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学文科博士点边疆史

南京大学的民族与边疆研究可以追溯到中央大学和金陵大学,1944年中央大学组建的边疆政治系更以边疆民族文史研究和民族社会调查为重,延聘了当时国内许多著名学者任教,蒙元史专家韩儒林任系主任。1952年院系调整后的南京大学历史系,以原中央大学历史系、边政系和金陵大学历史系为基础,韩儒林先生任系主任。1956年教育部批准在南京大学成立元史研究室,继承开展民族与边疆研究。1978年以后,元史研究室扩展自己的研究范围,1990年设立民族研究所,2002年成立民族与边疆研究中心。     

雷海宗与吴于廑——中国世界史学科建设杂忆数则

雷海宗与吴于廑是我国两位著名的历史学家,特别是在世界史学科建设方面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名列《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历史》卷。雷海宗与吴于廑年龄相差11岁,一北一南,共同的教育事业和历史研究把他们联结了起来。我有幸作为弟子和后辈与这两位史学大师有过较多的接触。现就个人所知,约略勾勒他们之间的学术渊源和成就,大概可以为我国的当代史学史研究提供一些素材和线索,对于熟悉他们的名字和关心史学发展的人也不无兴趣。雷海宗字伯伦,1902年生于河北省永清县。1922年毕业于清华学堂,公费留美。1927年获芝加哥大学哲学博士学位,所著博士学位论文《杜尔阁的政治思想》深获好评,时年25岁。毕业后,他迅即回国在南京中央大学史学系任教授和系主任,兼任金陵女子大学历史系教授和中国     

白寿彝的治学经历及其史学史研究

白寿彝先生治学领域宽广 ,对许多学科的开创和建设做出了贡献。其中 ,民族史、通史、史学史的研究在他的学术规模中 ,具有重要的地位。早年 ,他走着一条由民族史、通史而史学史的治学道路 ,后期 ,又将这三者高度统一起来 ,融会贯通。他的史学史研究 ,有着鲜明的特点 ,有力地推动了史学史学科的发展。     

章学诚“纳文入史”观刍议

章学诚认为文集的价值在于"与史相辅"、补史之不逮,如此便形成了一种"纳文入史"的文史观念,强调文集的史学意义。首先,他以"六经皆史"的史学观为基础,完成了"纳文入史"观的理论构建,其中"文体"是他把文集纳入"道—六经—战国之文"这一史学体系的关键。其次,《文选》兼览八代、汇聚各体又各以类分的编排体例,与章学诚"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史学方法相契合,这也成为后世文集与章学诚县志文征编纂的范例。对"《文选》之体"的借鉴,是章学诚"纳文入史"观得以实际运用的关键一环。     

韩德培教授

韩德培教授祖籍南京,1911年出生于江苏省如皋县。他六岁开始就学,曾在浙江大学史政系学习半年,后转入中央大学法律系,1934年毕业,获得法学士学位。毕业后留校作过几年教学和学报编辑工作。1939年     

章学诚对清初浙东学派思想的继承和发展管窥

章学诚对清初浙东学派思想的继承和发展管窥方祖猷章学诚在其《原道》篇里继承了黄宗羲唯物主义道器论的观点,进而从道和器的质的规定性、道因器而显及六经皆器等三方面予以发展,章氏又继承了黄宗羲和万斯同史学经世的现点,并从通器论、经的本义和经世必须联系当代三点,对史学经世作了初步的理论分析。在史德上,章氏从万斯同史家必须“平心”的思想基础上,明确地提出了“史德”的概念,并从治史的原则、治史的困难和治史的主现要求三方面对史德问题作了透彻的分析。由此可知,章学诚是清初浙东史学在理论上的集大成者。不过,由于世迁时移,他的史学思想与其前辈相比,也有较大的差异。     

张其昀史地结合思想与浙江大学史地系办学特色

张其昀（１９０１～１９８５）是我国著名的史地学家、教育家。１９３６年至１９４９年,他协助竺可桢办学,创设浙江大学史地学系,并任该系系主任。十三年中,在他的辛勤努力下,浙江大学史地系发展成为一个包括四个单位、师资力量雄厚、学术成果丰硕的系科。浙江大学史...     

