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学身份视角论20世纪学者散文经典

20世纪经典散文的书写者几乎都具有多重和“他者”的文学身份。从身份的角度嵌入散文研究,是从90年代“学者散文”研究开始的。“秋雨散文”创造了散文阅读史上的“巅峰时刻”,与其“公共话题”的选定、融入文化历史与人物形象的文学语境以及精美典雅的激情话语密切相关;同具有学者身份,钱钟书和鲁迅的散文作为20世纪的散文经典,具有学者与小说家的双重身份特质,而“秋雨散文”在提升读者的文化品味方面具有不可代替的历史意义与价值。     

文学自传与文学家传： 新出土唐代墓志文体的家族因素

新出土文献中,唐代墓志铭数量最多。在墓志铭的诸种特性之中,家族因素是重要的方面,探讨墓志铭的家族因素和传记文学的关系,是新出土唐代墓志研究的重要课题。结合墓志志主与撰者身份进行综合考察,唐代墓志在文体属性与家族属性方面的紧密联系主要表现出三种情况：一是文学家自己撰写的墓志铭,这是特殊类型的自传文章;二是家人或族人撰写的墓志铭,更能体现出家传的特点;三是夫妻之间撰写的特殊墓志铭,具有家族与婚姻的双重特性。     

论抗战时期中国文学的“非虚构”书写

作为引领抗战时期文学潮流的“非虚构”书写,在展现中国革命与抗战思想文化的价值体系、精神指向及时代情绪诸方面均产生了重要影响。从文学内部而言,战时“非虚构”书写以多样的文体类别、情感方式及表达技巧,拓宽了文学真实反映社会生活和革命的表现领域,进一步发挥了其国家/民族叙事的功能。从文学外部而言,“非虚构”书写打破了文学本身最关键的以虚构为核心的“文学”的界限,拉近了文学与民众生活的距离,形成了一套极富大众化特质的民族形式,其文学史价值也正体现在这一书写潮流与现实及历史的密切联系之中,表征着文学所具有的强烈的“现代性”时代特征。战时“非虚构”书写的思想精神资源并没有随着时代发展而成为被封存的历史,它于文学自身的价值观念、生产机制、审美标准、文本形式等方面的一系列深层变化及创造性实践,都具有鲜明的当代价值和现实意义。     

湖北宜都杨守敬书何远庆墓志铭考

1986年发现的湖北省汉川县人何远庆墓志铭,内容丰富,叙述详明,详细地记载了其生平事迹,是一部体例规范的墓志铭,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该墓志铭的撰写者黄福与书写者杨守敬,均是晚清至民国时期的知名人士,黄福是国学造诣很深的学者,此墓志铭通篇结构严谨,涉及诸多古文、历史、地理等方面的知识。尤其是杨守敬,更是我国历史上的大学者,学识渊博,著述宏富,成就显赫。此墓志铭为其亲笔所书,作为一代书法家,这是杨守敬书法作品中的珍品,有着很高的书法艺术价值。     

失孤·大屠杀·身份的碎片——论埃德薇奇·丹迪卡的小说《耕耘骨头》

《耕耘骨头》是海地裔美国作家埃德薇奇·丹迪卡的第二部长篇小说,是对1937年多米尼加共和国境内的海地人的文学书写。小说从大屠杀的幸存者女仆阿玛贝尔的角度叙述这一历史事件,让读者重返历史现场,关注大屠杀施加给幸存者、受害者及其亲友的灾难性影响,思考大屠杀带来的个人身份和民族身份问题,讨论对大屠杀进行文学再现的必要性。文章着眼于历史事件的后果,从人物身份与叙事视角出发,就“失孤”“大屠杀”与“身份”等问题进行细查,讨论作品对大屠杀进行文学书写的历史意义。幸存者拼缀破碎身份的努力既是为了求索自身存在的价值,也隐喻了对民族身份界定的公共思考的必要性;与自然灾害导致失孤后果相比,施暴者的刻意遮瞒掩盖使大屠杀导致的创伤更为深重,使受害者难以举证申讨,施暴者得不到应有的惩罚和谴责。在资本全球化的今天,这样的文学书写在警示后代和预防类似灾难重现方面有着积极的意义。     

