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韩同盟强化与中国的战略应对

美韩同盟缘起于朝鲜战争,维系在冷战环境中,是朝鲜半岛局势紧张、东北亚安全困境的症结之一。21世纪初美国出于护持其东北亚地区主导地位和应对中国崛起的战略需要,采取了同步强化美日、美韩同盟的政策。近年中国东南海疆困局与美国重返亚太的重合性令人疑虑美国正在推行新的遏制中国崛起政策。2010年3月以来朝鲜半岛事态的发展具有超越韩朝争端剑指中国的特点,令中国周边外交与安全开始步入困局。美韩同盟强化是美国在东亚为遏制中国崛起谋篇布局的组成部分,韩美日同盟发展的东北亚小北约走向对中国东亚地缘安全利益产生巨大影响。如何应对美韩同盟强化所带来的东亚地缘安全挑战,护持中国在东亚地区的安全利益,值得我们高度关注和认真研究。     

美韩同盟强化与中国的战略应对

美韩同盟缘起于朝鲜战争,维系在冷战环境中,是朝鲜半岛局势紧张、东北亚安全困境的症结之一。21世纪初美国出于护持其东北亚地区主导地位和应对中国崛起的战略需要,采取了同步强化美日、美韩同盟的政策。近年中国东南海疆困局与美国重返亚太的重合性令人疑虑美国正在推行新的遏制中国崛起政策。2010年3月以来朝鲜半岛事态的发展具有超越韩朝争端剑指中国的特点,令中国周边外交与安全开始步入困局。美韩同盟强化是美国在东亚为遏制中国崛起谋篇布局的组成部分,韩美日同盟发展的东北亚小北约走向对中国东亚地缘安全利益产生巨大影响。如何应对美韩同盟强化所带来的东亚地缘安全挑战,护持中国在东亚地区的安全利益,值得我们高度关注和认真研究。     

浅析美韩同盟的现今特征与未来前景

美韩同盟是冷战的产物。冷战的结束以及共同敌人的消失,曾使传统的美韩同盟关系遭受到一次巨大的冲击。但是两国出于对自身利益的考虑,达成了新的共识,使得美韩同盟关系得以维持下来,而且在两国政府的战略“规划”中得到了长期确立。     

冷战时期美韩同盟信任危机析论——以1968年美韩外交争执为中心

1968年1月,朝鲜半岛接连发生了"青瓦台事件"和"普韦布洛"号危机。在为两起事件定性和努力缓和紧张局势的过程中,美韩同盟内部产生巨大分歧,互信关系严重受损。表面上看,此次信任危机产生的原因是美韩双方对1968年朝鲜对韩国安全"威胁"的认识大相径庭,更深层次的根源却在于长期以来两国相互依赖的不对称性和对国际事务认知方式的显著差异。比照格伦.斯奈德的"同盟困境"理论,从更长的时间段来观察,还可以发现冷战时期美韩"同盟困境"的外在表现形态有其自身特点,防止"受牵连"和"被抛弃"的手段也较为独特。     

美日、美韩军事同盟的同步强化及其影响

冷战后,美日同盟与美韩同盟从冷战结束之初同时弱化,发展为世纪之交"一强一弱"(美日同盟强、美韩同盟弱),而经过韩国李明博政府和日本鸠山内阁时期强弱态势的短暂逆转,自2010年中开始,两同盟出现冷战后的首次同步强化态势。地区冲突爆发是两同盟同步强化的直接诱因,美日韩三国安全政策趋向统一是决定性动力,日韩两国的国内政治形势则是不可或缺的条件。两同盟同步强化,加剧了朝鲜半岛的战争危机、东北亚地区的战略紧张和军备竞赛危险。     

联盟管理视域下的澳美与美韩同盟的差异性研究

澳美同盟、美韩同盟是美国亚太同盟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中国谋求良好、稳定的周边环境有着重要影响。随着中国的快速崛起,澳美、美韩同盟也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强化。澳美、美韩同盟的性质存在着本质的差异,故而美国对二者的联盟管理方式也有所不同：不同程度的权力强制造成澳韩两国在美国亚太同盟体系中的地位差异;制度约束及权威引导不同则造成了二者功能上的差异;利益协调方式的不同导致二者的战略目标及冷战色彩不同。澳美、美韩同盟不仅面临“被抛弃”和“受牵连”的传统联盟困境,还陷入了经济上依赖中国、安全上依赖美国的联盟新困境。对此,中国应充分运用澳韩间的联盟差异和澳韩面临的联盟困境,遵循“两双”总思路,区分海陆侧重点,妥善解决地区热点问题;坚持“一带一路”大方向,关注南北支线新发展,重点推动东亚经济一体化;加强与澳韩两国间的经济与安全合作,从而影响其联盟内的“牵连”与“抛弃”认知,为自身的发展营造一个良好的周边环境。     

权力变迁视角下的美韩同盟困境

美国的亚太同盟体系一直都是美国拓展其全球战略的重要支撑。自奥巴马政府实施"重返亚太"战略以及特朗普推行"印太战略"以来,美国尤为强调同盟的重要性,将同盟视为应对中国崛起的重要"工具"。但是,美国的盟友们并没有设立和美国相同的战略目标。在中国崛起的过程中,因美国盟友间战略目标的差异,美国与同盟的关系将发生变化。本文以美韩同盟为案例,探讨在中美权力变迁的背景下,美国的同盟关系如何变化,美国的同盟管理面临着何种困难。本文运用了非对称同盟关系的分析框架,以评估大国和小国结盟时不同的收益和成本计算,论述了权力变迁时期衰退国家普遍采取的政策将如何影响其同盟关系。案例研究发现,随着中国崛起且美国加强与中国的竞争,美国结盟的成本变小,而结盟带给美国的收益则增加了;韩国在与美国结盟的过程中收益变小,成本变大;美韩同盟面临着"大国担心被抛弃—小国担心被牵连"的困境。值得强调的是,美韩同盟关系的变化是权力变迁时期的结构变化所致,且美国亚太同盟体系很可能普遍存在这种困境。     

