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理法"与明代州县司法审判

明代州县官在审理司法案件过程中蕴涵的"情、理、法"交融与冲突,使明代州县司法审判具有了鲜明的特点.州县官在处理民、刑案件时拥有相当大的自主裁量权,在审理过程中也是"情、理、法"兼顾并用,一般都能在不违反国法情况下重视情理因素."情、理、法"的合理兼顾,要求州县官在司法审判过程中必须掌握好"情、理、法"的运用分寸,而三者的巧妙结合成为明代州县官是否"清明"的重要标准.     

“六经”与冯梦龙《情史》评辑的价值指向

作为晚明时期重要的文言笔记小说集,《情史》之所以选择以"情"立教,与冯梦龙"六经皆以情教"的经典追源密切相关。这一"追源"以正本清源的方式,上溯"六经",追寻被后世遮蔽的"情"之本体论地位,下及"古今情事之美者"的小说,发掘"万物如散钱,一情为线索"的内在结构,从而完成一个"情教"的文化谱系。这一谱系的建立,是在晚明"情文化"思潮发展背景下,中国哲学由"灭人欲的天理"转向"存人欲的天理"进程中一个重要的标志和理论成果。它以纳"情"入"理"的方式,纠正"情"的偏向发展,欲使"情放"走向"情正"。同时为达到教化目的,又在以"情"为本位的基础上,与儒家"诗教观"实现了对接,将《诗经》"兴、观、群、怨、多识"的教化方法,直接运用到《情史》评辑中来。     

徐陵、庾信创作差异及其个性投影

徐陵、庾信是南北朝时期两位重要的文学家,早年因为写作轻艳、清丽的宫体诗文而名声大噪,号称"徐庾体"。实际上,徐陵、庾信是两位有着鲜明独特个性,也有着鲜明独特文风的文学家,个性、气质在他们的创作中有清晰的投影。徐陵刚毅、果断、自信、无畏、讲法度、有气度、理性,重"理",有政治家的气质,所以他的作品注重理辩,注重实用,强调"文质互宣",擅长书牍文和诏策军书等实用文书的写作;庾信恭顺、抑郁、萧散、矛盾、敏感、多情、易受伤、感性,重"情",是个典型的文人,因而他的创作注重情感的抒发,崇尚"含吐性灵",擅长诗赋等抒情类文体的写作。虽然个性、气质对作品的影响突出表现在他们中后期的创作中,但这种影响在他们早期创作的"宫体"/"徐庾体"作品中已经显露端倪。     

正确把握思想政治工作“情”与“理”的辩证关系

正确把握思想政治工作“情”与“理”的辩证关系高庆明思想政治工作的“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是人们经常谈论的话题。“情”与“理”是思想政治工作的两个基本要素，是不可分割的统一体，二者有着必然的联系。“情”是血肉，“理”是灵魂；“理”统帅“情”，“情”在...     

重诂才子佳人小说的思想文化内蕴

与《红楼梦》等名作相比,才子佳人小说宣扬的婚恋理想更广泛深刻地影响了民族、民众心理,因而有必要重诂其思想文化内蕴。才子佳人小说将理想婚姻的缔结寄希望于人治社会的"法"———皇帝的圣旨———虽然靠不住,但我们却可以保留其"法"的基本内核,代之以法治社会的法。它宣扬婚姻中要以人为本,以情为本,通过赞美"才子""佳人"的"才"来抵挡金钱"财"对世人的异化,通过高扬"才子""佳人"的"情"、"情""理"合一来反拨晚明清初色情小说人本位中的专注于"欲"的不健康的极端倾向。尽管才子佳人小说也有一些瑕疵,但从总体上说,它的思想文化内蕴应予以肯定。     

“90后”大学生思想行为特点及其德育路径探析

"90后"大学生思想总体积极、健康、向上,但也存在着认知与实践相背离、心理抗挫能力较弱、集体主义观念相对淡漠等问题。结合"90后"思想行为特点及其形成原因,针对性地因"理"、情"、境"、行"施教,才能切实增强"90后"大学生德育工作的实效性。     