盖棺自论定:宋代自撰墓志铭探析

据存世资料统计,宋代自撰墓志铭共有33方,现存计有18方。自撰墓志铭虽非宋代墓志铭撰写的主流,但在两宋时期不绝如缕。自撰墓志者有的曾身居高位,有的一直宦海低迷、困顿下僚,还有的终生居于草野。这些墓志铭,有的形式自由、内容简单,也有的中规中矩,与他撰墓志无异。撰者之所以直面自己的生命,或借自撰墓志表达一种超脱生死的豁达境界,或是理想与现实反差下的牢骚之语,抑或是特殊的政治环境下墓主的自我释放,乃至表达易代之后"遗民"的心态等,呈现出多样化的面貌。此类文献的历史书写方式颇耐人寻味,值得深究。     

阿来和张翎小说时空建构下的民族文化解读

民族的“根”和“魂”决定着民族的文化。穿梭于不同中华子文化的阿来和张翎以故土的地域空间为“根”,运用时空交错的叙事策略投射个人精神价值和文化取向,呈现出民族文化的“魂”。置身于多民族交融、东西方文化交织的生存环境中,他们抛开身份认同的感性倾诉,对时空叙事的整体建构融入跨越民族和文化的独特生存体验,凸显一种跨文化的视角,理性地思考民族文化的传承、交流、融合。他们以文化故土作为空间原型扩展叙事框架,借助深厚的历史文化凝聚灵魂,以无形的文化空间掌控历史中的地域书写,力求塑造丰富的人物形象,并以此呼应故土情结、言说自我。他们在多种时空构建框架下耦合异质性文化的冲突与交流,思考跨领域文学书写的多维融合。这种跨越时空的文化书写,如从古至今的交错,历史与现实的体验,他人与自我身份的投射,彰显出不同民族文化的包容与融合的渴望。因此,对两位作家作品的重新思考与再认识可以为更多跨文化领域的文本解读提供创新性的研究示例。     

文武殊途：辛弃疾诗词中功名实现途径差异及原因

辛弃疾在词作中反复渲染由出将而入相的价值表达，并否定科举入仕的主流价值途径，亦在极少部分的词作中认可由孝义而入仕的途径。在诗中则回归南宋主流士大夫的身份逻辑，呈现出由科举、孝义等传统途径入仕的表达，对于由武功而入仕之路径避而不谈。因此辛弃疾在诗词这两种文体中呈现出了巨大的身份差异，词中，辛弃疾是一位武将，而诗中辛弃疾则变成一位文臣。文武殊途，是辛弃疾“胸中今古，止用为词”的根本原因。大体而言，辛词中武将之身份对应本性之情感，慷慨悲壮；辛诗中文人之属性对应安顿之情感，中正平和。     

“重述”历史与文化民族主义——当代少数民族文学重述历史的深层机理探究

在全球化语境下,多元文化间的冲撞、竞争与融合,使各少数民族文化面临严重的消解风险。出于一种文化自救和族群身份认同的需要,当代少数民族文学以重述历史方式确证自我民族文化特质。由于对抗性书写立场和二元式思维,历史叙事陷入"怀旧"性身份政治之中。考察这一现象的知识谱系及其意识形态,是阐释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多重价值空间的必要视角,也是观察这种书写现象基本走向的切入点。     

从纸上到石上:墓志铭的生产过程

墓志铭是一种独特的文体,它有纸上和石上两个文本.纸上墓志铭并不完整,留有不少空格,且信息量有缺有失,有待上石填写.在从纸上进入石上的过程中,志主及其先世名讳得到填写,其先世事迹被完善,志主本人事迹得到增补修正,其年岁生卒、后嗣及卒后安葬情况得到具体交代,最终完成墓志铭的文本生产.但同时,一些事迹被掩盖遮蔽,撰写者的评价遭到篡改,并因石材及书手等主观因素造成一些改变.墓志铭畸形的商品化,包括墓志铭撰写的模式化,职业墓志撰稿人的出现及墓志铭的产业化、商品化使得"谀墓文"大量出现,而一些撰写者不得不接受墓志铭丧家被篡改的事实.考察墓志铭从纸上到石上的生产过程,首先在于强调墓志铭有两个版本,其次在于加强人们对石上墓志铭的认识,三是突出墓志铭的商品化,加深人们对石上墓志铭文体独特性的认识,四是分清撰写者与丧家各自在墓志铭完成过程中的贡献和各自的责任.墓志铭从纸上到石上的改变,不足以否定墓志铭的价值.     

