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正式制度影响企业创新吗？——基于我国A股民营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商帮文化作为一种重要的非正式制度,聚合了社会关系网络和富含儒韵商道的丰富文化价值内涵,有助于增强社会信任水平、缓解企业代理冲突、降低专利侵权风险,从而促进企业创新。基于2010—2017年A股民营上市公司数据,以上市公司注册地与商帮文化起源地的地理邻近性来度量商帮文化,考察非正式制度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商帮文化显著提高了企业创新水平,即地域内商帮文化越浓厚,企业的创新产出越高。这一结论在利用省域三级以上河流数量作为工具变量和企业迁址事件作为冲击进行内生性处理后依然稳健。进一步的研究显示,作为非正式制度的商帮文化与作为正式制度的法律制度环境在促进企业创新方面存在相互替代功能;同时,外来文化的冲击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商帮文化对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     

生命周期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研究——基于研发创新的中介效应检验

论文以2012-2017年沪深两市751家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了生命周期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同时分析研发创新在其中是否发挥了中介作用。结果发现:当企业处于初创期和衰退期时,其风险承担水平较高;处于成长期和成熟期时,其风险承担水平较低;在生命周期对风险承担的影响中,证实了研发创新中介效应的存在性。进一步地,从产业层面检验上述关系,发现:生命周期对不同产业内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存在差异;研发创新的中介效应呈现出较显著的非对称性。基于上述结论,政府可通过合理引导初创期和衰退期企业加强研发创新,发挥技术优势,提高核心竞争力;也可充分利用第二产业研发创新的中介效应,鼓励企业重视技术创新,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政府采购、腐败治理与企业双元创新

政府的公共资源配置与公共治理能力在企业创新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基于世界银行中国制造企业调查数据,考察政府采购作为一种兼具公共性与市场性的政府行为对企业双元创新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政府采购对企业探索式创新与利用式创新均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而且对探索式创新的影响更大;政府采购促进了企业的研发投入,缓解了企业的融资约束。2)政府采购对国有企业探索式创新的激励作用更强。3)腐败治理正向调节政府采购与企业双元创新之间的关系。4)政府采购对企业双元创新的正向影响在大企业及市场化环境差的企业更为显著。政府应重新审视政府采购对具有不同创新导向企业的影响,加强腐败治理制度建设,基于政府公共治理能力现代化促进企业的双元创新。     

中国国有企业治理改革深化的主要现实障碍分析

政府的职能与角色错位,公司治理结构仅具形似,市场治理体系的不完善以及企业非正式制度的惯性是中国国有企业治理改革深化的主要现实障碍。正确定位国有企业治理中的政府角色与功能、切实加强国有企业治理结构与机制的建设与完善以及重视并加强公司治理文化的适应性建设是中国国有企业治理改革进一步深化中的重点。     

中国上市公司财务治理指数研究

财务治理是公司治理的子系统,是关于企业财务权力配置、财务控制、财务监督和财务激励的一系列正式和非正式的制度安排。较高的财务治理质量不仅能够合理配置各财务主体的权责利,有效监督财务行为,还能适当激励财务主体,是公司正常运行的关键保障。研究发现,中国上市公司财务治理指数基本符合正态分布,但大多数上市公司财务治理指数处于不及格区间,财务治理质量令人担忧。具体而言,中部地区上市公司财务治理水平较高,但财务治理指数的区域间差异不明显;金融保险业、传播文化业和运输仓储业的财务治理水平较高,而制造业的财务治理水平普遍较低;国有上市公司的财务治理水平明显高于民营上市公司的财务治理水平;创业板上市公司的财务治理水平较高。     

中国国有企业治理改革深化的主要现实障碍分析

政府的职能与角色错位、公司治理结构仅具形似、市场治理体系不完善以及企业非正式制度惯性是中国国有企业治理改革深化的主要现实障碍。正确定位国有企业治理中的政府角色与功能、切实加强国有企业治理结构与机制的建设与完善以及重视并加强公司治理文化的适应性建设是中国国有企业治理改革进一步深化的重点。     

社会风险与政府善治

随着改革的深入和社会转型的加速,中国面临的社会风险日益增多。为应对社会风险的挑战,应构建善治结构,健全社会管理格局;加快包容性发展,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提升政府公信力,打造服务型政府;创新社会治理,提高社会治理科学化水平。善治要求政府承担更大的责任、安排更多的财政预算、更有效的政策和政治方面的制度创新,促进社会建设的良性发展,赢得绩效合法性和政治合法性。     

