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津冀产业协同发展的问题及对策分析

京津冀产业协同发展是京津冀区域发展的关健。大力推进京津冀三地之间的产业协同发展,是贯彻京津冀协同发展这一战略的主要内容和战略支撑。通过梳理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战略目标和京津冀产业协同的初步成绩,认为三地发展还存在行政区划制约、三地产业结构差异明显、缺乏跨区域间的协调机制等问题,从而提出未来京津冀产业协内发展要优化产业生存环境、创新协同发展机制以及创新物流体系等对策,积极促进三地产业的竞争与合作,推动京津冀产业协同发展。     

京津冀产业同构程度评价及制造业协同发展分析

运用产业结构相似系数和区位商评价京津冀产业同构程度,并对制造业协同发展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同构现象主要表现在三次产业层面,在制造业行业中同构程度大幅降低。从制造业行业分工来看,京津冀三地在纺织业、化学纤维制造业等行业中已经形成较明确的分工,但在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等行业还存在一定程度的同构现象。并据此提出京津冀制造业协同发展的路径,为京津冀三地制造业协同探路,为国内外城市群实现制造业协同发展提供借鉴。     

京津冀协同发展与河北省产业转型升级

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根本目标是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和重要影响力的现代化新型首都圈,打造环渤海地区创新发展的新引擎,辐射和带动全国发展。以此为出发点,分析了河北省产业转型升级的战略价值以及当前京津冀产业分工的基本格局,认为实现京津冀区域产业水平分工是河北省产业转型升级的战略目标,河北省优质要素持续流出和京津冀区域产业垂直分工格局是实现这一目标面临的两大困难。建议通过改革京津冀“分灶吃饭”的财税体制、建立京津冀一体化的社会发展和公共服务机制、建设新型城镇化与城乡统筹示范区、谋划建设若干高端产业发展载体和平台等措施推动河北省产业转型升级。     

京津冀一体化中的产业协同发展研究

京津冀协同发展已成为重大的国家战略.大力推进京津冀三地之间的产业协同发展,是推进京津冀一体化、贯彻京津冀协同发展这一战略的主要内容和战略支撑.基于对京津冀三地产业发展的现状、产业协同发展的有利条件和不利条件的分析,本文提出了产业协同发展的对策建议.     

京津冀法制一体化与协同立法

京津冀一体化长期以来被解读为市场一体化、公共服务一体化、环境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一体化与规划的一体化,对法制一体化重视不够。法制一体化是京津冀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保障,缺少法制的一体化,京津冀难以持续发展。京津冀法制一体化可通过区域立法机构制定区域性法规或三地采用协同立法的方式予以实现,但后者比前者更契合当前的制度与现实。通过协同立法可消除三地规则不一致所引发的问题,应将协同立法作为京津冀法制一体化的主要形式。协同立法在性质上属于地方立法机构之间的合作,缺少约束力,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为最大限度发挥协同立法的作用,三地应共享立法信息,明确协同立法的原则,确定协同立法的重点,及时研究协同立法的实施效果,建立适合京津冀区域发展的协同立法模式与立法机制。     

京津冀协同发展下产业转移问题研究

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已于2014年上升至国家战略,推进京津冀产业协同发展已成为重要的战略支撑。津冀拥有资源、市场优势,产业结构与京存在明显的梯度差异,使其成为产业转移的承接地。然而受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缺乏跨地区协调机制等因素的制约,京津冀产业转移的过程中面临不小的挑战。今后一段时期,要立足三地产业分工与定位角度提出的产业转移总体思路,着重在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加强工业园区承载体建设、发挥市场机制营造制度环境等方面加强产业协同发展的力度。     

京津冀协同发展产业合作路径研究

本文分析京津冀三地产业协同发展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探讨三地产业协同发展的合作方向及路径。从必要性来看,三地产业协同发展是优化国家区域发展布局、形成新的增长动力的必然要求,是减少重复建设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有效途径,是解决三地发展中面临突出矛盾和问题的必然选择。从可行性来看,三地经济发展阶段不同,产业发展处于不同梯度,存在一定互补性,为实现区域内产业合理分工、协同发展奠定了基础。本文利用潜力模型计算得出北京、天津和河北省11个地级市的潜力值,根据不同潜力能级划定出三地开展产业合作的空间圈域——京津核心区,唐山、保定、廊坊、沧州、石家庄、邯郸产业协作区和秦皇岛、邢台、衡水、张家口、承德联动支撑区。     

