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东坡的旷达与悲悯——读莫砺锋《浸话东坡》

苏东坡与其父苏洵、弟苏辙，并称“三苏”，成就了文学史上美好的佳话。为什么苏东坡能有如此大的成就？为什么他能真正堪当“不朽”二字？莫砺锋教授在其新书《漫话东坡》（凤凰出版社2008年7月版）中，对此有详细的解读。作者用生动的语言，从不同的侧面，把一个多才多艺、旷达率真、诙谐幽默的苏东坡形象展现在世人眼前。     

建国后周恩来经济建设思想初探

建国后周恩来经济建设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形成的思想基础，它包括五个方面：（一）经济工作是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二）既要坚持自力更生为主，又要善于向外国学习；（三）以农业为基础，农、轻、重协调发展；（四）遵循客观规律，实事求是；（五）经济建设是一个长期的、艰巨的过程。学习、研究周恩来的经济思想，对当前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煤层气井产气量控制因素分析

结合沁水盆地东北部和顺区块煤层气井排采经验，分别从地质因素（构造位置、陷落柱、断层等）、工程因素（水力压裂的缝高控制、裂缝半长等）和排采因素（排液速度、套压控制、停电停抽等）三个方面探讨了该区块煤层气井产气量的控制因素。研究发现：该区块煤层气井产气量受构造位置的影响较大，与陡坡带的距离和煤层含气量呈现明显的相关性；区块高构造部位水力压裂易出现压开含水层及井间压窜现象；见气时套压的控制与产气量具有一定规律，套压小于0.5 MPa 开井产气，效果最差，套压0.51.0 MPa 开井产气，效果次之，套压大于1.0 MPa 开井产气，效果最好。     

试论企业财务风险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是在错综复杂，千变万化的市场因素的影响中运作，无论从主现上还是客观上，企业财务风险是企业运作中不可回避的问题。企业财务风险的影响因素是多方面的，笔者认为，最主要的因素有如下五个方面：（一）市场供求因素；（二）通货膨胀因素；（三）政策调整因素；（四）合作伙伴因素；（五）自然灾害因素。鉴此，有效抑制财务风险是每个企业都需要认真对待的重大课题，企业运作主体是有智力的人，企业运作的决策者和管理者是具有较高经营管理素质和水平的人才，把企业财务风险降低到尽可能小的程度是有可能的。要实现这个目标，关键在于把握好如下几个环节：（一）注意研究企业财务风险形成机制，尽量回避明显的财务风险因素；（二）不断提高企业决策者和管理者的素质；（三）建立和完善企业财务风险抑制机制；（四）正确树立企业财务风险意识。     

孙武军事经济思想评析

本文从战争的起源、军需供应、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经济条件这三个方面对孙武的军事经济思想进行了分析评价，认为：（１）孙武的战争起源观虽属心理主义范畴，但与纯粹心理主义又有区别；（２）“取用于国，因粮于敌”的军需供应观是孙武军事经济思想的核心内容，在历史上起过重要的作用；（３）对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经济条件的认识使孙武的军事思想由一般的战术层次跃升到了战略高度，并且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浅议稳定民族高校教师队伍

本文联系民族高校实际，提出了稳定教师队伍的有效办法：（１）根本：加强思想政治教育；（２）关键：多方位有效机制、业务水平、能力；（３）保证：制定政策与措施、解决后顾之忧。     

论徽宗年间苏轼词的影响

文章从三个方面考察了宋代徽宗年间苏轼词的影响：第一，徽宗年间禁绝苏学，苏轼对文坛的影响虽然由显而隐，却无处不在；第二，徽宗年间词人的创作在艺术手法和题材内容上均追慕苏轼；第三，苏轼清雄旷达的词风在宋末又悄悄生根发芽     

论周恩来民主思想的特色

周恩来的民主思想，是周恩来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周恩来的瓦主思想，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萌芽，在旅欧期间形成的。周恩来民主思想的特点有三：（－）批判地性承了资产阶级民主思想；（二）民主思想与公仆意识；（三）以普通人身份和各方人士民主协商。周恩来瓦立思想对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具有重要意义。     

如何让思想政治教育走出困境

李萍在《中国高等教育》2005年第17期撰文指出，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以及全球化的历史趋向，我国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与发展的期待仍有较大的距离并愈显突出。理性审视这个困境，必须首先澄清思想政治教育的特性问题。首先，思想政治教育属于价值认识的范畴，而非科学认识的范畴；其次，思想政治教育属于实践理性的范畴，而不是理论理性的范畴。因此，教育工作者需要：（1）主动增强三种意识和能力。作为价值认识范畴的思想政治教育，要走出困境，较好地实现主体性与客体性的统一，从教育者的角度，我们必须主动做到如下几点：第一，增强与时代前沿对话的意识和能力；第二，增强与相关学科领域对话的意识与能力；第三，增强与世界对话的意识与能力。（2）关注可接受性和发展性。     

制约因素与经济战略:中国农业的第二次创业

我国农业第二次企业的制约因素有三：第一，土地资源紧缺的制约；第二，人口增长、总量庞大的制约；第三，粮食相对不足的制约。我国农民第二次创业的八项措施：（１）党要在农村的基本政策不断充实、完善的基础上，坚持１００年不动摇；（２）引导农民专向市场，推动农村经济向专业化、社会化、现代化发展；（３）依靠科学技术进步，加速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４）多渠道、多层次地增加对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和生态环境；（５）结合我国实际，建立和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６）要维护农民的经济利益，处理好国家与农民的给与取的关系；（７）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尊重农民群众的首创精神；（８）加强党的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做好农村思想政治工作，强化对农民的教育引导。     