政府间财政支出责任划分的制度环境研究

作为一种正式制度的安排,政府间财政支出责任划分的过程与格局必然受到一定制度环境的影响.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发挥正式制度对政府间财政支出责任划分的保障作用:以宪法、法律等制度性安排保障各级政府独立的财政地位;以法律的形式对政府间达成的财政支出划分进行明确界定;对上级政府进行财政支出责任的承担提供一定的制度安排、以制度保证地方政府间财政支出责任划分的公平性及整体性.同时,对影响政府间财政支出责任划分的非正式制度的负效应通过构建财政文化氛围予以化解:把历史文化传统与时代精神融入到财政文化中来;使财政文化成为普遍接受的制度安排;把以民为本的理念注入到财政文化中;构建相关机制来增强民众的偏好揭示.     

国企混改与企业风险承担:来自沪深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当前新一轮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中如何管控企业风险问题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本文以2000年~2015年沪深两市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考察了国企混改与企业风险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混合主体的多样化和深入性能够有效降低企业风险水平,但当非国有资本超过一定的比例时,企业的风险反而增大,也即混改的制衡效应带给企业风险承担的是先减后增的"U"型影响。进一步的研究结果表明,当外部市场化环境较好时,混改降低企业风险承担的作用效果更明显。该结论对于丰富和完善我国国有资本运营的风险管理体系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治理机制、政府监管与商业银行风险承担——基于山东省的实证分析

本文以山东省银行机构为样本对我国区域性银行治理机制及政府监管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越高,则风险承担越低;当董事会规模越大,高管人员薪酬越高时,银行的经营越稳健;相反,政府监管并没有对银行的风险承担产生显著影响。同时还发现,治理机制和监管措施在山东省东、西部地区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差异,且东部地区的影响更为明显。     

自主性信息披露与公司绩效——基于上市公司治理调查的实证研究

公司治理信息披露具有内外两种制度的约束和动力.从强制性治理和自主性治理两个方面考察公司信息披露与公司绩效之间的关系.通过对2006年928家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发现上市公司自主性信息披露水平的提高与公司绩效显著正相关,从而为自主治理有助于公司业绩的提高提供了证据.进一步研究自主性信息披露影响公司业绩的原因,发现"公司是否积极开展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是否制定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制度"与公司绩效ROA在5%水平上显著正相关.     

负债抑制了企业家精神吗

由于企业创新活动的高风险性，债权人可能基于风险规避使债务合约这一风险分担机制失效，间接提高企业家的风险承担，进而抑制企业家精神。本文选择既有股权激励又有R&D投资的上市公司作为样本，研究结果表明：在S-H激励下，存在显著的企业家精神；在O-R激励下，不存在显著的企业家精神。在仅采用S-H激励的样本公司中，银行借款和商业信用会显著抑制企业家精神；在S-H激励和O-R激励并存的样本公司中，只有商业信用会显著抑制企业家精神。进一步的研究还表明，高新技术企业中的债权人风险规避更明显，银行借款和商业信用对企业家精神的抑制作用显著。激发、弘扬和培育企业家精神，一方面应优化股权激励机制，让企业家愿意承担风险，开展创新活动；另一方面应根据风险高低对企业创新活动实行分类融资，使债权人愿意分担创新风险，降低企业家风险承担、促进企业为创新投资。     

儒家文化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基于第十次全国私营企业抽样调查的实证检验

本文从非正式制度视角考察儒家文化及其隐性价值规范对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影响.利用2012年全国第十次私营企业抽样调查数据实证研究发现,儒家倡导的"达则兼济天下"的思想显著影响了现代企业社会责任履行.企业所在地区的儒家文化强度越高,其社会责任履行质量越好,即表现为更高的慈善捐赠水平和更强的环境保护力度,且更积极地参与民间公益组织合作.进一步检验表明,企业家主观社会经济地位会显著影响儒家文化的作用效果,企业家主观社会经济地位的提升增强了儒家文化对企业社会责任履行质量的促进作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实证结论依然成立.研究将外部非正式制度与内部企业家主观社会经济地位纳入统一分析框架,拓展了对新兴市场国家"弱制度"情景下企业社会责任影响因素的理解,同时也从微观企业层面深化了对儒家文化经济后果的理论认知.     

