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集群的制度风险

产业集群存在生命周期,产业集群作为一种能够有效降低交易费用的"新制度"在其生命周期的衰退期存在诸如"拥挤效应"与经济功能的衰退、过度竞争与"柠檬市场"效应、路径依赖与技术锁定等制度风险。     

论产业结构调整中的企业发展战略选择

结构调整是新世纪新阶段我国经济发展的主线,产业结构调整则是结构调整的重要组成部分.产业是企业的集合,产业结构调整任务的完成需要企业行为的配合.结构调整中不同产业会有不同变化,产业的不同变化与产业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因此不同阶段不同产业中的企业必须选择不同的战略.处于进入期和成长期产业内的企业,应该利用扶持政策正确选择进入时机和方式,树立产业先见的战略观,促进行业规则形成,开拓供应销售渠道,实施产业合作,发挥产业集聚效应,实现规模经营;处于成熟期产业内的的企业,应该降低成本,获取竞争优势,采取产业延伸战略,缩减产品系列,合理实施转移战略;处于衰退期产业内的企业,应该实行战略创新,利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企业,合理选择退出战略.     

重商文化、政府治理与企业风险承担

目前企业投资决策的风险选择研究对正式制度关注较多,对非正式制度的研究相对较少。文章检验作为非正式制度的重商文化如何影响企业风险承担水平,以及重商文化与政府治理在影响企业风险承担方面的相互关系。研究发现:那些处于更受重商文化影响区域的上市公司,其风险承担水平往往更高;政府治理水平与企业风险承担水平显著正相关;重商文化和政府治理水平在影响上市公司风险承担水平方面存在互补关系,即重商文化对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影响在政府治理水平较高的地区更显著。     

科技资助与高新技术企业创新产出：研发禀赋结构的双门槛效应

科技资助是降低企业研发活动外部性和提高创新产出的重要途径,运用2011—2018年的高新技术企业微观数据,构建基于研发禀赋结构的门槛模型,从研发资助和税收资助两个维度,实证检验科技资助对高新技术企业创新产出的非线性影响。研究发现：(1)研发资助和税收资助对企业创新产出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相对而言,研发资助的激励效应明显较大。(2)科技资助对企业创新产出具有显著的基于研发禀赋结构的“双门槛效应”,当企业研发禀赋结构处于合理区间时,研发资助和税收资助对企业创新产出具有显著的激励效应。(3)当企业研发禀赋结构处于“高研发人员—低研发经费”区间时,研发资助能促进企业创新产出,税收资助无显著影响。(4)研发资助对非国有企业的激励效应明显大于国有企业,税收资助对国有企业的激励效应较强。     

数字化转型推动产业创新了吗？——基于上市公司的微观证据

数字化转型是企业采用新技术转型升级的重要方式,对企业创新有重要影响,而产业融合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使用上市公司数据和投入产出表数据,实证研究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创新的效应和作用机制,并深入考察了产业融合在数字化转型影响企业创新中的作用。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显著促进了企业创新,产业融合有助于数字化转型发挥推动作用;数字化转型通过促进人力资本积累、增加研发投入和提高技术溢出三种渠道影响企业创新,产业融合可以加强这三种渠道的机制效应;异质性检验表明数字化转型对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的效应不显著,对中外合资企业的效应显著为正;与服务业企业数字化转型相比,产业融合对制造业企业数字化转型发挥作用的效应更强。企业创新要重视产业融合的作用,特别是要发挥制造业基本盘的压舱石作用。     

二板市场风险的周期变动分析

无论是采用会员制还是公司制,二板市场实际上都存在一定的存续期间。对新兴的中国二板市场来说,其必然经历一个初创期、成长期、繁荣期和衰退期的发展过程。二板市场在生命周期的各个阶段会具有不同的风险特征。研究二板市场生命周期各阶段的风险,有助于动态地设计控制风险的制度和调整监管思路,进而保障二板市场在发展性和安全性之间谋求最佳的平衡点,并保持市场管理的持续有效。     

企业技术前沿接近度如何影响合作创新？

合作创新日益成为企业提升技术水平的重要创新策略，有关合作创新的研究也成为热点。处于行业内不同技术创新水平的企业，所面临的创新不确定性风险不同，由此影响了企业的合作创新倾向。基于技术前沿接近度（PTF）这一衡量企业创新能力相对水平的指标，企业PTF与合作创新之间先减后增的非线性U型关系得以揭示，并在基于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的实证研究中得到验证。企业风险承担水平对U型关系的二次项系数有显著的负向调节效应，验证了不确定性风险是技术前沿接近度与合作创新之间关系的重要内在机制。U型关系在宏观地区层面、中观产业层面、微观企业层面存在异质性。研究结论为企业合作创新问题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与经验证据。     

专用性资产、生命周期与企业价值——基于2013—2019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样本的分析

