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法学现代性话语的内质与形态

现代性话语是当代中国社会转型中的主导性法学意识形态之一.中国法学现代性话语主要表现在对西方法学现代性理念和制度的接纳与抗拒,对西方法律现代化经验普适性的反思,对法律发展中社会主义方向的现代性评估等方面.通过对中国法学理论和实践中的革命主义、法律工具主义、法律意识形态中的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纠缠的评析,可以看出中国法制在西方现代性话语传入后所发生的流变.     

问题、现实以及精神出路—读邓正来《中国法学向何处去》

邓正来先生的《中国法学向何处去》①是一部拷问中国学术的心灵蓝皮书.邓正来所揭示的"中国理想图景"的集体无意识的匮乏,不仅仅存在于法学界,法学不过充当了一个典型的例证而已.在法学界疯狂地进行批量化知识生产和话语复制的时候,邓正来对法学之迷茫的发现可谓是一副清醒剂.邓正来认为,中国法学在西方"现代化范式"的支配下,丧失了为我们这个时代提供"中国法律理想图景"的能力.     

中国国际法学话语体系的当代构建

新中国成立60年尤其是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现有的全球发展观念,对各种西方理论和学说提出了巨大的挑战,为当代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为回应时代的挑战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推动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人文社会科学学术体系的建构,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先后与西北大学、黑龙江大学联合举办了第三届中国社会科学前沿论坛(2009年9月,西安)、第四届中国社会科学前沿论坛(2010年8月,伊春),围绕中国学术话语体系的当代建构这一话题展开讨论。根据两届论坛的研讨情况,我们组织了这组专题文章。武汉大学国际法研究所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曾令良认为,当代中国国际法学话语体系的构建,一方面要系统反映当代国际法、国际法学和国际法学话语体系的基本内容和本质特征,另一方面要全面、准确、及时体现中国自1949年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30余年来,对国际法、国际法学和国际法学话语体系所作出的创造性贡献。     

后现代法学的批判价值及其对中国法制建设的启示

后现代法学对现代法学进行过激烈的批判,否认理性个人作为法律主体的存在,反对法律本质主义,否定法律的同一性和普适性.这些批判性观点在其终极指向、发现的问题、思维方式以及学术精神等方面都具有独特价值.本文试图在梳理西方后现代法学主要特征的基础上,力求揭示其批判对法学发展的价值所在以及对中国法制建设的启示.     

20世纪中国法律演进的文化逻辑

根据比较法学的主流理论,中华法系是独立自足的法律文化体系,随着近现代文明的逐步衰落而终结。20世纪中国的现代法律科学,仿照和移植西方（和苏联）的学科制度建立起来,致使法学的演进具有严重的路径依赖性。在知识论立场上,中国法学移植与演进遵循着特定的文化逻辑,初始路径的选择制约着中国法学的未来发展。     

沈家本修律改制的法学精髓

沈家本是中国近代著名的法学家,他的法律观以＂仁＂为纲,探求法理,兼容中西,融会贯通。他建立了近代式的中国法学和法学教育,指导了晚清的修律改制活动,开启了中国法律近代化的进程。在法学领域,沈家本是开眼看世界的代表人物之一。沈家本既继承了中国传统的法律思想,又接收了西方法律观念,其法律思想在中国法律思想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研究沈家本的法律思想,从中吸取有益的经验,对于繁荣现代法学研究有很重要的现实意义。     

论西方传统社会对中国法律的误读——以西方比较法学研究为视角

在西方主流比较法学文献和法学研究中,都将西方法律作为正统,摆在主导地位上。从人类社会法治文明的进程来看,中华文明五千年之久延续不断,朝代盛衰更替,法制持续发展。但大多西方学者认为,法律在中国传统社会不占主导地位,并且认为中国传统法律专制主义、集权主义特征明显。实际上,中国法律在传统社会中占有十分重要而独特的地位,显然是西方传统观点对中国法律地位存在认识偏差。西方社会对中国礼法结合的法治文化少有清晰的认识,对中国法治模式理解不透彻。中国法律只有面向现实与未来加快发展才能消除西方误读。因此,中国应该重视通过比较法学研究,不断提升法制建设的自主性和独创性,重视对内积极提升“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对外重视“加强互信协作、促进安全稳定”的能力,不断提升中国法律的国际话语权和影响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法学知识效应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法学知识效应生发于法治中国的建设实践之中。在知识论语境下，观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法学知识效应的发生机理、实践进路和法治现代化功能，是对法治中国实践成就如何由经验形态知识到原理形态知识转变的探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法学知识效应涉及法治中国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促动知识转化的主体、知识生成的逻辑、政理和法理的联系、新概念到新范式的升级、自主法学知识体系的塑造、社会主义法学体系的构建和中国法治话语的生成等一系列问题。处理好这些问题，对于有效沟通法治中国的实践成就与法学知识体系、破解法学发展的“卡脖子”难题、促进中国式法治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     