集体效率、非正式制度与产业集群治理问题研究

产业集群的效率取决于集群企业的集体行动,产业集群治理是产业集群赢得集体效率、规避锁住效应的制度安排。交易限制、集体惩罚与集群文化是产业集群内在化的非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的外在化是集群治理正式制度的重要来源;制度化是高效的集群治理的保证。     

外资并购与企业风险承担

面对复杂多变的发展环境,提升企业的风险承担能力越发重要。本文利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评估外资并购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外资并购总体上能够显著提升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并且这种提升作用存在持续性以及所有权性质与区域异质性。进一步检验发现,外资并购对企业风险承担的提升作用随着外资股权的增加呈现倒U型趋势。影响机制分析结果表明,融资成本和创新是外资并购影响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重要渠道。本文为深入理解企业风险承担水平提供新的思路,并且为评估中国引进外资的经济效果以及完善外资政策的设计提供微观证据。     

数字化转型对企业收入分配的影响研究

采用沪深A股上市公司2011—2021年数据的分析表明：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的总收入、劳动收入份额、管理层与普通员工薪酬差距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同时显著提高了企业的技术创新水平、高技能和高学历员工占比、风险承担水平,并缓解了企业的融资约束,表明数字化转型具有产出增长效应、结构优化效应和风险加剧效应,从而可以对企业的收入分配产生增加收入、提高劳动收入份额、拉大内部薪酬差距等多维度影响。此外,管理层权力增强会强化数字化转型对薪酬差距的拉大作用。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化转型对企业收入和薪酬差距的影响在国有企业中更为显著,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在非国有企业中更强,对科技型企业收入分配的影响比非科技型企业更强。分位数回归显示,数字化转型要在达到一定程度后才能显著促进企业收入增长,随着数字化转型程度的提高,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作用趋于增强,而对企业内部薪酬差距的拉大作用趋于减弱。因此,应在积极推进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同时合理约束管理层权力,利用数字化做大“蛋糕”并分好“蛋糕”。     

公司高管人员现金薪酬的实证分析——基于股权激励、市场风险与股权性质的影响

文章以我国沪、深股市发行的2006至2009年的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以高管现金薪酬与公司绩效为研究对象,通过实证研究的方法,揭示公司治理、公司业绩风险及企业性质三个方面对高管现金薪酬的影响。实证结果发现公司高管人员的现金薪酬与企业业绩呈正相关关系;股票期权激励与高管人员的现金薪酬为正相关关系,股票期权激励与公司业绩的交互项与高管现金薪酬呈负相关关系;高管现金薪酬与企业经营风险间存在显著关系,公司业绩与经营风险之间的交互作用与高管薪酬之间为负相关关系;股权性质为国有上市公司时,股权对公司高管现金薪酬的影响更为显著,而当股权为中央国有股权时,其对公司高管现金薪酬的影响比地方国有上市公司与私营上市公司更为显著。     

基于股权结构与董事会治理视角的上市公司治理风险预警

在界定公司治理风险内涵的基础上,利用AltmanZ指数作为公司治理风险的代理变量,构建治理风险预警模型,并对我国上市公司的治理风险进行预警.结果显示,纳入治理特征指标的上市公司治理风险预警系统具有良好的预警效果,准确率达到87.4％;我国上市公司存在着较大的治理风险;董事会“自主性”治理尚待完善;董事激励、董事会行为对公司治理风险有显著的影响.     

非正式制度与农村社会治理:一个尝试性的分析框架

非正式制度是影响制度绩效的关键性因素。本文通过厘清非正式制度的概念,指出其核心就是"地方性知识";结合"炉灶改造工程"、"母亲水窖工程"、"退耕还林还草工程"三个典型案例,分析了非正式制度与制度绩效;指出非正式制度是制度绩效的关键影响因素,在农村地方治理实践中要充分考虑地方性治知识、地方性文化和非正式制度的作用。     

非正式制度对政府管理机制的影响

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分析了非正式制度的特点及基本功能，非正式制度是相对于正式制度而言的，基本功能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凝聚功能，激励功能，规范功能。政府管理过程中非正式制度的良性约束作用表现为在影响政府行为规范的制度体系中，正式制度不能离开非正式制度而单独发挥作用，因此非正式制度是不可或缺的，并且其影响极具持久性。从非正式制度的功能来看，它能够很大程度上节约交易成本。非正式制度是在人们长期社会交往中逐渐形成的，它是人们所共同认可和拥有的一些认识。非正式制度在政府管理中的影响表现为构建行政文化环境；发挥制度建设路径影响；重视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培育；加快思维范式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