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代际价值观的嬗变轨迹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价值观发生了巨大变化,其中一个重要表现就是代际价值观的凸现.与改革开放之前代际价值观尚未成型不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代际价值观在自身的逻辑嬗变中逐渐成型,其嬗变轨迹总的来说经历着以下三个发展阶段:改革开放之初代际价值现的痛苦反思时期;20世纪80年代代际价值观的历史调整时期和20世纪90年代代际价值观的重新整合时期.     

个人努力与代际传递——社会主义国家精英地位获得的理论争辩综述

关于社会主义国家精英地位获得的研究,主要围绕着教育文凭和党员身份等自致因素展开。其背后的逻辑是精英选拔的趋同论和特殊论的争论。后来的学者又将家庭背景因素引入精英地位获得研究中,探讨精英地位获得是否存在代际传递效应。文章认为,在分析精英地位获得时,应该采取综合的观点,将以上研究视角结合起来进行考察,并采用较新的数据对现状进行把握。     

人力资本投资、就业双轨制与个体收入差距——收入差距问题代际间资本转移视角的一种解释

收入差距问题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急需解决的问题,从代际间资本转移的角度为研究中国的收入差距问题提供了一种解释.研究结果表明,高收入家庭与低收入家庭进行人力资本投资受到的约束差异及其行为选择倾向于扩大不同收入状况家庭的子辈之间的收入差距,从而产生代际间收入传递的"马太效应",即富者的子辈愈富,穷者的子代愈穷.为了使不同收入家庭出身的个体获得相对公平的发展机会,弱化个体收入状况与其子辈资本积累之间的关系,使个体间的收入差距回归"自然"状态,政府提供一些可行的制度安排显得非常必要.     

我国山区少数民族农民贫困代际传递的基本特征

我国边远山区少数民族农民的贫困代际传递现象是一个不容回避的话题。贫困代际传递现象的产生是多重因素相互影响与作用的结果。在分析造成几代人都难以摆脱的持续性贫困的成因时,贫困代际传递理论突出多重因素的相互影响和作用;特别重视政治经济体制与社会结构、文化与行为方式、价值观念、传统与习俗、生活环境、人口与健康、家庭以及个人素质等因素与持续性贫困之间的内在联系。     

中国家庭生育模式代际传递研究

在“三孩”政策背景下,探讨中国家庭生育模式的代际传递效应及作用机制,可以为目前低生育水平成因提供一个新的理论解释。基于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数据研究发现：中国家庭生育模式具有代际传递特征,父代的生育行为对子代的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有显著影响,原生家庭同胞数量越多,子代的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越高。生育模式代际传递的强度因个体异质性存在差异,表现为男性大于女性,农村居民大于城市居民,并且随出生队列的推移而增加。机制分析验证了社会经济地位的代际传递和养老负担的差异是生育模式代际传递的重要路径。     

农村家庭代际关系理论和经验分析——以北方农村为基础

当代农村的社会变革和社会转型深刻影响着家庭代际关系.家庭代际关系主要指上下代之间所形成的抚育、赡养、继承、交换和交往关系.代际关系不仅限于"家内".而且存在于"家际"之间,它有性别和生命周期之分,有抚育-交换-赡养之差异.还因制度变迁而有时期和强势代与弱势代之不同.当代农村代际关系研究应做到三个结合:将制度变迁、社会转型与家庭代际关系结合起来,将代际关系与家庭功能变动结合起来,将家庭代际关系与家庭结构和分家行为结合起来.当代农村代际关系既有代际之间束缚减少、日常冲突降低等表现,也有亲子代支配资源能力逆向变动、养老方式单一等问题.推进多元养老体系建设,倡导子、女两系财产继承方式和赡养方式,改变亲代对子代婚姻花费的包办,建立新的家庭规范,对现代代际关系的建立将起到积极作用.     

地位获得的资本理论:转型社会分层过程的一个研究视角

转型社会的分层过程一度是社会学研究的热点.从体现人们地位差异的资源(资本)及其代际传递的角度考察地位获得的一般机制,并以此为视角分析社会转型对社会分层过程的影响,可以看出,资源价值(或者资本的效用)的变化、资本转换的可能以及转换率、资本代际传递的限制等因素,影响着地位差异的代际传递,进而影响着社会的分层过程,而市场转型对社会分层过程的影响正是通过改变这些因素的特性而实现的.     