王夫之的易学与史论

王夫之把易学与史学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说历史的兴亡之理 ,论几千年的兴亡得失荣辱消长之故 ,显示其深邃的史学哲理性 ,把中国史学思想推向一个新的高峰。王夫之以易学的通变的观点 ,从历史大势出发 ,总结历史 ;强调历史经验教训是和一定条件相联系。王夫之的易学成就造就出他的史学的特色。王夫之重义理而不废象数 ;以史证易、以易理释史 ,又以史的眼光评析易学流变 ,从而为他的易学提供了历史的说明。只有把王夫之易学与史学作为一个整体把握 ,才能对船山学术有全面的认识     

把正文给我,别管脚注——评格拉夫敦和他的《脚注趣史》

《脚注趣史》是美国史家安东尼·格拉夫敦的一部著作。该著考察了史学脚注从17世纪的发源到19世纪成为职业史家的必要工具的过程。格拉夫敦本人的学术贡献集中体现在对文艺复兴以来西方知识史和文化史的研究。他在学术旨趣和方法上深受莫米利亚诺和潘诺夫斯基等学者的影响。近年来,他在西方史学界影响力的上升标志着西方史学自身的转向,而《脚注趣史》既体现了他的学术特色,也是他的影响由学术圈扩展到知识大众的一部重要著作。该著的真正目的是要通过对史学脚注形成的讨论来探讨自17世纪以来西方史学的重要阶段的特点。在追寻脚注形成的缘由时,该著着意避免目的论式的分析,同时挖掘大量被现代学术史忽略的人物及其贡献,对不少重要的史家的史学特点也做了有价值的重估。该著提醒读者,脚注和史学撰作的紧张关系源自于现代史学本身的特点和局限。     

春秋学与明代学术的历史变迁

明代春秋学对明代文学变迁的影响甚大，以春秋学为代表的明代经学受理学影响，呈现衰落之势。为救经学之失，因史证经成为普遍认可的解经方式。明代学术重心随之发生了由经学向史学的转换，由此引发史学的兴起。而在阳明心学影响下，以史证心的史学观念兼之以文辞论的流行引发了由史学向文学的转化。     

中国近代史学中的民族史研究与撰述

中国民族史的研究和撰述因被赋予了与传统史学迥然不同的学术意义和现实关怀而成为近代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民族史研究不仅是中国通史撰述中的重要内容,而且是体现史家所持撰史观念的基本坐标.多种中国民族专史的撰述出版以及研究论文的不断发表,使民族史研究很快成为了近代史学中的一个专门的研究领域,也反映了民族史研究因现实关怀而获得了更为开阔的学术视野.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民族史问题进行理论上的探索,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民族史研究的主要特点.     

朱希祖与中国现代史学体系的建立--以他与北京大学史学系的关系为考察中心

朱希祖1920年夏至1931年初担任北京大学史学系主任,是北京大学史学系的主要创办者.其间他以欧美新史学思想为指导制定北大史学系的课程体系,延聘名师,在教学方面进行了多次改革,加强社会科学和史学理论课程,注重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和自主研究能力,为中国史学近代化转型作出了重要贡献.他愤慨离开北大史学系的原因主要是门派矛盾所致.他对北京大学史学系的创建之功,不可磨灭.     

从《史通·本纪篇》看刘知几的史学观

刘知几的代表性作品《史通》,作为中国史学史上第一部史学理论和史学史专著,第一次对唐中叶以前中国封建史学的发展作了较为全面的总结和批判,揭露了自孔子以来传统史学中存在的种种弊端.他根据自己多年修史的经验,论述史籍源流、体例,史官建置和旧史得失等,有许多精辟独到的见解.他从史学理论方面,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为史学史的研究和史书编纂学的探讨,树立了基础和规模,其中不少观点至今仍不乏借鉴意义.自《史通》问世以来,对其评价有毁有誉,而总的来说褒多于贬.这里仅就《史通·本纪篇》谈谈刘知几的史学观点以及本人学习过程中一点粗浅的认识.     