朝鲜栗谷学派“心”概念析论

栗谷学派认为,理非先气而存在,理只是体现气化的法则;而要说明万物的现实存在性与存在形态,就要以气为中心。笔者部分认同上述消极的定义,并试图进一步研究李珥与任圣周对"心"的定义。之所以选择二人,是因为李珥是朝鲜性理学者中最早注重性理学里气这一概念的学者,而任圣周则更明确地阐明了主气论,提出了"心"之现代解释的开端。栗谷分别阐明了心的存在性与心的道德性含义。任圣周也把心的含义区分为存在论与道德论而一一说明。在存在论方面,根据"心是气"的论点,对"性即理"这一性的问题不予以讨论;而在道德论说明中,解释了心与性的关系,并说明了气之心怎样以道德标准控制情和欲。他最基本的人生观为,人是具有生命力的自然存在,气之心不分本然之性与气质之性,无论在人道德本性发现之前,还是之后,始终为"自然"的。     

论文学意象思维的三个维度及其统一性

文学意象思维是"物境"、"情境"、"意境"三个方面的有机统一.诗之物境,即了见其象,主体"看到"观照中的一切象,将有机统一的审美意象体系熟视于胸、历历在目;诗之情境,即深入其情,饱含情感地观照"象",作者情感体验的独特性,又会影响其创作意象思维的独特性,情中景、景中情不能与客观之理相提并论;诗之意境,即妙得其真,主体所见之象并不是一般的直观感性之象,而是妙得其真之象,它是生命律动的真诚表现,是溶于情,与象融合的真理.     

“外儒内法”之辩正

学界向来认为我国封建社会的统治是"外儒内法"、"儒表里法"。然而,纵观中国古代法的起源、法的指导思想及情、理、法三者的地位和相互关系,辨析儒、法两家治国主张的根本差异,其实我国整个封建社会的统治无论内外都是"内儒外儒"而并非"外儒内法"。     

论茅盾的艺术美感心理论

茅盾从艺术鉴赏和艺术创作两个角度,提出寓理于情、理重于情的艺术美感心理论,其中理重于情成为他最有特色的理论主张。茅盾阐明了小说家与诗人美感心理结构的差异及其与艺术体裁选择的内在关系,廓清了小说与诗歌创作心理规律的不同特点,论述了侧重再现客体的现实主义中长篇小说创作心理的特殊规律,在中国现代美学史上具有独特的理论价值。     

明代词学观念的演变与《草堂诗余》

明代词学观念的发展和《草堂诗余》的传播是一个互动的关系,相辅相成,甚至互为因果。以《草堂诗余》的传刻为线索考察明代词学观念的演变,可以理出一个较为完整而清晰的发展轨迹,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体现了整个明代词学观念发展的状况,有利于理解明代词学发展的内在规律。但是,明代词学观念同《草堂诗余》相纠缠,也存在严重的局限,影响明人对宋词的全面认识和对词体本质的深入理解。拘于《草堂诗余》是明词不兴的一个重要原因。     

杨慎崇尚六朝的诗学取向的批评史意义

杨慎对六朝诗风的崇尚,是对前七子“诗必盛唐”的反拨,突出表现为对《选》诗的诗歌史地位的强调,对于探讨近体律诗的源头与辨析古近体诗差异,在明代诗学辨体批评史上具有独特的意义,但也带来了以词为诗而导致的“纤艳不逞”的诗风流弊。     

明朝治理边疆思想的时代特征

明朝的治理边疆思想既有对以往封建王朝治边思想的继承,又有自己的独特之处,在取代少数民族建立的统一王朝——元朝之后,边疆局势与其他王朝有许多不同之处,治理边疆理念也必然随之发生变化。明朝统治者不仅从“天命论”的角度承认元朝的正统地位,而且提出“华夷一家”的理论,这是对元朝“大一统”思想的继承与发展,标志着民族融合已经达到一个新的层次,中华整体观念已深入人心,同时也为清朝的治理边疆思想奠定了基础。     