京津冀清洁生产协同立法问题研究

清洁生产是治理区域性环境问题的有效手段和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要方面,有必要通过京津冀清洁生产协同立法为其提供良好的制度保障。由于京津冀三地经济发展水平、科研创新能力以及地方发展定位各不相同,关于清洁生产的法律文件在效力层级以及具体内容上存在一定差异,综合考虑三地清洁生产发展的制约条件和相关立法与政策基础,协同立法应坚持三大产业全覆盖、标准统一、程序统一等原则,对清洁生产主管部门协调机制、专项基金制度建立、科技创新体系构建、信息共享平台搭建等进行协同设计,力求为京津冀清洁生产协同发展以及促进三地环境治理能力共同进步、产业结构同步升级提供明确的法律依据和制度保障。     

京津冀交通法制一体化的目标与路径

交通一体化是实现京津冀一体化的基础,而京津冀交通一体化又离不开交通法制的一体化.由于京津冀三地在市场准入、交通运营、财政补贴等方面的不同安排制约了交通一体化发展,因此必须通过区域法制一体化来消除各种影响交通一体化的制度性障碍.京津冀交通法制一体化的核心是确定和完善三地统一的交通法律规范,并通过执法上的协调与监管使法律规范得到有效的实施.三地应通过协同立法的方式,协调不同的利益诉求,统筹解决交通内外发展问题,建立开放、公平的市场竞争机制.通过执行一体化的监管规则与实施统一的服务体系,实现区域交通法制的一体化.     

京津冀新定位

京津冀三地应在合理定位基础上，实现三地合理分工。现行的矛盾在于，三地的定位和目标存在重叠，在地方规划过程中发展重点和规划产业大致相同     

“一体化”的乌托邦

在刑事诉讼中,我国的检警关系被宪法定位为"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在理论界,这项原则在实践中的展开受到了许多学者的批判。有的学者认为应当彻底改造目前这种检警关系,代之以"检警一体化"的模式。深入分析此种模式,结合我国实际,这种"一体化"的模式只能是一种乌托邦。     

试论文化的整合提升和长株潭一体化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区域经济一体化和以互动、联合、合并为主要手段的城市群效应也呈现出蓬勃发展的良好势头。从长株潭经济一体化到长株潭一体化,也是历史发展和时代使然。利用文化整合的力量推进长株潭一体化的进程有着现实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在整合中提升城市文化的品位,努力促进文化融城,将是促进长株潭一体化,建设新兴融城的有效途径。     

新时代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的动力、策略与路径

文化是旅游发展的重要根基,旅游是文化发展的重要载体,文旅融合既是文化和旅游互动共荣的客观需要,也是文化和旅游发展的必然趋势.新时代背景下,随着消费升级和数字经济的发展,民众对文化旅游体验的需求转向对更高级的情感和自我实现的需求.面对我国文旅融合发展过程中表现出的主体和策略不够明晰、不确定性增强等问题,需要从多维度探究文旅融合发展的动力、融合发展策略选择与路径.基于对文化和旅游互动关系,以及文旅融合机制、模式、过程及路径的研究述评,分别从文旅融合的内在动力和外在动力视角,围绕产业关联、市场需求、技术创新和政策保障四个方面剖析了文旅融合的动力;提出了放大综合效应、深挖文化内涵、提升市场竞争力、统筹协调等文旅融合发展策略,以及升级产品体系、优化业态组合、培养复合人才和完善管理体制等文旅融合路径,以推动文旅的深度融合.     