谈苏轼常州所作词

东坡生于眉山,平生对常州情有所钟,最后终老于常州。理解东坡的常州情缘,是深入体会东坡精神世界的一个重要方面。本文考核了东坡在常州境内所作的六首词,对其写作时间和背景作了辨定,对其内容进行了分析解读。     

自然与超越——苏轼美学思想及其人文意义

苏轼的美学思想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从其文道观来看,"辞达"的文艺观完全跳出了传统的文道关系论,既肯定了文艺的实践性价值,也强调了文艺自身独立的价值;其次从其自然观来看,苏轼具有形而上本体意义的自然观,破除了性情抒发与艺术技艺之间的对立,强调了人的情感的重要性;再次,苏轼"超然物外"的审美境界观,熔铸成古代士大夫文化人格的典范。     

耳目所接，皆成佳咏——苏轼嘉祜四年江行诗探胜

宋真宗嘉祜四年苏轼（1059年）自蜀返京之际,舟行长江,作诗40余首,展现了长江沿线的山川景致、文物古迹、风土民情,集中反映了苏轼文人与政治家的双重气质,体现了苏轼与众不同的的历史观、生命观和丰富而复杂的情感世界。作品展示了苏轼天才的创造力、高度的艺术技巧和深厚的人文素养积淀。     

苏轼在湖州

苏轼对浙西一带情有独钟。他曾数次到过湖州,并在＂乌台诗案＂前任湖州知州三个多月,留下了一定数量的诗文创作。从苏轼在湖州的政绩、交游与诗文创作三个方面可见其在湖州的清晰行迹。     

勾践“长颈鸟喙”别论 ——兼为品观电视连续剧《越王勾践》的一种参考

东周时代兴越灭吴、称霸中原的越王勾践，长期享有“长颈鸟喙，可与共患难，不可与共荣乐”的恶谥。然而考察历史可以发现，吴越矛盾既不可避免，勾践之兴越灭吴并“北观兵中国，以尊周室”，实有益于吴越两国人民并有利于当时整个“国际局势”的良性发展，其正义性无可置疑；在文种借故不朝之后，勾践隐忍长达一年，最终才将其赐死，是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绝非所谓“长颈鸟喙”劣根性的表现。史载勾践无他不道之事，代有识见卓伟之人如韩愈、苏轼、王若虚对范蠡、文种发出诛心之论，令人警醒，足可还此一公案之本来面目。     

《周易》在苏轼治学中的地位

苏轼自小就开始在其父亲苏洵的指导下研读《周易》,中年被贬黄州时开始撰著《东坡易传》,晚年被贬海南时继续对《东坡易传》等学术著作进行修订,最终定稿。在苏轼看来,《周易》是古圣先贤们曲尽人情世态后总结出的一部指导人类成就盛德大业的教科书。苏轼在阐述自己的政治见解、人生态度等时常以易理为理论根据,以坚定自己的信心、增强说服力。苏轼是抱着传承圣人大道的目标撰写《东坡易传》的,他认为自己一生最大的价值就是撰写了《东坡易传》等学术著作。     

“桃源”与“扁舟”——从意象的选择看秦观与苏轼的贬谪心态

"桃源"与"扁舟"分别是秦观与苏轼贬谪词中出现的典型意象,代表了绝望和希望、抵制与接受两种不同的主体心理。桃源是一种理想,通向引人绝望的虚无的世界,秦观用来指已逝的美好,情感指向于过去,最终为情所役,词中有大量的"追忆"之语;而扁舟归隐,是一种已经有前贤实践的可行的现实选择,实是自由人格精神的象征,取向于未来,引领着主体接受并克服眼前的困难从而实现超越和解脱,苏轼终至有情而不役于情,苏词中出现更多的是"归去"。     

格式塔心理学视域中苏轼词风的表现方式

以格式塔心理学同形论原则分析苏轼豪放旷达词风的表现方式,我们可知,苏轼作词时受其内在豪放旷达性格的驱动,使所写景物“力”的样式同自己内在心理动势达到了异质同构。     

论苏轼在杭州时期的文化性格

苏轼两度来杭均因政治原因外放做官,处于人生的失意时期。但他坚持为百姓做事,以实际行动来完善自身的道德修养,实现其政治理想;苏轼生活积极、快乐,他观览山水、吟诵诗词、结交僧侣,与杭州的自然和人文环境形成了最好的融汇状态。这种生机浩荡、天趣洋溢、超然旷观、自足完满的人生境界,是对儒家思想的坚持,又是对佛道思想的吸收。入世之志意与超旷之襟怀,构成了苏轼人生的一体两翼,传达了他对个体生命的真正重视,为我们树立了可供仿效的文化性格。     

论苏轼黄州时期的心态与创作

苏轼的贬谪黄州,是其人生经历的一大转折,其心态及创作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的心态常达到超脱放旷的人生境界,对生命的价值有了全新的认识,其创作也进入一个辉煌的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