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谐社会构建中的社会纠纷解决——制度与利益的双重视角

社会纠纷实际上是一种利益冲突,这种利益冲突源于人的"需要"本性。社会资源的有限性和利益分化也促成了社会纠纷的发生。社会纠纷解决的重要方式是诉讼和各种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此外,"基础社会规则"的树立和内化也有利于社会纠纷的消解。个别的利益填补和普遍的利益平衡是一种更为根本的社会纠纷解决手段。综合运用各种手段,才能同时在现实层面上和根本层面上实现社会纠纷的有效解决。     

论构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理念基础

纠纷解决机制是法治系统中的一个重要的要素,法治社会的建立和发展离不开纠纷解决机制来保证社会的稳定和秩序,同时实现诉讼内外的各种纠纷解决机制的功能互济、有机衔接与整合,将成为稳定社会发展、建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作为一个理性社会,会让纠纷主体根据法律的规定按照自身利益的需求选择相应的纠纷解决方式。因此,构建科学、合理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关键是要建立系统的理念、和谐社会的理念、多元化理念和效益理念。     

涉农群体性纠纷的多元化解决——以涉农群体性纠纷类型化为视角的分析

我国变动不居的涉农政策常常与滞后的法律相冲突,这不仅加剧了涉农群体性纠纷的复杂性,也使得纠纷类型呈现出多样化形态,通常可分为政策规范处理型涉农群体性纠纷、法律规范处理型涉农群体性纠纷以及政策规范与法律规范交汇处理型涉农群体性纠纷。通过对每一种类型选取的实例分析表明,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应对涉农群体性纠纷的前提条件是解决纠纷的规范必须明确、具体。只有这样,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介入具体的纠纷才可能发挥效用。     

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法律障碍及路径选择

环境公益纠纷是伴随着社会发展必然出现的纠纷形式。为维护社会公益,解决环境公益纠纷已成为一项不容回避的课题。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出现,既是诉讼法对其自身只顾及保护私人利益的狭隘性突破,也是对传统民事诉讼法律制度的超越。针对我国传统民事诉讼在排解环境公益纠纷上的程序障碍,建立价值与规则独立为一体的全新公益制度尤为必要。     

论法律谈判的理念及其实践把握

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我国建立并完善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已成为必然趋势.法律谈判作为一种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具有独特的价值功能.法律谈判的基本过程是沟通、协作、竞争与妥协,但必须遵循一定的价值理念以彰显其合理性与正当性.认真做好谈判前的准备工作、精心选择谈判策略和努力追求双赢结果是法律谈判必须把握的三个步骤.     

民事争议解决机制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作用--兼论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在我国的建立

民事争议的大量存在是影响社会和谐的重要原因。要想解决这些民事争议实现社会的和谐,就有必要建立一套系统、完整的解决民事争议的法律机制。民事争议解决机制一般可以分为民事诉讼纠纷解决机制和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其中,由于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具有平等协商、灵活简便、讲究效率以及非对抗性等特点,因此,这就有必要而且也有条件在我国建立和完善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     

法治政府视域下纠纷化解机制的多元化构建

社会纠纷化解机制的构建是法治政府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利益的分化和纠纷的增加推动了法治化进程和多元化纠纷化解机制的形成与发展.我国的纠纷化解机制建立的时间短,救济通道少,不同纠纷化解机制之间缺乏良好的衔接,亟待进一步完善.建设多元、开放、专业、高效率、衔接良好的纠纷化解机制,培育社会自我化解纠纷的各种方式,是有效化解纠纷的客观要求.要从源头上化解纠纷,必须建构合理的治理结构和社会制度.     

农村多元纠纷解决机制构建进路研究

当前农村正处于由传统逐渐向现代过渡的后乡土社会阶段。农村纠纷逐渐呈现出纠纷主体多元化、地缘关系减弱、纠纷缘由利益化等特点,单纯依靠传统的纠纷解决方法难以应对复杂多变的农村纠纷类型。构建农村多元纠纷解决机制是农村法治建设的必由之路,也是法律的普适性与本土性、农村法治与村民自治、公民权利救济理论的共同意涵。纠纷处理中应把握法情协调、完善行政救济与人民调解、加强各纠纷解决机制协作、大力发展乡村经济,构建新形势下的农村多元纠纷解决机制。     

