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理学对古徽建筑的影响

朱子文集《仪礼释宫》提出营建宫室以宗祠为先，住宅制度之平面布局，立面结构、建房思想以“礼”为中心；房屋定向以“理在气先”之风水观念。 本文以朱子文集《仪礼释宫》内容提出一些有关理学与徽州古民居所反映的一点素材，作为引玉之砖、谨望同仁对“理学与建筑”方面做进一步研究。     

张尔岐与《仪礼郑注句读》

明清更迭，社会处于“天崩地解”之势。面对这一历史巨变，社会各层作出不同的回应。就知识界而言，为维护文化传统和矫挽晚明王学空疏之弊，“以经学济理学之穷”的学术取向一时成为潮流。在此潮流酝酿之下，礼学的兴起成为有清一代经学复兴的先导。其中，大儒张尔岐对《仪礼》所做的句读、考辨，以及对礼意的阐发，倡清代仪礼学之先声。张尔岐为学路向的确立，以及其对《仪礼》研究的疏理，奠定了他在礼学研究领域和在清代学术史上的重要地位。     

儒释兼综与小修诗论

袁小修是“公安三袁”之一，现存《珂雪斋集》中体现出的多为纠公安派之偏的理论。他兼济了革新和师古的文学观念，这与其学术思想方面儒释互补的融通精神不无关系。他以“中行”比况蕴藉的美学风格，论佛时宗经法祖与论文时“得唐人之神”是意脉互通的。与中郎有所不同，小修的理学思想中具有一些朱学的痕迹     

评国内第一本《仪礼译注》

《仪礼》为“三礼”之一,汉代称为《礼》、《礼经》,又称《士礼》,孔子以诗、书、礼、乐、易、春秋教弟子的礼,即是此礼.但《仪礼》之名其实尚未使用,直到唐文宗开成年间石刻《九经》,以《周礼》、《礼记》、与《仪礼》并列为“三礼”,始正式有《仪礼》之名.《仪礼》以独特的形式记述了我国古代的礼仪制度和行为规范,分冠、婚、丧、祭、乡、射、朝、聘八项,包括从成年到死亡、从冠婚到丧祭,从交际到饮食、从聘问到朝觐的一系列礼节仪式.凡有可能原来生活实践中存在的风俗、仪节、规范等都有专篇,由孔子修起成书,从《春秋左传》中大量对礼仪的记叙及《论语》“不学礼,     

《仪礼》文献研究发展方向探讨

《仪礼》因其制度烦琐,名物奇多而素有绝学之称,这给研究和推广带来很多困难。因此,改革已有研究方法势在必行。文章从仪礼过程影视化、名物训释实物化和民间礼仪系统化三个方面,探讨了《仪礼》文献整理和研究的新方法。     

姜兆锡《仪礼》学研究探析

在康熙、乾隆年间出现的“张扬朱学派”《仪礼》研究学者中,姜兆锡以问学的博稽群书和独特的《仪礼》诠释方式,引起了许多礼学名家的关注和重视.姜兆锡对《仪礼》的研究,既有对《仪礼》本经及《记》文相关问题的独到见解,同时也注意通过博稽群书重构礼经文本,形成了以经补经、以传补经、以子书补经、以史补传的独到《仪礼》诠释方式.姜氏《仪礼经传内外编》通过陈述先秦两汉典籍中的各种文献记载和说法,总揽了三代以来有关礼制文化的精华篇章,深入探讨了礼经中蕴涵的义理要素内容,以供识礼者酌古今之宜,而并非以考证、辨析为旨趣,从本质上讲还是一部融义理与礼乐为一炉、力求经史结合的经世致用之作,体现出求真务实的治学作风.     

古籍整理的一项可喜成果——读杨天宇的《仪礼译注》

<正>《仪礼》是《十三经》之一,是我们今天了解和研究中国古代社会的礼制和儒家礼学的一部最重要的典籍。但此书极为难读难懂,就连唐朝的韩愈都曾慨叹“余尝苦《仪礼》难读”(《韩昌黎集》卷十一:《读仪礼》)。清人凌廷堪也曾说过,读《仪礼》若“不得其经纬途径,虽上哲亦苦其难”(《礼经释例·序》)。正因为如此,不少人明知此书之重要,却对之望而却步,因此甚渴望有一部好的白话注译本,以帮助一般人都能读懂它。然而建国以来,还从未有人做过这项工作。前不久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杨天宇同     

释“以妥以侑”