和制汉语法律新名词在近代中国的翻译与传播——以清末民初若干法律辞书收录的词条为例

近代中文法律新名词多从日语翻译而来,且大多直接借用和制汉语的书写形式,其辗转形成的轨迹是西方法律词语的跨语际实践过程。清朝末年及民国初年的法律辞书编纂之于现代汉语法律译名的形成及变迁的意义在于,作为时代语言的记录者,它们在内容上较为真实客观地反映了西方法律词语传入中国时的最初汉语形态。法律辞书是法律译名在现代法学话语体系中获得合法性的证据或证明。研究近代史上法律辞书编纂、法律译名的中国化及新旧法律名词之间的冲突问题,对消解今日辞书中法律译名的不统一和失范问题,仍具借鉴价值。     

中国法学向何处去

中国法学在近二十余年的发展中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也显现出一些问题。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经济全球化和法律趋同的进程,使中国法学在面临全新机遇的同时,也遭遇到了全面的挑战,并直接提出了“中国法学向何处去”这一重大而深刻的问题。邓正来先生就此撰文指出,当下中国法学的根本问题,是未能为评价、批判和指引中国法制发展提供作为理论判断和方向的“中国法律理想图景”。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中国法学场域的主流理论,皆受制于一种“西方现代化范式”的支配。据此,中国法学必须结束这个受“西方现代性范式”支配的法学旧时代,开启一个自觉研究“中国法律理想图景”的法学新时代。该问题的提出,在法学界引起了热烈的反响,包括批评和交流。本刊择取若干论文,连同邓正来先生的回应予以发表,以期将该问题的讨论和研究推向深入。     

为什么问得那么不妙--去蔽过程中的法律寻求者

基于《中国法学向何处去》对“知识系统”进行分析和批判的隐蔽红线,在文脉里边挑出中国法学的知识生产语境以及隐微之言。源于中西碰撞、中国赶超西方的情势,符合论的真理观被扭转为具有建构和型塑作用的理论和观念,对知识生产过程中面朝西方的趋向提供着正当性辩护,且亦为认识和选择某种社会秩序与制度设定了相应的规定性,中国法学隐含的立法者立场即生发于此。中国法学的新去处就意味着必须扭转和拓展开立法者的立场和视界,以及需要更为根基意义上的知识支援,如去蔽式的真理观。     

法学研究中的主体迷失现象评析

在当代中国,在法学研究日渐繁荣的背后,主体迷失的现象也开始凸显。西方人、古代人经常取代当代中国人应当占据的主体地位,充当了法学研究中的主体。法学研究中的主体迷失现象,既根源于西方法学话语的强势地位,也受到了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影响。要走出主体迷失的泥潭,实现主体的回归,还有赖于历史唯物主义的法学方法。     

STS教育模式对法学本科实践教育的启示

随着司法考试制度的建立和完善,特别是应考资格的提高,法学本科教育已成为中国法学教育体系的最前沿阵地。从纯粹的理论教学转向实践性教学,已成为法学本科教育发展的必然趋势,而采用何种教育模式才能满足社会对实践性法律人才的需求,是我们法学本科教育工作者教学的重点。STS教学模式从西方传入,提倡教学与科学、技术、社会三者结合,这正符合法学本科实践教育的最终目的。     