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法律障碍及路径选择

环境公益纠纷是伴随社会发展必然出现的纠纷形式。为维护社会公益提供强有力的保障,如何解决环境公益纠纷已成为一项不容回避的挑战。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出现,既是诉讼法对其自身只顾及保护私人利益的狭隘性突破,也是对传统民事诉讼法律制度的超越。文章理性地分析了我国传统民事诉讼在排解环境公益纠纷上的程序障碍,以探求合理解决纠纷的路径选择。     

明代赵州东晋湖水利纠纷与法律介入——基于《赵州东晋湖志》的考察

随着水利社会史研究的深入,水利纠纷乃至纠纷的解决成为窥探各种社会力量展演的窗口。从法律的视角来看《赵州东晋湖志》中关于明代赵州东晋湖水利纠纷发生、发展及其解决情况,可以看到东晋湖水利纠纷是在当时法律框架下,通过诉讼这一法律途径寻求解决的。大量移民的进入及其引发的社会转变既是以东晋湖为代表的明代云南水利纠纷的根源,也是法律介入纠纷解决过程并不断得以强化的原因。法律介入以及地方对于法律介入的应对从一个侧面展现了明代云南的社会变迁,法律的介入与在地实践、强化,是东晋湖所处的赵州从边疆一个僻远的地方,逐渐转化为"成熟的内地"的推力之一。     

论经济法的社会整体利益观

经济法是社会整体利益本位法,以社会整体利益为立法宗旨和终极目标。它所追求的整体利益是经济社会化、现代化和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一种既不同于个人利益,又不同于公共利益和国家利益的新型利益,是一种发展中的动态的＂社会利益＂和＂增量利益＂。经济法通过立法宗旨、社会整体调节机制、制度架构和个体协调来实现社会整体利益。它是一种追求实质公平、结果公平的可持续发展的整体利益,是科学发展观对经济法理念的客观要求和科学反映。     

违宪审查机制在解决法律纠纷和社会矛盾中的作用

在现代法治社会中,依法治国是最基本的治国理念,法律在解决各种纠纷和矛盾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要严格实行法治原则,必须保证法制自身的统一性。法律之间的冲突和矛盾往往是导致社会纠纷和矛盾激化的重要因素,所以,为了确保法律在解决各种纠纷和矛盾中的基础作用,必须以宪法为依据,保证法律之间的协调和统一,其中,对违反宪法的法律、法规进行审查,是保证法制统一的重要措施。我国目前虽然已经在宪法和法律中已经建立了违宪审查制度,但是,由于缺少具体的程序和机制的保障,违宪审查制度还没有在维护法制的统一性中发挥应有的作用。加强违宪审查机制的建设是我国当前贯彻依法治国方略、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措施。     

契合与转进:西部民族地区解纷机制建构路径

在多元化社会转型及现代化法治建设进程中,少数民族地区法律秩序构建正经历着法治目标与固本理念的现实冲突。西部民族地区多元文化的价值观契合了社会纠纷机制的多样化,诉讼机制和非诉讼机制应由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共同组成,以维护纠纷解决的生态平衡,促进西部民族地区法治建设的可持续发展。     

从生态法益视觉重新认识犯罪本质

用法益取代权利和社会关系,将犯罪界定为侵害法益而不是侵害权利或社会关系的行为,并非简单的词语的变换和更替,而是涉及到对犯罪本质认识的根本进步.法益的提出将价值的评判引入定罪的层面,使得犯罪的范畴不再仅仅局限于对公民个人权利的侵害,而是扩展到对社会和公众侵害的范畴.这也为当环境问题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成为威胁人类生存根本利益的严重问题,而其他法律又不足以规制和保护时,我们将生态作为一种法益列入刑法的保护对象,将严重侵害或威胁生态利益的行为规定为犯罪提供了最大的空间.作为一种新型法益,生态法益的提出引发了我们对犯罪本质的重新思考.随着这种法益的受重视程度以及受到或可能受到的侵害或威胁的严重程度,刑法必然作出相应的回应.     