写手抑或作者？--网络小说的后现代书写观念及其局限

结构主义者指出,作品是一种无意识的社会和文化现象,而不是作者自主的表达。网络小说的书写不仅从现实的角度印证了这一点,更在书写形式上打破了作者对于文本的垄断。网络小说以社会化的书写方式,迎合了后现代的审美趣味,在书写方式上进一步促进了作者身份的“去中心化”转变。作者成了写手,创作成了书写。网络小说的书写成为一种游戏,成为存在的一种本真的表达。但是,后现代书写观念下的网络书写却仍然存在困境。一方面表现在书写的差异性被抹平,另一方面表现在难以回答伦理的要求。问题的根本在于后现代书写是对现代性创作的矫枉过正。写手和作者的观念各自把握了一部分真理,关键是在二者之间重新定位作者的身份。     

论近代以来中国文学的海洋书写

进入近代以后,中国人有了远渡重洋横绝四海的生活经验,海洋才真正穿透“蓬莱”迷雾,作为“真实”的“具象”,成为中国文学的观照和书写对象。近代以来中国文学的海洋书写包含感时忧国、海上生活和战斗、滨海地域文化景观和意象呈现等四种主题类型。从地理环境的差异性之中寻找中西民族国民性差异的思路,是近代以来在中国思想学术界非常流行的理论模式,直到1980年代仍然在学术专著和电视政论片中老调重弹,并在受众中产生较大反响。身处中西强弱对比极其悬殊、中国饱受凌辱的时代洪流之中,论者对中西国民性的观察和论断也就难免失之偏颇,海洋在此成为救世的“乌托邦”,成为国民性批判的“高势位”的“他者”。贯穿于近代以来中国文学海洋书写的文化价值取向,是对于“复数的人”的关注和对于陆地家园的眷怀。海洋书写呈现出多元性的美学形态,丰富了中国文学的审美经验表达。     

都市麦田里的乡土守望者——从赵本夫《无土时代》的小说主题说起

从“乡村中国”转向“城市中国”,赵本夫的《无土时代》对中国“无土时代”的城市化进程的历史书写,具有时代性、典型性的文学寓言意义.小说在城乡文化时空的结构体中,内中含有城乡视角、文化时空、情感结构的叙说,表征的是传统与现代、农业文明与工业文明、空间归属与文化身份、城乡游走与家园归依等小说主题意义.     

从“混杂”理论看兰斯顿·休斯的诗歌

霍米·巴巴是后殖民主义理论的大师之一,在其鸿篇巨制《文化的定位》中他提出了“混杂”的概念,并将其作为后殖民理论话语中消解文化霸权和两级对立的有效策略。兰斯顿·休斯是20世纪美国黑人文学史上一位举足轻重的作家,其文化身份呈现出显著的“混杂性”。在长达40余年的文学生涯里,休斯在其创作的众多文学作品中将黑人的民族身份与“美国性”乃至“世界性”的文化身份混杂起来,书写了多元文化的共存,他的作品也呈现出这种“混杂性”,这一相似之处表明巴巴和休斯在探寻少数族裔文化发展的出路之时,都有着包容的心态：他们坚持多重文化身份,倡导以边缘的繁荣实现对中心的消解,以最终达到各种文化之间真正的平等对话。     

大观园与前期狭邪小说中的园林叙事

大观园作为《红楼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晚清受到了高度推崇,出现了大量摹仿大观园叙事的现象。以前期狭邪小说中的园林书写为例,可以看出其有意拟仿大观园的同时,更着意于辨析两种园林叙事之间的差异。从创作心理动机、创作目的、创作的文化意义来说,狭邪小说中的园林叙事均具有特定的文学与文化价值:就文学创作角度而言,它是作家们自伤怀抱、麻痹自我的形象表达,表现出对于往昔士大夫传统优越身份与地位的追忆与向往;从文化意义上来看,则是处于新旧转型之际的传统文人焦灼无奈、彷徨无依的心灵剪影。     