专用性资产赋予企业异质化特征和产品竞争优势,并带来"持续租金",有利于企业价值提升;然而专用性资产的增加也会导致交易成本增加,过多的专用性资产投资可能使交易成本的增加超过获取的"持续租金",进而抑制企业价值的提升.在生命周期的成长期,企业需要进行大量的专用性投资来形成竞争优势和拓展市场,专用性资产占比的提高会促进企业价值提升;在成熟期,企业的竞争优势基本形成,市场趋于稳定,规模的逐渐扩大也使交易成本上升,专用性资产占比的提高不利于企业价值提升;在衰退期,企业面临转型升级的挑战,若仍热衷于规模扩张而继续增加原有产品的专用性资产投资会进一步抑制企业价值提升,若积极创新转型并增加新产品的专用性资产投资则会促进企业价值提升.对2013—2019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分析表明,在成长期、成熟期和衰退期样本公司中,专用性资产占比与企业价值分别表现为显著正相关、显著负相关和无显著相关性,且成熟期的负向效应在国有企业比民营企业更为明显.因此,企业需要根据所处生命周期阶段主动调整资产配置.处于成熟期的企业应注意交易成本的节约和增加通用性资产投资以提升管理效率以及技术创新和市场应变能力,尤其是国有企业应避免盲目扩张;处于衰退期的企业应积极寻找新的专用性资产投资方向,进而实现创新蜕变或发展转型;政府也应针对处于生命周期不同阶段及不同所有制企业实行差异化的投资支持政策或限制政策.     

政企关系、市场竞争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

推进企业开展绿色技术创新已经成为深入贯彻绿色发展理念的重要抓手。政企关系作为一种普遍存在的非正式制度,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具有怎样的影响？基于全国第十二次私营企业抽样调查数据对此进行了检验,并进一步检验了市场竞争在这一影响中的中介效应。检验结果表明：政企关系不论对企业绿色技术的研发还是应用,均产生了显著的促进效应,市场竞争均起到部分中介作用;政治关系对企业绿色技术研发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市场竞争具有部分中介效应,但政治关系对企业绿色技术的应用没有显著影响;经济关系对企业绿色技术的研发及应用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市场竞争在其间并没有发挥中介作用。进一步的检验表明,政企关系对小企业绿色技术研发与应用的影响更加显著,原因在于政治关系仅显著影响小企业绿色技术的研发与应用,对大企业没有显著影响,说明企业规模与政企关系在影响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上具有一定的替代效应。     

企业生命周期、高管特质与领导效能——基于山东省的实证研究

文章基于企业生命周期理论,验证了高管特质与领导效能的关系.结果表明,在企业生命周期成长阶段的企业进行高管选拔时,应着重考虑创新、决断性、社交性、才智过人、组织能力等几项特质;处于生命周期的成熟阶段的企业,应该选聘具有决断性、内控、协调性、组织能力、创新特质的高管;处于生命周期的复兴阶段或衰退阶段的企业则应着重考虑高管是否具有创新、决断性、激励、责任心、坚强性、主动性等特质.     

企业规模与创新效率——基于中国高技术产业的经验分析

使用2012年至2016年的面板数据,以随机前沿模型测算中国高技术产业分年度、分行业的技术创新效率;通过固定效应门槛模型,实证研究企业规模及其他因素与创新效率的关系.研究发现企业规模和创新效率之间存在负向分段函数关系.当企业平均规模小于1.94亿元时,规模对创新效率存在不显著的负向影响;超过这一门槛时,规模扩张将对创新效率产生显著负效应,影响强度也随之增大.此外,行业开放度、国有企业占比的提高对创新效率有正向作用,而研发经费投入结构、人力资本密集度、政府经费支出则存在消极影响.未来,高技术产业应保持合理的企业规模,避免盲目扩张,重视内部结构调整,处理好技术引进与自主创新、资金投入与人才培养、政府扶持与市场竞争这三类关系,不断提升创新效率和产业竞争力.     

外资并购与企业风险承担

面对复杂多变的发展环境,提升企业的风险承担能力越发重要。本文利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评估外资并购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外资并购总体上能够显著提升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并且这种提升作用存在持续性以及所有权性质与区域异质性。进一步检验发现,外资并购对企业风险承担的提升作用随着外资股权的增加呈现倒U型趋势。影响机制分析结果表明,融资成本和创新是外资并购影响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重要渠道。本文为深入理解企业风险承担水平提供新的思路,并且为评估中国引进外资的经济效果以及完善外资政策的设计提供微观证据。     

商业模式创新与企业竞争优势：两上市公司案例

以上市公司广电运通和御银股份为例,将两者的商业模式分为调整型商业模式创新和改变型商业模式创新,且二者分别处于行业的成长期和初创期。比较研究发现：初创期的改变型商业模式创新管理成本较高,财务表现不很稳定,且风险较大,但净利润较高;商业模式创新较高的企业能获得较高的获利能力,但也带来了增长的不稳定性和知识管理的难度,导致公司管理费用增加。     