“以为酒食,以享以祀,以妥以侑,以介景福”,《传》曰:“妥,安坐也;侑,劝也”。案享、祀、妥、侑四字并列,俱应为祭名,妥字不应别为安坐之义。妥当读如堕,为堕之借字。《仪礼·有司徹》注“不绥祭”,释文曰“绥本作隋”。《仪礼·士虞礼》“不绥祭”,注曰“绥当为堕”。绥从妥得声,堕从隋得声,其字俱得通用。堕为祭名。《仪礼·士虞礼》“祝命佐食堕祭”,注曰:“下祭曰堕,堕之犹言堕下也。《周礼》曰既祭则藏其堕,谓此也。今文堕为绥,《特牲》、《少牢》或为羞,失古正矣。齐鲁之间谓祭为堕。”《仪礼·少牢馈食礼》:“兼与黍以授尸,尸受同祭”,注曰:“黍稷之祭为堕祭”。《周礼·小祝》:“大祭祀,逆(齐皿)盛,送逆尸,沃尸盥,赞隋,赞徹,赞奠”,注曰“隋,尸之祭也也”。《周礼·守祧》:“既祭,则藏其隋”,注曰:“隋,尸所祭,肺、脊、黍、稷之属,藏之以依神”。据上所述,则助祭者以肺、脊、黍、稷等祭品授神尸,神尸以之祭,祭毕则藏其祭品以依神,如此祭祀仪式总名曰堕。     

张载礼学思想探论

受时代学风的影响，张载对“三礼”经文和旧注所做之诠释，有着明显的疑经倾向。张载对“三礼”经文和旧注提出的异议，旨在更好地复原“三礼”之文本，剔除“三礼”中不合先王之法的内容。张载的“三礼”诠释有着很强的经世致用倾向。其推崇《周礼》所记之井田制以期缓和北宋中期的土地兼并问题，推崇《仪礼》和《礼记》所记之宗法制以凝聚宗亲、维护儒家伦理等，皆有着很强的当代意识。张载通过“三礼”等经典之诠释从而阐发他的理学思想，涉及的问题有中庸、礼乐以及辟佛等，此外还涉及格物论、太虚即气论、天理人欲论、民吾同胞论。     

“明体达用”：孙奇逢的道统建构、理学实践与社会转型

明末清初社会转型之际，思想界门户林立，聚讼纷纷，孙奇逢摒除门户之见，主张兼容并包，取诸家所长作为圣学之“拼图”，提出“明体达用”的理学主张，建构其独特的道统观，使一代学人身上添了包容的气质。“明体”反映在《理学宗传》的道统建构上，表现为：“严儒释之辨”，建构道统谱系；“不一处见一”，消解诸家聚讼；“折衷于圣道”，以圣人为归。“达用”体现在“主于实用”的理学实践中。孙奇逢主张躬行实践、内圣自得，强调为学要有“把柄”，即在人伦日用间体认天理，理学由此不再高高在上，在经世致用之外，开始回归日常。他通过著书讲学，开创有鲜明地域特色的中州学派，其理学思想和理学实践对于推动清初学风转变和社会转型影响深远。     

纳兰性德与“入宫女子”之谜释真

纳兰性德与“入宫女子”之谜释真刘德鸿清代诗词大家纳兰性德的婚恋问题，是纳兰研究者与其诗词爱好者共同关心的焦点之一，尤其是相传他所恋之女入宫为嫔妃，其事有耶无耶？其人身份经历若何？成为一桩迷案。本文试分人宫之说的由来、《赁笔记》所载不可信、性德所恋之女...     

屈宋及骚赋的异称和简称

<正> 《楚辞》最著名的代表作家是屈原和宋玉。屈原名平,字原,后世或称其名,或称其字。晋挚虞《文章流别论》:“前世为赋者,有孙卿、届原。”《周书·庾信传论》:“其后逐臣屈平,作《离骚》以叙志。”而以称其字更为通行。有时也简称其姓,或单称其名或字。又尊称之为“屈子”或“屈氏”。明何乔新《楚辞序》:“盖《三百篇》后,唯屈子之辞,最为近古”。明王世贞《王少泉集序》:“至十二国之风废,而屈氏始以骚振之。”屈原在《离骚》中曾以隐语的形式自言其名字:“名余日正则兮,字余日灵均。”洪兴祖《楚辞补注》:“正则以释名平之义,灵均以释字原之义。”后人亦称屈原日“正则”、“灵均”。唐贾岛《送郑长史之岭南》诗:“汨水斜阳岸,骚人正则祠。”清阮元《四六丛话后序》:“是唯楚国多才,灵均特起,赋继孙卿之后,词开宋玉之先。”屈原曾任楚怀王左徒,张守节正义:“盖今左右拾遗之类。”后因亦以“左徒”称指屈原。明王世贞《卢次楩集     

