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麟对新儒者的定位

贺麟适应中国社会现代化发展的精神需求,依据新心学的哲学识度,突破传统的儒者人格模式,设计了新式儒者人格。合理性、合人情、合时代是新式儒者人格应当具备的三个基本特征。他所设想的儒者人格在中国没有变为现实,但他提出的思路对于我们今天如何处理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仍可引为借鉴。     

李贽心目中的儒者形象述论

李贽心目中的儒者形象,是基于他对当时士风的考察和对儒家思想的感悟而逐步形成的。他以童心说为指导,追求真心,主张发挥个体的真实性,批判假人表里不一和没有远见卓识。李贽以《藏书》为载体,勾勒了心目中儒者的形象,即审时度势,适时变通;道不虚谈,注重实效;人格独立,修己安民。这些表明李贽有强烈的恋政情节,他所描述的儒者的理想形象,更接近于先秦孔子的设想,体现当时反理学化的思潮。     

“孔颜之乐”在元代理学中的价值意蕴——吴澄境界论探析

＂孔颜之乐＂是指高于物质生活的精神追求。历代儒者均以＂孔颜之乐＂为最高理想境界。元代由于其历史的特殊性,元代儒者如何达到人生之＂乐＂,怎样获得人生之＂乐＂的问题便具有了特殊的含义。吴澄是元代著名理学家。他通过对孔颜之乐的阐发,使得儒家的理想人格得到了重新全面的肯定,为元代儒者的精神追求提供了一个安身立命的支柱。     

周敦颐人生态度的儒学意蕴——兼与劳思光先生商榷

周敦颐作为理学开山,虽受到佛道思想的影响,但其主导观念则是儒家学说。这不仅表现在他的学术著作中,同样也体现在他的人生态度上。那种认为他思想为儒,生活为道,或谓其生活非一圣贤型儒者之生活的说法是偏颇的。应还原他儒学宗师的真实形象。     

元代儒者价值观念中的"我"与"为我"——吴澄真儒观探析

在元代,儒者的价值观念发生了很大变化。这一变化可从其核心的主体意识和利益意识的变化中得到说明。元代著名理学家吴澄面对元代儒者所面临的价值危机,一方面以＂承继道统＂明确元代儒者的主体意识;另一方面以＂内圣外王＂规定元代儒者的利益意识,为元代儒者重新树立了＂真儒＂这一价值目标,肯定了元代儒者的人格自尊与价值自觉。     

牟宗三的风骨

牟宗三是现代新儒家的杰出代表,也是“世界水准”的哲学家。他在苦苦地追求“哲学地建立中国哲学”的学思历程中,也表现出鲜明的人格特征。与很多哲学家相同的是,牟宗三对于做学问和做人都有明确的意识。他认为做人与做学问一样均不是一件易事,因此需要认真的态度。牟宗三的一生规行矩步,儒雅谦逊,儒者风范。但与此同时,他又常常表现出忧怨与孤愤,具有明显的狂者性格。这又是与很多哲学家不同的一面。之所以如此,在于他一生以“真人”人格为“型范”,以真诚、不虚伪为做人标准。这种以“真人”为底子、以儒者风范和狂者性格相结合的人格特征构成了牟宗三的人格风骨。     

“君子止有事人、知生学问”——陆世仪与明清之际儒家生死、鬼神论的新动向

明清之际的名儒陆世仪致力于扭转晚明以来儒者过于重视死后世界和鬼神报应的倾向。这突出表现在他反对以死后的审判和轮回解释果报,并主张在世俗伦理的限度内解释祭礼。不过,他对晚明思想也有继承的一面,主要表现为他并不否认果报观念本身,也不否认鬼神可以独立存在于人心之外。正是这种与晚明思想的连续性,导致他并未完全回归宋代理学的传统。不仅如此,他对理学以阴阳为鬼神等主张还持批判态度,这和当时或稍后的不少儒者是颇为一致的。这些都反映了明清之际儒家在生死、鬼神论领域的新动向。     

简评山涛

对魏晋时期著名隐士团体竹林七贤中的山涛从政为人处世作了介绍和分析 ,认为他的一生是“遵儒者之教 ,履道家之言”。     

梁漱溟：“中国的甘地”

梁漱溟，“中国最后的儒家”。走完百年人生，学人无不称颂其“敢于犯颜直谏”的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美德。当年，马歇尔、司徒雷登称梁漱溟为“中国的甘地”。从记述梁漱溟的资料中，记者只感觉他是一个冷面的儒者。在这尊严峻冷面“佛”的背后，究竟是怎样一副悲天悯人的胸怀，他还有无另一副面孔？     

