出来的一种论说方式，含有丰富的语义学思想。从墨家对“侔”的定义(“是而然”)可以看出其对语言意义的阐述。由于自然语言是意义丰富的语言，墨家又从“是而不然”、“不是而然“、“一周而一不周”、“一是而一非”等多种角度研究“辞”与“辞”的语义关系。“侔”的语义学思想产生与中国古代汉语的特征有密切关系．古汉语重语义轻形式的特征使墨家在研究“侔”时不得不把精力放在语言意义的分析上．     

古汉语“其”字用法举要

《说文》无“其”,有“丌,下基也。”段注:“字亦作元,古多用为今渠之切之其;《墨子》书其字多作元,元与丌同也。”《说文》又有“丌,古之遒人,以木铎记诗言。从丌,丌亦声,读与记同。”段注:“《大雅》‘往■王舅’,假借为语辞也。《王风》‘彼其之子’笺云:‘其或作记,或作己,读音相似。’《郑风》笺云:‘忌,读为彼己之子之己。’《嵩高》传曰:‘远,己也’.笺申之曰:‘己,辞也,     

董仲舒“《春秋》笔法”论纲

“《春秋》无达辞”是董仲舒对“《春秋》笔法”的精炼概括和总结,具有三种含义：其一,有“常辞”无“通辞”,针对《春秋》记事用语不统一而设,是董氏完整的《春秋》理论体系得以建立的基础;其二,“微言”、“微辞”,即圣人没有明确说出来的话,指《春秋》记事不记言,却能以事明理,在事实的陈述中含褒善贬恶之义;其三,“微旨”、“大义”,指经圣人笔削而事别关恶之细,行防纤芥之萌,寓意精妙,使人深思反道,比贯连类,以得其意,从而防微杜渐。     

战国赋管窥

一界说本文之所谓“战国赋”,乃专指荀、宋赋而言,故于“楚辞”则略而不论。其所以如此的缘故,则并非出于叙次方便的考虑,只是为了更加科学地分类起见。因为在我看来:辞与赋,其源流不同、体裁殊异、称赋的原因也迥然不侔。关于这一点,我在“辞赋考辨”一文中业已证明,但还有些未尽之意,须在此再为补苴先说辞与赋的混淆:关于辞赋之混淆,一般人认为始于汉初,其实不然,从“辞赋考辨”所引“龙蛇歌”、“魏文侯赋”看,春秋时便已开始混辞为赋了。但如果说这些记载见于《吕氏春秋》和     

“合说”辞格释例

《墨子·天志上》:“我有天志,譬若轮人之有规,匠人之有矩——轮匠执其规矩以度天下之方圆。”据文意而析言之,“轮匠执其规矩”就是“轮(人)执其规”、“匠(人)执其矩”,也就是说,“轮匠执其规矩”是“轮执其规”和“匠执其矩”二语的合说。《韩非子·五蠹》:“近古之世,桀纣暴乱而汤武征伐。”据史实而析言之,当是:桀暴乱而汤征伐,纣暴乱而武征伐。换言之,“桀纣暴乱而汤武征伐”是“桀暴乱而汤征伐”和“纣暴乱而武征伐”二语的合说。这是一种修辞手法,并二为一,我名之曰“合说”。与其他辞格一样,“合说”也有其修辞作用。“合说”的作用是:长话短说,使语句简炼,收辞约     

《墨经》选诂（之三）

本文是对两条《经》、《说》的校勘和诂释。文中，在考察前人成说并指明其正误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些自己的看法，主要有：（一）校“知”条《经》的“间”字并《说》文的“闻”宇作“问”，从而根除了前人从《说》校《经》作“闻”而与“身观焉”的“亲”纠缠不清之弊．（二）释“知”条《说》文“志行”的“志”、“行”即《小取》篇“以辞抒意”的“意”和“抒”，“志行”就是意志（对事物的断定）能够表达出来，也就是思想的沟通。又校本条《经》《说》为“知、问、说、亲”和“［辞］名、实、合、为”两条。这样，就解决了前人以《经》《说》所述为七种知识的种种格。（三）训两条《说》文的“观”字为“游”，即身临其地的“游历”、“交游”，略似今语的“实践”；并纠正了历来认为下条与上条直接有关之误。     

论《墨经》之“辩”

《墨经》“辩学”实质上是从墨翟的“辩乎言谈”发展而来的古代逻辑学。“辩”相当于“逻辑” ,“辩”的内容具体表现为“名”、“辞”、“说”。“辩学”的实质内容是“以名举实” ,“以辞抒意”和“以说出故”。“辩”同时具有思辨的意味 ,并由此而通上辩证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