民事检察调解————法律监督中的替代性纠纷解决方法

当今社会矛盾日趋多元化,单一的纠纷解决机制已无法适应现实的需要,替代性纠纷解决方法成为司法的重要路径。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应当将“检调对接”纳入社会大调解格局,在履行对法院民事审判权监督的同时,积极参与民事纠纷的化解,促进社会和谐,体现法律监督中的公共服务职能。然而,民事审判检察监督中引入调解、和解却缺乏法律的具体规定。它是否属于法律监督权范畴？如果不是,那这种替代性纠纷解决方法的运用会不会弱化检察机关对民事审判权的监督？民事检察调解是否会损害法院裁判的既判力及胜诉方的合法权益？以上问题均需在理论上进一步厘清。立足于民事检察调解的现实价值可知,在尊重私法自治、契约自由的基础上,法律监督与替代性纠纷解决及法院裁判的既判力是可以兼容的。民事检察调解应遵循自愿和尊重当事人处分权原则、衡平原则、效率原则、正当程序原则。界定民事检察调解的范围和模式对司法实践与民事诉讼立法有所裨益。     

环境纠纷指导性案例中的利益衡量方法及其运用优化

利益衡量是一种主观性较强的裁判方法,环境纠纷指导性案例中运用利益衡量方法,能为类案提供某种客观的标准,实现“同案同判”。目前,环境纠纷指导性案例运用利益衡量方法在平衡具体利益、逻辑步骤与操作方法等方面有着详细的阐述,可为司法活动提供审判的模板。环境纠纷指导性案例中运用利益衡量方法具有合理解释法律、解决法律冲突、弥补法律漏洞等功能。但环境纠纷指导性案例中运用利益衡量方法时存在宏观思维定位缺失、利益标准不清晰等要素缺陷、说理不充分和异议表达制度有瑕疵的说理缺陷等。为此,未来发布的环境纠纷指导性案例应在明确利益衡量合理定位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利益衡量要素、加强判决文书中利益衡量的说理等,为规范环境纠纷指导性案例中的利益衡量作出创新。     

和谐社会与表达自由、公民权利和利益协调

建立平等、互助、协调的和谐社会,一直是人类的美好追求.然而,有人类社会就会有矛盾和纷争,因此不存在绝对的"和",和谐社会是"和而不同"的价值观多元化的社会.和谐社会是表达自由的社会,是依法确立并保障公民权利的社会.和谐社会的根本是健全社会利益协调机制,有效控制社会利益冲突,维护社会秩序.因此,有效调节利益冲突或矛盾、控制有序社会之"熵",才是构建和谐社会之本.     

论和谐社会与仲裁制度

和谐社会的基础是社会稳定。和谐社会也有纠纷,只是是一个纠纷解决机制健全有效的社会。社会生活方式的多样性、人们观念的差异和对利益追求的价值不一致导致社会纠纷的多样性,决定解决社会纠纷的途径应当多元化。仲裁作为纠纷解决的重要途径,在中国有社会基础,与民间长期存在的调解习惯、＂无讼＂理念相符。仲裁具有促进社会和谐的内在要素。意思自治是仲裁的基础,体现了对当事人的尊重;一裁终局、耗时较少、费用低廉显示了仲裁效率,是仲裁的优势,优化了社会资源的配置;专家仲裁、中立公正有利于当事人的认可,是仲裁的灵魂。     

中国传统纠纷解决机制的特征与启示

中国传统纠纷解决机制的主要特征有纠纷解决方式的多元性、以避讼为直接目标、诉讼审判的伦理教化性、以“社会生成法”为主要适用规则。这些特征予我们以如下启示:纠纷解决的国家方式与非国家方式并重,且有相应的联接机制;能有效解纷的社会应该是一种有限自治的社会,法律并非在所有纠纷解决中不可或缺;纠纷解决机制应该是成本最低、最能促进和谐的机制。贯彻和实践这些启示,可能是中国建成法治社会与和谐社会的关键。     

农村经济社会转型期基层政治制度和农民政治观念的变革与调整

农村经济社会转型是一个自发的基于市场化改革而产生的社会宏观变迁,它的剧烈变动最终都体现和反射到农村政治机制和农民政治生活之中。日趋活跃的市场经济推动着农村社会主体的分化、利益的多元化、结构的分层化。利益成为人们关注、追求和维护的重点。而正是对利益的愈加认清和重视。就愈加需要对利益的表达渠道和机制进行调整和规范,特别是随着市场化发展而日渐觉醒的农民的民主意识、法治理念、权利思维、平等观念的不断增强,使得农民以前所未有的热情关注和参与农村社会政治事务。农村现有的基层政治制度和农民政治观念面I临着变革和调整的重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