论小学在朱熹思想体系中的地位

一、是末学,又不可或缺朱熹毕生从事学术研究,是知识渊博的大学者。在涉猎的众多学科中,对于小学这样一门学问,他是并不看重的。他发挥程颐的观点说:“今之学者有三:词章之学也;训诂之学也;儒者之学也。欲通道,则舍儒者之学不可”(朱熹文集卷三十二《答张敬夫问目》)。在这里,朱熹把训诂之学断然排斥在“通道”的途径之外。在《答杨元范》一书中,他又明确地说:“字画音韵是经中浅事,故先儒得其大者多不留意”(文集卷五十)。他批评北宋神宗时“士之所以学者,不过章句文义之间,亦有浅陋驳杂之弊”,又指责吕祖谦“力主文义章句之学,意已稍偏”(…     

小议杜甫晚期的七律拗体诗

杜甫在关心社会政治生活的同时 ,毕生致力于诗歌艺术的探索。他晚期的拗体诗 ,特别是七律拗体诗的创作 ,一改先前的诗风 ,正是他致力于这种探索所取得的硕果。本文将试图说明杜甫晚期七律拗体诗的表现、特点、大致成因及对后人的重要影响 ,以期在杜诗的理解上达到一个较高的层面     

论杜甫的"忠爱"人伦情怀

在杜甫执著"奉儒"的追求中,包含了他对儒家人伦规范的接受和遵从."忠爱"作为儒家人伦理念中一个重要的内容规定,也成为了杜甫在人伦理念与行为取向上的行动导向和人生价值的自认尺度,并在其忠诚君国、诚信友朋、挚爱亲人等人生活动中得到了很好的实践验证."忠爱"人伦情怀,成为杜甫"奉儒"人格与诗道精神的重要内容.     

也论道教文化对杜甫的影响

唐代“国教”和唐诗“集大成”者杜甫有着密切的联系。本文分析了杜甫道教观形成的历史文化原因以及在诗歌中的具体表现,并且论述了道学意象在杜诗中的具体表现及杜甫对神仙丹药的态度。从而说明了道教文化对杜甫产生过相当大的影响。     

为“安得鞭雷公,滂沱洗吴越”进一解

根据杜甫对苦难民众一贯的情感态度,以及他在作咏雨诗时的惯常思路,其《喜雨》诗“安得鞭雷公,滂沱洗吴越”句,表现出诗人虽心喜蜀中这场雨,但仍心有不足而“忧思”:不仅忧“巴人”也忧因旱灾引起的吴越“盗贼”。因此他盼望再有一场滂沱大雨,不仅彻底解除蜀中的旱象与“气”,而且解除吴越的旱象与灾,从而缓和吴越地区的政局。     

杜甫律诗孤平例不只一首

针对王力主编《古代汉语》对律诗孤平拗救引注解说的不妥之处,本文通过对杜甫诗歌较为细致的索检,证明杜甫律诗并非没有孤平之例。     

《钱注杜诗》诠释方法略论

《钱注杜诗》是明末清初学者钱谦益的力作,他用诗史互证方法对杜诗做了深刻诠释,同时也开启了诗歌解释方法的新领域,但历来却众说纷纭。本文通过探讨钱注中的以史证诗与以诗证史两个方面,进一步挖掘《钱注杜诗》的价值,从而揭示它在杜诗学中的重要地位。     

两唐书本传中的严武与杜甫笔下的严武

严武是唐代民族战争中的风云人物，两《唐书》本传对严武的执政和人品的记述，却颇多微词，与时人杜甫对严武的评价相比有所不同。将史书与杜诗对严武事迹的记录与评价之异同进行对述，对史书本传对严武的微词加以辩驳，给严武以公正的历史定评。     

试论杜甫秦州诗的新变

杜甫秦州诗产生新变,诗歌内容由关注国家民生转向诉说个人身世遭遇,景物描写亦由高大壮美之物转向了日常的细小景物,艺术方法则由慷慨激昂转而悲婉细腻,气韵表现则开始呈现出萧瑟冷落之气,折拗怪特的特色也初露端倪,沉郁顿挫的特色表现得更为明显和成熟.本文在阐述诗歌新变过程中,还分析了产生这种新变的原因和意义.     

张九成忠君爱民的政治思想

张九成是南宋时期著名的理学家,一生著述颇丰,同时他还是一位忠君爱民的政治家。他在国家遇到危难之时,忠于职守,尽职尽责,利用一切机会为皇帝建言献策;在朝时,刚正不阿,不畏强权,敢于直言;在处理君臣关系方面,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同时张九成谨守孟子民本思想,勤政为民,关心群众的疾苦,深受百姓的爱戴。     

志在富民与农村研究——纪念费孝通诞生96周年

费孝通先生在回顾自己的人生道路时,特别强调毕生的目标就是:“志在富民”。他说:“这是我一生的追求”。费孝通的富民理想是发展的,在不同的时期,具体的内涵也有所发展变化。费孝通探求中国的富民道路,将根扎在中国农村。在他开始写《江村经济》的时候,便非常明确地确定了这一方向。费孝通研究中国的富民的道路,所采取的总的原则和方法是务实求真。在研究过程中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坚持学以致用的道路,坚持实地调查的方法,坚持研究工作的不断开拓和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