产业集聚视角下研发投入对高技术产业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

利用Super-SBM模型和区位商方法测算中国省际高技术产业的绿色创新效率及产业集聚度,在此基础上构建面板门槛模型,检验高技术产业研发投入对其绿色创新效率的门槛效应。结果表明:中国省际高技术产业绿色创新效率整体不高,高技术产业集聚度呈逐年上升趋势,二者均存在东高西低现象;高技术产业研发投入强度对其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显著存在着基于产业集聚度的单门槛效应,当产业集聚度跨越门槛值后,研发投入强度对绿色创新效率的抑制作用明显减弱。因此,应当引导高技术企业研发资金投向节能减排等绿色创新活动,同时积极培育高技术产业集群,特别是中西部地区,要结合自身工业基础,鼓励有特色有竞争力的高技术产业集群式发展。     

企业生命周期、股权结构与企业价值——来自制造业上市公司的实证检验

以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从企业生命周期视角考察了股权结构安排及其对企业价值的影响.结果显示,上市公司股权结构安排随生命周期动态变化;股权集中度及制衡度对企业价值的影响存在生命周期的状态依存性,成长期和衰退期股权集中有利于企业价值的增加,成熟期股权集中与企业价值存在显著倒U型曲线关系,然而被西方推崇的股权制衡正向作用未得到充分证实.因此,应当重视中国情境下股权结构随生命周期演变的动态构建.     

创新投入影响融资结构与企业绩效关系的中介效应研究——基于S-C-P的分析范式

根据S-C-P研究范式,基于融资结构的代理成本理论、创新投入的资产专用性和转化过程等,提出"融资结构→创新投入→企业绩效"这一链条影响机理。基于全国第三次经济普查广东省深圳市6156家工业企业全样本数据,运用因子分析法、中介效应法,实证分析融资结构、创新投入和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融资结构对企业绩效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且创新投入在这一影响中发挥了部分中介效应。创新投入的中介效应在融资结构影响企业绩效的总效应中占比接近30%。由此说明,面对日趋激烈的市场竞争,企业必须高度重视创新投入,研究实施与之相匹配的融资手段,以谋求稳定有效的创新投入所需资金。     

创新激励政策对企业研发投入的时空效应分析

通过分析创新激励政策对企业研发投入时空效应的理论机制,并运用动态空间杜宾面板模型,研究研发补贴、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和高新技术企业减免税等创新激励政策对不同类型企业研发投入的时空效应后发现,研发补贴和高新技术企业减免税政策对企业研发投入具有显著的短期和长期激励作用,而忽视时空效应会高估研发补贴对企业研发投入的短期激励作用并低估长期激励作用。创新激励政策的时空效应在不同类型企业上具有明显的差异性,研发补贴对非国有企业研发投入的长期激励作用最高且具有显著的正向空间效应。为此,建议从区域一体化的高度协调地方政府制定创新政策,确保创新激励政策的扶持链与企业的创新链相一致,发挥市场在创新资源配置上的决定性作用等。     

论农村金融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保农村金融产业的可持续发展,是推进我国新农村建设的重要方面.对我国农村金融发展现状的量化分析发现:我国农村经济金融化、货币化程度在逐渐加深,但仍表现出金融资产单一、中介功能发挥不足、盈利水平较低、金融市场缺乏竞争等不可持续特征.究其原因,农村金融可持续发展受其长期的二元经济结构、金融生态环境、风险防范和金融创新等主要因素影响.为确保我国农村金融的可持续发展,必须加大金融支农的财政力度,夯实农村金融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基础;着力改善农村金融生态环境;分散和降低农业生产的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降低农村金融的系统性风险;大力推进农村金融改革与金融创新.     

高管团队内部社会资本对财务绩效的影响 ——基于企业创新的中介效应

基于社会资本理论和高阶理论,以2013—2019年中国创业板上市公司为样本,引入企业创新为中介变量,研究了高管团队内部社会资本对财务绩效的影响。实证研究发现,第一,高管团队内部社会资本在任期、年龄和学历异质性三个维度上对企业创新均为正向影响;第二,任期、年龄和学历异质性对财务绩效均有正向影响;第三,企业创新在高管团队内部社会资本对财务绩效的影响路径中发挥中介作用。在更换企业创新、财务绩效指标和中介作用检测方法后,结果依然稳健。研究结果表明,企业应重视维护高管团队内部社会资本,完善人才培养,建立内部社会资本—企业创新—财务绩效的有效转化机制,并结合创新驱动发展等国家战略加大企业创新投入,带动相关产业转型升级,使其成为企业核心竞争力之一。     

家庭生命周期与背景风险对家庭资产配置的影响

基于Ordered Probit模型,利用江苏某银行提供的包含13 000个客户资产配置的详细资料,对家庭风险资产配置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研究。重点关注家庭生命周期效应、财富效应、收入风险、房产风险等四方面因素的影响,并在对家庭风险资产配置总体分析的基础上,分别对第三方存管、基金、黄金和理财等四类风险资产进行具体分析。研究发现,家庭生命周期效应和财富效应均显著存在,收入风险对家庭风险资产配置的影响随着收入水平的变化而呈现非线性关系,房产风险对风险资产配置的影响则表现为挤出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