中国近代“法理”话语的传入与演化——以吉林大学藏程树德编《法律原理学》为中心的考察

吉林大学图书馆藏《法律原理学》油印本，目前所见为孤本。该书为近代著名法学家程树德任教京师大学堂法政科大学时期(1910—1912),为讲授“法律原理学”课程编写的讲义，撰成时间或不晚于1910年3月。程树德在书中对法理学的基本问题进行了阐述，表现出融贯古今的学术素养与会通中西的学术胸怀，也表现出放眼寰宇的学术视野。由于近代西方法学传入中国的途径及其本人的留洋经历，以日本为师的痕迹较为清晰，但这并未影响其对来源知识及学术话语的发展。《法律原理学》作为目前所见近代最早由国人编写的阐述法理学基本问题的学术作品之一，较之清末翻译的国外法理学著述与晚近国内学者的法理学专著，具有明显的过渡特征。综合作者、内容、版本、性质及时代等多重因素，该书对于中国近代法律教育及课程设置研究，对于近代“法理”话语传入与演化的微观探索，对于近代法学人物的跨学科考察均具有重大学术价值。     

认真对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理想图景——评《中国法学向何处去》

本文对邓先生关于中国法学缺失法律理想图景的观点提出了质疑;首先,分析了邓所提出我国法学研究的＂四种模式＂因受制于＂西方现代化范式＂的影响,必然会导致缺失自己的法律理想图景的观点。其次,叙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理想图景形成与发展的历史。最后,笔者试图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理想图景的发展原则与前景,重申中国自己一以贯之的法律理想图景。     

寻求法律平等的基础

中国当代法律中不乏歧视性规定,它与法学的科学主义定位有关.科学在古希腊只是神学、哲学和科学话语中的一支,中世纪它一度失去了正当性.在现代科学取得胜利后,科学一度垄断了话语权.历来作为正义之学的法学随之成为科学.在理性的科学观中,科学只是三大知识体系--科学、规范学、人文学--的一个分支,法学的核心知识是规范学.因此,法学研究的中心任务不是发现规律而是追求良善.法学追求良善的逻辑起点是人格人,是人和人之间的"主体际关系",从这一主体际关系出发,人的平等是不言而喻的.     

比较法的方法论探析

法学在长期的发展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方法论。法学方法论的形成和不断完善促进了法学的发展和法律实践的进行。在德国、日本等法制发达国家 ,法学方法论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是 ,中国法学一向疏于方法论的研究 ,法律系教师、学生和法院的法官大多欠缺法学方法论的训练 ,使中国法学和法律的发展颇受限制。随着中国融入世界社会和中国对外经济、文化交流程度的日益加深 ,比较法作为一种法学方法论的作用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 ,我国立法机关和法律学者也越来越频繁地就中外法律、不同国家或地区之间的法律进行比较研究。但是 ,我国法…     

后现代法学:为法治探索未来

西方后现代法学的发端是从后现代主义哲学理念和方法进入法学和法理学开始的。面对 2 0世纪后半叶以来西方法律传统的危机 ,后现代法学向现代法学的基本理念发出挑战 :否定理性个人作为法律主体的存在 ,否定对于法律发展的乐观描述 ,否定法律的普遍性意义 ,否定法律中立的原则。在此基础上 ,文章论述了后现代法学比较成型的三个主要流派 (女权主义法学、法律与文学运动、批判种族主义法学 )的理论倾向和方法特征。文章提出 ,应当认真对待后现代法学 ,因为它不乏针对现实的深刻而犀利的见解 ,不乏提出新问题和新思想的勇气 ,因此 ,它不仅仅是叛逆 ,也是在为法治探索未来     

法治理想与“法律神话”的悖论——兼论西方法治思想发展中对理性与非理性的不同态度

自古希腊以来西方传统法治思想都认为,法律是理性的,能保证正义的实现。然而20世纪以后产生的现实主义法学、批判法学和后现代法学却认为,法律的理性只是一种神话,法律是非理性的。正确认识西方法治思想发展中对理性与非理性的不同态度,对我国顺利进行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建构中国法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原则与方法

在坚持全面依法治国、推进法治中国建设的新征程中,建构中国法学自主知识体系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在建构原则上,建构中国法学自主知识体系,要坚持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引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立场,坚持继承性和民族性、原创性和时代性、系统性和专业性的有机统一,坚持挖掘历史、把握当代、面向未来的科学思路。在建构方法上,建构中国法学自主知识体系,要融通古今中外各种资源,吸收我国优秀法治文明成果,借鉴国外有益法治经验,要将法理学与部门法相结合,将法学与其他学科相融合。此外,还要以构建中国特色法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作为关键抓手,以自主性、原创性和创新性作为重要着力点,以法治实践作为知识体系建构和发展的主要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