见证文学的“幸存”与“修补”——以普里莫·莱维的见证书写为例

见证文学作为一种文学类型,以奥斯维辛书写为典型。它需要直面见证悖论与身份认同的质询,通过对书写困境的突围完成记忆主体的重建,让“缺席的证词”以一种介于言说与沉默之间的方式重新在场。这使得它成为对奥斯维辛历史裂伤进行抵抗与修补的范式。意大利作家普里莫·莱维兼具化学家、幸存者、作家多重身份,他的见证书写是研究见证文学何以实现思想抵抗与历史修通的重要资源。他对“被淹没者”形象的关切以及对历史修通可能性的洞见,一度成为意大利哲学家阿甘本、犹太哲学家法肯海姆等人反思奥斯维辛的线索。他更以“不可能的幸存”揭示了创伤修通的不可完成性,启发人们保持对奥斯维辛的见证与反思。     

民族信仰与意义赋予——以吉狄马加诗歌的“仪式”意象为视角

彝族诗人吉狄马加是中国当代极具盛名的少数民族诗人。在诗作中,吉狄马加频繁地叙写了彝族的风尚习俗、祭祀礼仪、图腾信仰、神话传说等"仪式"意象。吉狄马加在诗作中常常以彝族的仪式文化为视角来探寻彝族的历史、思考彝族的现实,彰显了他对彝族文化的深沉思考和独特想象,表达了他对彝族现实生活、未来发展、人性人文等形而上的思考和终极关怀意识,这使他有关彝族的书写更切近于本民族的原生态状态。仪式是对现实的超越性表征,是一种情感体验,具有召唤作用。诗人常常在诗作中通过"仪式"意象表达对彝族文化传统的强烈认同,以此来表明自己的民族文化身份。仪式书写是诗人吉狄马加诗歌创作的一种策略和表达诉求的一种途径。     

未来主义：美国华裔文学发展的新趋势

近年来，美国华裔文学中的科幻作品因兼具科学性、文学性与人文关怀精神而屡获雨果奖和星云奖等国际科幻文学大奖，并成为美国华裔文学发展史上的一支新兴力量。该领域的科幻小说以其独特的华裔文化价值观视角，表达出美国华裔科幻作家对当代社会问题的关注及对人类社会未来发展的思考与忧虑，因而具有鲜明的未来主义倾向。该类型小说的科幻叙事实质上也是华裔作家在科幻文学这一话语场中对自身诉求及其文化价值观的表达。美国华裔作家在该领域构建的话语空间所表达的政治和文化诉求以及后族裔人文关怀，因具有不同文化群体直面现实困境、重新定义自我身份、消解“自我”与“他者”的二元对立、憧憬未来和谐社会而成为美国华裔文学发展的一种新趋势。     

"他者"的存在和"身份"的追寻--美国华文文学的一种解读

美国华文文学置身美国却以华文进行创作的存在事实,使它客观上与生俱来地具有了一种双重“他者”的身份:对于美国的主流文学(英语文学)和东方母国(中国)的中国文学来说,它都是“他者”,这种“他者”性存在最终决定了它的“他者”立场和“他者”视角。而存在于美国华文文学中的“身份”焦虑,在经历了从本质主义的追寻到重建新的“身份”的变化之后,得以消解。     

论唐宋词的“南唐范式”

“南唐范式”是唐宋词中有别于“花间范式”“东坡范式”“清真范式”三大创作范式的一种抒情范式,它起源于五代时期词人韦庄,定型于南唐李煜,而造极于北宋之世,对词体发展的进程产生了极大影响,是真正意义上的文人士大夫之词。“南唐范式”善于书写人生痛苦,善于书写自我的真情实感,常书写怀旧、离别、相思、漂泊等有关内心感受的题材,同时还具备深情美、质朴美、真切美、悲剧美等审美价值。唐宋词的“南唐范式”成就了宋词一代之文学,在词史上有着极为关键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