我国居民代际收入传递机制研究

利用中国居民健康和营养调查数据(CHNS)对我国居民代际收入传递机制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以子代受教育年限为代表的人力资本投资与以子代职业类型为代表的社会资本投资确实是解释我国居民代际收入传递的重要因素。1991—2011年间,职业因素在代际收入传递过程中扮演着比教育因素更加重要的角色,然而从2004年开始,两者之间的差距有了明显的缩小。此外,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别会带来其居民代际收入传递机制的不同。要提高我国居民代际收入流动性,政府需要在不断完善劳动力市场的基础上,努力保证各个阶层子代拥有公平的受教育机会。     

家庭金融资产、人力资本与代际传递

我国人力资本对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选择以及进一步对人力资本代际传递的影响是近年来研究的热点。不论是从全国层面还是分不同地区来看,更高的人力资本不仅会显著提高家庭金融资产规模,而且提升了家庭对金融市场的参与从而提高家庭风险资产的比重。同时,人力资本具有显著的代际传递效应,父代人力资本越高的家庭不仅提升了子女重点学校的入学机会,也提高了子女的学习成绩。而家庭金融资产则强化了父代人力资本对子女重点学校入学机会的影响。家庭金融资产对人力资本代际传递的影响状况具有显著的地区差异,在东部地区家庭金融资产规模有助于提升子女的学习成绩,而在中西部地区家庭风险资产比重提升了子女入读重点学校的机会,这也反映出不同地区教育机会的不同。     

西部农村地区贫困代际传递的社会学研究——以甘肃M县四个村为例

贫困与人类发展进程相生相伴,研究贫困人口的生存状况、导致贫困的各种因素及其相互之间的联系对于我们调整反贫困战略、寻求制度体制层面上的创新都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从贫困代际传递的理论视角出发,运用质性研究的方法探讨了西部农村贫困代际传递的主要影响因素,即:受教育程度、职业地位以及社会关系网等自致性因素;父亲的经济地位、社会关系网以及子代儿时的家庭结构等先赋性因素;社会支持与社会流动等社会性因素在终断/延续贫困代际传递过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     

社会转型与代际价值观的变迁

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社会,正处于社会加速转型时期,价值观的代际特点已越来越明显。在这一社会转型时期,代际价值观主要呈现出成年人价值观权威的弱化和失落及价值观代际多元化等两种特征。同时,代际价值观的变迁遵循着一般价值观变迁的模式,但又有着自己特殊的变迁逻辑,主要表现为价值观的代际分化和代际整合的辩证运动。研究社会转型与代际价值观变迁的目的,就是为了更好地实现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祛魅化与市场转型——1949年后中国大陆理性化过程的历时性分析

本研究沿韦伯西方理性化过程研究的线索,利用CGSS2003的经验资料,分析了市场转型发生的社会基础。研究发现,在"文革"中后期的"上山下乡"运动中,父代与子代之间的资源转换由"文革"前"间接"转变为"直接"。而在市场转型中,职业地位正成为代际资源传递的重要途径,同时,与男性相比,女性不仅获得父代资源支持力度较低,获得优势职业也有更高的人力资本要求。笔者认为,以上发现意味着,尽管1949年后的体制形态一定程度上阻隔了个人与家庭或家族的传统联系,但在"文革"中后期父辈力求资源代际流动的努力,不仅实现了对政治领袖个人权威的"祛魅",同时也通过市场转型实现了体制创新。但市场转型中,对于重视家庭或家族男性传承传统伦理的复归,不仅折射出家庭本位伦理与彰显个性的理性化逻辑间的矛盾,也提示人们未来仍存在着将个人与国家关系绝对化的潜在风险。     

结构性贫困对贫困代际传递的影响及其破解——基于豫西元村的研究

出现贫困的代际传递,是因为当前阶段的农村贫困已具备显著的结构性内涵和特征。贫困人口具有社会资本、经济资本、政治资本和人力资本等四方面的结构性贫困特征,这些结构性贫困要素构成了钳制和制约贫困户跨越贫困陷阱的主要障碍,结构性贫困的出现也使得代际间的脱贫行动异常艰难。按照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的观点,阻断贫困的代际传递就需要破解结构性贫困,要从社会、政治、教育和经济等层面革新或建构出亲贫的结构,以使贫困人口摆脱不利的结构性位置和处境。     

