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小说叙事主体的分化及其比较

叙事主体主要包括隐含作者和叙述者,传统小说中二者基本一致,普遍信奉叙述者权威的原则。在传统小说向现代小说的转变中,叙事主体以及主体的评价都发生了变化。由于中西现代小说的内涵不同,导致这些变化也出现了差异:西方现代小说打破了传统“全知叙事”的方式,其主体分化动摇了叙述者权威,主体评价侧重从传统的单一评价转向多重评价;中国现代小说摆脱了传统白话“口述”方式的“全知叙事”,基本上仍信奉叙述者权威,主体评价侧重从传统的显性评价转向隐性评价。在新时期,中国小说也出现了西方意义上的叙事主体分化。     

鲁迅名作《伤逝》中的叙述者研究

叙述者是叙事文本的重要特征,它与叙事视角一起构成了叙述.在小说《伤逝》中,鲁迅用一个缺席叙述者的身份,代表了隐含作者的思想规范和价值判断,是一个可靠的叙述者.同时,鲁迅创造性的采用了叙事者的话语干预来表达自己的立场态度与情感倾向.《伤逝》中叙述者的独特运用体现了鲁迅对现代小说叙事技巧的革新和开拓.     

话语交流视域下的叙事声音类型论

叙事的话语交流属性肯定了读者在叙事中的意义建构功能。读者意识作为联结世界、叙事与阅读的文化机制,影响着作者对自我与读者、隐含作者与隐含读者、叙述者与叙述接受者的关系设定,从而影响话语方式的选择。从强调作者权威的直陈,经历婉曲的讽刺、悖逆的反讽,到意义游移的含混叙事,作者的位置不断下移直至退出文本,读者的主体地位从无到有乃至成为意义的最终裁决者,体现了叙事交流意识的强化轨迹和读者意识对叙事声音的强大影响力。     

毕飞宇长篇小说《平原》叙事策略浅析

文章从叙述模式、叙述者角色定位两个角度探讨了毕飞宇长篇小说<平原>的叙事策略一是探讨作品在叙事视角转换过程所表现出来的灵动的叙事风格,二是从隐含作者、现实作者和叙述者三者的相互关系中阐释作者对叙述者的角色定位.     

叙事学语境中的“自我”与“他者”——浅析福音书的“作者”与“读者”

"作者"与"读者"是叙事交流语境中的重要环节.本文尝试从隐含作者与隐含读者、叙述者与叙述接受者的角度,分析福音书的文本,以此强调其中的意识形态内涵:认信耶稣是基督,耶稣基督向世人传报救赎的好消息,使世人更加笃定对上帝的信仰.这种神学观念的彰显既是福音书的著书目的,又凸显出了其自身独特的综合意识形态特征的审美价值.     

论安徒生童话的可靠叙述

安徒生童话中的叙述者的价值判断、道德取向明确且稳定,作品的叙述者与隐含作者的准则一致,具备了叙事学研究中的可靠叙述特征。其可靠叙述具有三个特点:第一,隐含作者怀有的基督教情结,这与真实作者、叙述者不谋而合;第二,叙述者有意避开政治因素,将问题的解决归于宗教,且真实作者、隐含作者也表现出同样的态度;第三,童话童趣盎然,隐含作者和叙述者两者在表达童心、童趣的意愿上与真实作者并无实质性的偏离。     

不可靠叙述:《毁了我父亲的第三件事》的叙述策略

不可靠叙述是当代叙事理论中一种重要的叙事策略。美国短篇小说家雷蒙德·卡佛在其短篇小说《毁了我父亲的第三件事》中,对重要情节的省略、空缺以及含混的叙述,造成了叙事和文体层面上的不可靠。作者运用不可靠叙述这一技巧,邀请读者与文本中人物、叙述者、隐含作者积极互动,以感受生活中的不确定性,彰显人物性格的异化。文本中所发生的事件对叙述者"我"的深刻影响,深化了小说主旨,于冷静疏离的叙述中,展现出生活中荒谬的客观存在。     

《百合花》的叙事模式

从叙事学的角度看,内聚焦叙事、隐含作者及叙述者的思想职能,在叙事作品中有着举足轻重的 作用;文章以此重新解读《百合花》。     

近世湖湘文化精神与20世纪湖南小说叙事

20世纪湖南小说家用得最多的叙事视角还是传统的全知视角,也有不少作品是采用第一人称"我"叙述的,但这个叙述者"我"和作者几乎没有距离,是一个自我叙事者。叙事视角的选择是由以政治作为人生第一要义、以经世致用作为立身处世的基本原则的湖湘文化精神规约着的20世纪湖南作家创作心理定势的强力表达。20世纪湖南小说文本中的叙事关系大多可用"叙述者(作者)———人物"模式来表示,叙事语式和语态大多是作者经历、身分、思想情感的一种直接的投射。20世纪湖南小说文本的叙事视角还存在一个"隐含作者"现象。忧患的叙述情调是与20世纪湖南小说叙事视角相关的一个特点。20世纪湖南小说叙事语式和语态带有明显的局限性。     

新闻叙事的叙述者初论

在对新闻文本进行叙事分析中,应该将叙述者作为语言主体来对待,而不能将其与真实的作者混为一谈。如此强调叙述者的语言主体地位,不是否认作为历史主体的真实作者在新闻写作中的作用,而是为了将叙事学的观点和方法完整地应用于新闻叙事分析中,更为集中、深入地探讨新闻叙事文本内在的叙事机制,更好地理解新闻这种独特的叙事现象。     