“推测史”与亚当·斯密的史学贡献

推测史是苏格兰启蒙运动史学的重要内容,亚当·斯密在推测史中阐释了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基本原理。在阐释经济增长时，斯密在他设想的经济的自然进程与真实的欧洲经济史的悖论中阐释了政治经济学原理。在阐释天文学这门自然科学的历史时，斯密认为想象推动了天文学史上的重大观念变革，而想象是推测史的重要因素。在评论18世纪的传统史学时，斯密重新阐释了史学的功能和写作原则。斯密没有写出一部完整的历史，而是将推测史运用到他对政治经济学原理和天文学史革命的阐释中，拓宽了人们认识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视野，反过来促进了苏格兰启蒙运动推测历史的书写。     

黄宗羲和《明儒学案》

黄宗羲是我国封建社会晚期一位杰出的启蒙思想家和史学家,他的政治思想和史学理论对后世都曾发生过重大影响。他是清代浙东史学的开山祖,对浙东史学的发展起着承先启后的作用。他对文献的整理,明代历史的研究,都作出卓著的成果。特别是《明儒学案》一书的编纂,为学术史研究开了先河,因此在中国史学史和思想史上都具有重要的地位。解放以来,评论他的文章虽然不少,但大多偏重于论述他的政治思想,而对他在史学上的贡献,特别是对《明儒学案》的价值还是很少论及。笔者拟就这方面谈些粗浅的看法,以就正于方家和诸同志。     

梁启超:史学比较方法的倡导与实践

比较研究是历史研究的重要方法,梁启超对史学比较方法的内涵与功用进行了阐述,促进了近代史学理论的发展。他还在中国史和外国史等领域中有意识地进行比较研究,其比较研究成果至今仍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洗尽铅华也从容——谈《保卫历史学》中的“祛魅”理念

史学理论及史学史的探讨和传授,可以是最枯燥无味的,也可以是最引人入胜的。引人入胜的作品必然贯穿着作者的独特眼光和独立思考,李勇教授的《保卫历史学》正是如此。他对史学自有心得,并善于作简洁清晰地表达,如对历史学的界说、对史学理论和史学史的精妙区分等等。本书的独到之处还在于隐藏在语言文字背后的祛魅理念。     

从地学到地理学：竺可桢与中国近代大学地理学系的构建

竺可桢是推动中国近代地理学学科建制的关键人物。他于1913—1918年在哈佛大学研习地理学和气象学,归国后将哈佛地质学与地理学系的“双名词系科”移植于东南大学地学系,以“科学的地理学”改造传统地理,推动建立中国的新地学。然而地理学人才的匮乏阻碍了学科的成长,在1925年竺可桢离校后,地质学后来居上,主导了地学系,地理学在人员聘任、经费分配、课程设置等方面发展都受到束缚。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国际地理学蓬勃发展,南京国民政府因政治关切支持地理教育,推动中央大学地理学摆脱对历史学、地质学的附丽,寻求独立的学科建制。由于大学系科之争和地理学汇通文理的学科特征,地理系独立后在院属问题上又添波澜。竺可桢及其弟子熟悉欧美地理学的潮流和体制,坚持在理学院下建设独立的地理系,倡导融合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的新地学,中央大学地理系于1932年重回理学院。竺可桢对于东南大学地学系和中央大学地理系的学科构建,深刻地影响中国近代大学地理学系的创立和成长。     

论教育活动史多维视野的实现途径

教育活动史多维视野是教育活动史未来的发展目标。它主要通过借鉴母体学科史学的分支学科的理论和方法予以实现。通过日常史学、历史人类学来把握教育活动主体的日常教育活动,而身体史学、心理史学、口述史学再现了教育活动主体的内心和声音,大众史学则实现了为民众写教育活动史的宗旨,它们共同促成了教育活动史研究的人民性;通过图像史学、形象史学、影视史学把握的生动感官符号,促成了教育活动史研究的形象性;通过计量史学的量化数据和精密统计,实现了教育活动史研究的科学性;比较史学通过思维扩展则落实了教育活动史研究的全球性、整体性。可以说,教育活动史的多维视野最终促成教育活动史研究茁壮成长。     

《唐代官方史学研究》读后

南开大学法学系副教授岳纯之先生的《唐代官方史学研究》一书2003年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本专著是近年来关于唐代史学史研究的一部力作。全书共分为六章，分别是唐代官方史学概论、唐代官方修史机构——史馆、唐前五代史与五代史志的修撰、《晋书》的重修、实录的修撰、唐代官修史书杂考。另外此书附录部分收入了作者写的五篇针对某些具体问题的短文，此书的第一章可以说是对唐代官方史学的总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