新形势下海峡两岸实现金融一体化的战略思考

当前,两岸经济交往日益增多,金融的合作也有了一定的发展,但是从一体化理想的目标及经济对金融的需要分析,阻隔一体化进程的因素还寝多,根据国际金融一体化和区域金融一体化的要求,提出旨在促进金融一体化的对策,有利于发挥金融一体化在促进经济一体化中的作用。为海峡两岸经济、社会更好更快的发展提供有力的金融支持。     

和谐社会与和谐、和合哲学

实现社会和谐是中西古今社会管理者所追求的理想目标,构建中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世界和平、发展、合作时代语境的必然要求,是科学发展观的具体落实。哲学革命是社会革命的先导,构建和谐哲学是和谐社会建设的题中应有之意。和谐、和合哲学既是辩证方法论,又是创新哲学体系,更是对21世纪人类文化战略的构想,是实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智力资源。     

论兵团的屯垦戍边与社会整合

兵团人员构成多样化,文化、风俗习惯多样性,以及兵团体制的较强组织化色彩,使兵团成为统一协调组织具有一定的难度。兵团整合为团结一致的整体,才能更好地完成屯垦戍边的任务。该文借助于社会学的理论,分析了兵团体制,阐明了兵团各种整合机制的作用,认为法律机制是社会整合中重要而有效的机制。     

马克思、恩格斯的城乡融合思想及对我国小城镇发展的启示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城乡对立是社会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并随着生产力的发展逐步消失,城乡融合才是城乡关系发展的最终目标,提出了在未来社会消除城乡对立和差别的"城乡融合"思想,并通过阐释"城乡融合"的必然趋势,实现"城乡融合"的条件与途径从而形成了系统的城乡融合理论,是我国进行城乡一体化建设的理论基础。小城镇作为城市和新农村建设的结合部,是联结城乡发展的纽带和中间体,是我国进行城乡一体化建设的切入点,发展小城镇对促进我国城乡融合,实现城乡协调发展具有重大意义。以马克思、恩格斯的城乡融合理论为指导,探寻小城镇促进城乡融合的路径,可以更好地发挥小城镇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功能。     

得忘之间:语言、形象、意境

哲学是民族化、个性化的 ,只有民族的语言 ,才能建构与这种民族的语言形式相适应的哲学形态。和合语言哲学力图在语言结构与民族文化、民族精神融突而和合的基点上运用并整合言、象、意范畴。语言符号与形象是言与象的关系 ,言、象与意义、意境是言与意、象与意的关系。言尽象与不尽象、言尽意与不尽意的争论 ,以及由“得象忘言”、“得意忘象”而推致“得意忘言” ,历来见仁见智。在和合语言哲学语境中 ,尽与不尽、得与忘之间 ,若就一体圆融的不同层面而言 ,如形象世界与意境世界、在场世界与不在场世界等 ,都是融突而和合的 ,不能“执著”一面而否定另一面的合理性。     

论两类科学方法论间的整合趋势

人们对现代科学发展的性质和特征问题给予相当的关注,其中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方法论间的“整合”问题显然是一个重要内容。依据科学现代发展呈现的“脉搏”,揭示两类科学方法论“整合”过程的“基础”,分析“整合”得以实现的途径,以及“整合”过程透露的种种特征,这对继续深入研究现代科学发展的性质和特征,无疑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     

城乡一体化进程中的土地流转模式研究

当前新农村建设与城镇化进程中存在一些结构性问题, 如“土地与人口”“土地与收益”“土地与城镇化”“土地与‘家’在何处”等关系问题。在各地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的丰富实践中,广东“叶屋模式”与山东“东斟灌模式”具有制度创新的比较意义。广东叶屋村的土地整合,基本是一个土地重新分配、调整和置换的过程,是由村民自主发动、自主协商、自主整合的自治实践,是基于反复协商讨论、民主决策之上重新组织化的自我行为。而山东寿光东斟灌村,以蔬菜大棚种植为主导型产业,以土地股份合作社的土地入股制度为核心,加之果蔬合作社、资金合作社一体联动,走出一条合作化规模农业发展之路。二者反映出一条共同规律：土地制度仍是新农村建设中的核心制度,土地仍是城镇化进程中最后的保障制度。　未来,要在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大视角下,推动城乡一体进步的“一体化制度安排”,必须思考以下问题及其所催生的制度性变革：农业现代化与当地城镇化、城市国有土地与农村集体土地、农民-农民工-市民三个方面的“一体化制度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