论小说叙述者的唯一性

在小说文本中,小说的作者、隐含作者以及人物不可能成为小说的叙述者,叙述者是处在小说文本的话语层面上,对文本中的故事进行叙述的叙述主体,并且在每篇具体的小说中只存在一个叙述者,具有唯一性这一特点。     

一种新的乡土叙事方式——《秦腔》叙述视角解读

在《秦腔》这部长达五十万言的长篇小说中,作者放逐了传统的叙事模式,采用了一种非同寻常的叙述视角。小说以一个半疯半傻的青年农民——张引生为叙述者,以“我”的视角来讲述清风街乡民们生存和生活现状,表现城镇化对中国农村传统文明的冲击。但小说的叙述视角却不是单一和确定的：叙述者“我”的讲述时而疯癫时而清醒,内聚焦视角也突破了“始终受限”的传统模式,不时具有了“全知全能”性,小说中的“我”有时以事件参与者的身份讲述故事,有时又作为缺席者以全知视角进行叙事。贾平凹的《秦腔》无疑开启了一种新的乡土叙事方式：通过流年密集式的写法和叙述视角的转换实现了对生活原生态的还原,并寄予了作者对于一种“常”中之“变”的哲学思考和在这种变迁中的情感取向。     

无法超越的悲剧:《师道宣》的叙事解读——中国虎故事类型研究系列之三

叙事学理论作为一种方法对于民间故事研究具有重要意义.文章立足于笔者已完成的关于中国虎故事类型的研究,探讨中国虎故事化身型故事《师道宣》的叙事性,对其叙述者、角色模式及叙事结构作了解读,从叙事的层面上揭示其《师道宣》文本由“     

第一人称叙事与可靠性问题

讲故事人有时代表隐含作者的价值观和道德信仰,他是隐含作者戴的面具和传声筒,是可靠叙事人。但有时隐含作者让受述人与第一人称叙事人享有共知信息,使某些人物处于弱势,叙事产生戏剧反讽,叙事人有讽刺性质。而当隐含作者让叙事人在讲故事的同时无意中暴露自己的各种短处成为不可靠叙事人时,隐含作者就具有讽刺性质。第一人称叙事人难免孤陋寡闻,但他和读者近距离交流,使读者领略尘封久远的历史。第一人称的有限性被隐合作者用来挖掘与叙事人之间的差异,构成纷繁多姿的艺术魅力。     

论电影《原罪》的双重叙述机制及其意义

电影《原罪》的鲜明叙述技巧构成了影片的双重叙述机制。第一层面是明现叙述者的多种叙述策略;另一层面是大叙述者的多处叙述标示,而这种双重叙述机制的分析对于影片的叙述意图和故事内涵的理解有重要意义。     

凯南和柯里的"叙述者"理论比较

凯南与柯里都注重作为叙述者的作者在故事叙述中的重要地位,二人都从布斯的理论出发论述叙述者问题。凯南认为叙述者是叙述交流的构成要素,并分析了它的不同层次;柯里提出叙事者是控制者的观点,并通过身份、叙述视角技巧的分析论证了自己的理论。这是他们的相同面。二人的不同面是:凯南的结构主义叙事学是以故事为中心,把作为叙事者的人放在文本结构中来阐释;柯里的后现代主义叙事学则突出了作为叙事者的人,认为人是叙事动物,人是叙事的讲述者和阐释者。     

可靠的叙述者:《呼啸山庄》的交流模式

《呼啸山庄》的交流模式采用了设置多层次的可靠叙述者的方式。一是故事外的叙述者,他用读者的眼光探究故事;二是故事内的叙述者,她用第一人称全知叙述讲述和感知故事;三是人物叙事者,他们对自身经历的叙述和情感的自我剖白真实地袒露自身。作者依靠三重叙述者的叙述构建了与读者的交流模式,成功地为一个虚构故事获得了真实的现场感,赢得一百多年来读者的信任。从交流模式的角度探讨《呼啸山庄》叙事特色,往往为评论者所忽视,却是探索作品艺术魅力的一个行之有效的入口。     

用中国方式书写“无数的心事”——论李洱小说《应物兄》的叙述模式

《应物兄》在叙事上有很多富有意义的探索,它围绕一个叙事主线展开且叙事视角单一,却能借助人物的思绪、谈话及种种链接方法,形成一个驳杂丰富的文本。《应物兄》有意设置了叙述者和叙事视角的分离,用故事内人物应物兄的视角引发故事,再以超故事叙述者来解说故事,有效地规避了文本的零碎化。《应物兄》中每一节的标题设置富有深意,不仅是向《论语》的致敬,而且将整个叙事分解为众多独立的小故事,既让小说主题与诸多故事取得紧密关联,也同时让这些小故事兼有了以小见大的叙事效果。     

1990年代:走向叙事自觉时期的短篇创作

1990年代以来短篇小说在借鉴了现代派小说理论及叙事话语之后,重新发现了叙事的重要性,不仅改变了以往小说忽略形式因素的模式,而且在叙事上表现出独特的文本策略.本文从叙事时空、叙事视角、叙事者、叙事方式等方面对这一时期的短篇小说进行深入考察,认为1990年代以来短篇小说真正进入了文体自觉时期,小说的叙事"话语"与文体相互对照、补充,在短篇小说的艺术发展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