太王“翦商”及先周有关史事探析

太王“翦商”一事,对理解先周发展史至关重要。其事见于《诗经·鲁颂·閟宫》二章:“后稷之孙,实维大王。居岐之阳,实始翦商。至于文武,缵大王之绪。致天之届,于牧之野。”按照《閟宫》的描述,似乎周人的灭商大业是由太王发轫,历王季、文王、武王数代一气呵成的。然而笔者通过对先周发展史有关资料的考核,却发现历史真象与此相去甚远。又通过对周代鲁国历史的有关分析,进一步发现《閟宫》云太王“实始翦商”亦事出有因。历     

二程与朱熹的主敬思想

主敬思想是程朱理学的重要内容之一，是程朱理学体系的重要有机组成部分和逻辑环节。二程首先提出“主敬”之功夫说，朱熹进一步明确地阐述了“敬”的思想。与二程以“主一”、“涵养”、“操约”、“整齐严肃”等阐释“敬”的涵义有所不同的是，朱熹更赋予了“敬”以新的涵义，即以“畏”释“敬”，强调了“敬”之思想中的“敬畏”之义，要人们的内心总处于一种敬畏状态，一种警觉、警省的清醒冷静的状态，始终目标纯一，不能有丝毫的懈怠，如此方能达到去人欲、存天理，“天人合一”之道德最高境界，从而使“敬”成为了理学重要的修养方法。     

“关关”新解

《诗经》《关睢》开篇首句是“关关雎鸠,在河之洲。”句中的“关关”,传统的看法都认为是“水鸟的鸣叫声”,象朱熹释作“雌雄相应之和声也”(见《诗经集传》),余寇英先生释作“雎鸠鸣声”(见《诗经选》),高亨先生释作“鸟鸣声”(见《诗经今注》),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但我以为以上说法似有不妥。     

理学化经学视域下的《诗集传·二南》阐释

汉、宋诗经学皆为经学视域下以教化人心、经世致用为目标的阐释,不同的是诗经汉学重外在伦理规范,诗经宋学则以理学为依托,偏重阐发心性存养。朱熹对《诗经》的解读以复性求理为最高目标,进而教化万民、重振纲常,"求诗本义"反居其次。朱熹认为《周南》《召南》亲被文王之化,独为风诗之正经。《诗集传·二南》的训释强调了诚敬、仁善与纲常,集中体现了宋代经学的理学化特点。     

《西游记》与宋明理学

《西游记》问世后,明清士人议论颇多。或云劝学、谈禅,或云讲道。劝学者说是一部“定性书”,谈禅者说是一部“悟书”,讲道者说是一部“证道之书”。其实,这些意见并非截然相左。因为自唐以降,适应封建统治的需要,儒、释、道三教日渐合流,“不独儒者混于佛,佛者亦混于儒”(陈澧《东塾记》卷四),“两宋诸儒,门庭径路半出于佛老”(全祖望《题真西山集》)。三教融合的结果产生了统治中国六七百年之久的宋明理学。因此,有人说《西游记》“阐三教一家之理,传性命双修之道”(刘一明《西游原旨序》),“是把理学演成魔传,又由魔传演成文章”(张书绅《新说西游记总批》),并非全无道理。     

朱熹理学的合理价值及其对徽州文化的影响

作为集大成的朱熹理学体系的合理价值主要表现为以仁释理、以生释仁,把关注民生的孔孟仁学与《周易》强调的生生之德结合起来,为人民追求生存、生活的合理性提供本体论依据,对徽州文化和徽商精神产生重要影响;同时,朱熹重视理学教育、提倡气节的精神对塑造徽人的品格情操产生重要影响。     

《朱熹集·训蒙绝句》辨正

郭齐、尹波先生点校的《朱熹集》(四川教育出版社1996年10月第1版,下文简称郭尹本)从《朱子文集大全类编·补遗》辑入《训蒙绝句》九十九首。《朱子文集大全类编》是朱熹十六世孙朱玉于雍正八年刊刻,简称玉本,该书《补遗》部分存有《训蒙诗》一百首,其中的《太极图》一诗被郭尹本漏收。现在传世的各种版本的《训蒙诗》均为一百首,如玉本、徐树铭咸丰十年刊刻的《朱子集》、道光二十年刊刻的《重修朱文公类编全集》、《西京清麓丛书续编·养蒙书九种》中的《朱子训蒙诗百首》。然而据宋徐经孙《黄季清注朱文公训蒙诗跋》云:“绝句凡九十八首,…     

从三个层面认知朱熹思想在中国及徽州的影响和地位

朱熹，是我国封建社会发展到中期的一位著名的思想家和教育家。他在全面继承了传统的儒家学说的基础上。根据当时社会发展的现实状况和需求，将北宋末年已初具规模的儒家新学说“理学”理论与我国另一传统理论“道家”学说和西方（印度）传人的“佛家”学说融为一体，成为集儒、道、释学说为大成的“程朱理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