明朝后妃在皇位继承危机中的作用

在明朝屡次发生的皇位继承危机中,后妃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少数后妃在皇位继承危机中也起了消极作用,亦对明朝政局产生了负面影响。从总体看,在明朝出现皇位继承危机时,后妃的积极作用还是主要的,这对明朝近三百年统治中,保持较长时间的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是非常有利的,应予以肯定。明朝后妃之所以能在皇位承继中发挥积极作用,其原因在于高度集权的君主专制和明朝皇帝昏庸腐化者居多的实际状况。     

由爱乡而爱国——从王毓英看晚清民初的地方自治

晚清民初的地方自治热潮,不完全是政治变革和社会变动影响下的新事物,而实与明清以来士绅的“化乡”观念和实践有关.以晚清温州士绅王毓英的学与行为例,通过考察其时代意识和世界知识、乡绅意识与化乡实践以及地方自治与国家认同三者之间的交织互动,可以看到晚清民初地方自治背后的传统因素.王毓英通过修水利、移风俗、兴教育和办实业等四个方面的自治理念与实践,展现了这种地方自治背后“由爱乡而爱国”的文化逻辑.这种“由爱乡而爱国”的文化逻辑,与明清以来主张化乡的乡绅意识一脉相承.以王毓英为个案,或可将之视为晚清士绅处理地方与国家关系的普遍公式.     

真趣：审美主体的艺术化

真趣概念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演变,美学内涵及审美特征也有所变化.真主要指真实、真诚以及因真反假的内涵.真趣概念起初指诗文反映出的真实义理,物象中存有的自然道理,宋元逐渐突出了本真性情的义涵指向;明代李贽、三袁等主要论述并建立起真趣概念的理论内涵,强调了真趣概念的本真性、自由性和灵慧性等美学特征.     

古典家庭的解构与婚姻的圣化:奥古斯丁对社会基本单元的新构建

家庭是古典社会的基本单元,是一个基于自然权力的支配架构。奥古斯丁把个体抽离出世俗共同体,还原为纯粹的精神实体,为基督教的社会模式奠定了基点。奥古斯丁否认世俗共同体具有任何终极和德性涵义,导致家庭作为最基本的共同体形式,以一种“去自然”的方式被解构。奥古斯丁进而在基督教的框架下把人类社会理解为一个基于“平等和友爱”原则的“团契”（societas）;在这个抽象的精神性社会里,具有神圣意味的婚约（圣化的婚姻）以相同的原则构建起来,是体现人类社会性的最基础的组织单位,奥古斯丁由此构建起以“婚约”为基本单元的全新社会模式。该模式在中世纪晚期趋于瓦解,但其构建原则却为现代社会的基本单元--基于夫妻制度的核心家庭所继承。     

明清传奇戏曲叙事结构的演化

明清时期文人曲家的传奇戏曲创作,一直在长篇体裁的开放叙事与戏剧艺术的内敛叙事之间彷徨抉择,传奇戏曲叙事结构因此呈现出种种不同的状貌。明中期的文人曲家对开放叙事情有独钟,但往往置内敛叙事于不顾。万历年间的文人曲家毫无节制地驰骋自身的知识和才情,力图让传奇戏曲容纳丰富的社会历史内容和细腻的主体审美感受,但仍然普遍漠视内敛叙事。明清之际的许多文人曲家一改前辙,以内敛叙事为主、开放叙事为辅,创构了严谨的情节结构和精巧的排场结构。而清前期的一些正统文人曲家则热衷于象征叙事结构,成为清中后期传奇戏曲"以文为曲"的先导。文人曲家对内敛叙事的抛弃,从一个方面加速了传奇戏曲文体的消解。     

京剧《四进士》中的“异乡人”与“好人”:论明清社会中“差序格局”的另一面

费孝通先生的“差序格局”概念是中国社会学中的经典概念。近年来，围绕“差序格局”学界有更加深入的探讨，揭示了其内部的丰富性和复杂性。不过，这些研究并没有探讨“差序格局”的另一面，即如何能从亲属关系推展到天下范围。为了探讨这一问题，本文对京剧《四进士》剧本进行了细致分析，从中发现“异乡人”和“好人”两个重要概念，通过探索其内涵及其相互关系，来理解“差序格局”中“推”的真正含义。在此基础上，本文探讨了“亲属关系”与“异乡人关系”之间的复杂关联，并重新理解“伦理精神”的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