中国传统家庭代际伦理及其双重效应

"慈孝"伦理特别是"孝"的伦理是中国传统家庭代际伦理的独特表现形式,它具有非常复杂的双重历史效应,其消极方面主要表现为:父子(代际)关系极端不平等;移孝作忠;老年本位和过去本位;局限于家庭领域即私域,而对社会公共领域少有涉及。其积极效应主要表现为:孝是文化代际传承的重要机制;体现了纵向的代际思维方式;具有社会稳定功能和睦家功能。     

基于社会资本视角的阶层固化剖析

阶层固化是社会阶层分化严重导致的社会阶层间流动减少、社会不平等代际复制的现象。近年来中国社会出现了阶层固化趋势,"二代"现象与"寒门难出贵子"是其表现形式。阶层固化本质上是"从身份到契约"的社会进步的回退。社会资本存量差异是导致阶层固化的重要原因,家庭社会资本差异催生阶层固化、城乡社会资本差异加剧阶层固化、高等教育领域社会资本差异形塑阶层固化。     

弱势家庭如何多出贤才?——基于“社会资本—家庭教育期望—代际流动”的实证分析与思考

教育是弱势家庭向上流动的重要渠道,但弱势家庭对教育作用的怀疑导致其教育期望偏低,这无疑将抑制其子代的代际流动。通过2020年“中国家庭跟踪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可以发现,家庭社会资本越多,家庭教育期望越高,也越容易受到环境影响,对子代寄予更高的教育期望;并且,弱势群体的关系型和认知型社会资本对家庭教育期望的影响更显著。对此,可从提高资源可触及性、增强资源可信任性、鼓励个人和家庭用开放包容的思维积极主动向外界寻求帮助三个方面提高弱势家庭的关系型和认知型社会资本,进而推动社会阶层的代际流动。     

影响农民工贫困代际传递的理论研究与政策选择

由于受教育程度和技能水平的限制,农民工群体在城市竞争中处于弱势地位,他们面临着工作时间长、强度大、工资低、保障少的生活境遇,更严重的问题是,他们之中存在着代际贫困传递。通过对国内外贫困代际传递相关理论的研究发现,父母收入低、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缺少、社会排斥、权利的缺失都是贫困代际传递的影响因素,综合运用公共政策和社会政策,提高农民工的技能、提升人力资本教育投资、改革户籍制度、加大社会救助、关注贫困文化等方式是解决贫困代际传递的有效途径。     

土地集体化与农村传统大家庭的结构转型

根据农村70岁以上老年人的口述史资料,可分析他们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土地集体化之前、50—70年代土地集体化时期及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时期的家庭生产与生活情况,以及这三个时期农村家庭结构的变化。研究发现,中国传统大家庭向小家庭的转型并不是由西方传统意义的工业化促成的,作为1949年后国家早期工业化策略的农村土地集体化彻底改变了传统家庭生产与生活的组织方式,改变了父权制度下的代际关系与结构,进而启动了家庭结构转型的历史进程。这一解释有别于经典的家庭变迁的"现代化理论"。     

家庭代际伦理和谐与传统孝道的继承和创新

伦理与道德都是历史范畴。在传统家庭中,家庭代际伦理是家庭伦理的核心,维护这种伦理核心的家庭道德规范便是孝道。传统家庭代际伦理和谐与传统孝道建构的"以孝治天下"的国家和社会的治理模式有其合理性和历史价值。在当代中国改革发展与社会转型中,传统家庭代际伦理和谐与孝道面临有悖"善事父母"的突出问题,解决这一问题需要继承和创新传统孝道。     

浙江社会流动调查报告

基于2011年浙江省居民社会流动问卷调查,本文从"代际/代内"、"水平/垂直"两个角度分析了浙江省职业流动与社会地位流动的总体情况。职业流动与社会地位流动的整体流动性都较高,代际流动大于代内流动;但职业流动与社会地位流动都表现出底层以水平流动为主,上层以"精英再生产"为主;中层以上社会地位较封闭,流动多发生在邻近阶层。因而,人们对提升自己社会地位的流动机会不太乐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