美韩经济关系与中韩经济关系的比较分析——兼论美韩FTA的战略影响

美国与中国是韩国对外经济合作的两个主要对象,美国在推动韩国经济起飞和经济持续发展的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国则是韩国目前最大的贸易对象和顺差来源国。比较两组经济关系可以发现,政治规定性的不同和在世界经济体系"中心-半边缘-边缘"结构中的级差决定了美韩经济关系与中韩经济关系的结构性不同,贸易竞争力指数和出口相似度指数则显示了中美比较优势的不同和竞争力的差距。随着美韩FTA的生效,美韩经济关系不仅更加密切,双边同盟更能从战略意义上得到强化,中国对此需要做出积极反应。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美韩同盟

美韩同盟对于保卫韩国、"遏制共产主义的扩张"发挥了重要作用.但70年代的美韩同盟却麻烦不断,撤军问题、人权问题及"韩国门丑闻"成为损害同盟关系的三大问题.虽然韩国"自主国防"的实施和经济实力的增强使其独立性增强,在同盟中的地位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但韩国并没有彻底摆脱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对美国的依赖,美国仍然占据同盟的主导地位.     

影响美日关系的第三方因素分析

美日关系是目前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两国关系中的第三方因素对其同盟关系的稳固与否存在着一定影响。美日两国一直在谋求亚太地区的战略地位,而这一地区的安全形势随着中国和俄罗斯等多个国家力量的崛起而发生着急速变化,这就使美日关系不得不因为第三方因素的影响而进行调整:两国借此加强合作,或是由此疏远,亦或相互抗衡。中国对美日同盟有加强或离心的作用,俄罗斯对美日关系也有牵制和弱化的影响。在未来,美日关系仍将以强化趋势为主,而不是将其终结。第三方因素将延续美日同盟的存在,并与美日同盟"协调"并存。中国作为一个重要的第三方国家,自推行"一带一路"战略以来,机遇与风险并存,在美日关系中,需要选择更能维护我国国家利益的外交政策,发展全方位外交。     

北伐初期英日在华关系（1926.12～1927.5）

1926年7月,广州国民政府吹响了北伐的号角,掀起统一中国的高潮,中国民族解放运动走向一个新阶段。英国、日本等列强的在华殖民利益同时受到猛烈冲击。面对此种形势,英国和日本不得不各自采取措施保护殖民权益,英国出台＂圣诞节备忘录＂,做出向中国＂妥协＂的姿态,日本也发表对华＂新政策＂,以示＂友好＂。同时,英国也在不同场合向日本发出求助信号,日本的反应则是：积极磋商、含糊应付,是典型的外热内冷型。究其原因,首先在于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对两国冲击力度不同,其次则是两国基本利益发生矛盾无法协调。     

中国和平发展大战略探析

和平发展,作为对以对抗方式进入世界体系的大国崛起之路的否定和超越,具有旧式大国崛起无以比拟的世界接受度和进入力,因而创造了令世界瞩目的＂中国奇迹＂。然而面对这一＂奇迹＂,处于世界不同利益链接点上的不同国家,有着不同的心态和认知,这些心态和认知设定了中国和平发展大战略推进中的若干待解难题。本文以中华民族复兴大业的实现为背景主线,以中国和平发展大战略的推进为现实目标,重点探讨了中国和平发展大战略推进中的几大深层应对：＂韬光养晦＂待正解,＂地缘冲突＂待破解,＂共赢困境＂待化解,＂崛起目标＂待深解。     

当前中国与东亚国家合作中的不确定性因素

世界格局的变化及其全球化的加深,使中国与东亚周边国家的关系经历了显著的变化,合作的趋势加强。中国综合国力的上升促使了东亚国家有了对这种变化的应对成本的考虑,大多国家选择了可替代策略,进而遏止中国的发展。由于该地区本身面临一些传统的历史遗留问题,使中国在这一地区的合作中充满不确定因素。     

关系资产与中非间贸易:基于40国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中非间长期友好关系是否产生贸易促进效应是双方外交关系可持续性及各自应对外部冲击能力的重要支撑，基于中非间较同质化的外交关系资产背景，通过引入弱惩罚和强惩罚机制的关系持续期和以外交关系等级衡量的投资强度变量来测度关系资产，以克服外交活动与贸易间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并纳入冲突力对中非间关系的影响，并利用2001～2017年非洲40国贸易数据构建面板校正误差模型，考察中非国家间关系资产对双边贸易及细分初级产品和制成品贸易是否存在促进效应。研究表明，关系资产对中非贸易有显著促进作用，但存在两个相反的关系资产对贸易影响机制，即关系持续期作为非纯公共产品的贸易促进作用和对较大经济规模国家的贸易摊薄效应；中国经济增长对中非双向出口贸易有较强带动作用，对非洲国家关税减免政策具有互惠特征，对中非双边贸易均有明显促进作用，但对不同细分品类具有差异化影响；中国和非洲国家应合力提升关系投资强度，以进一步发挥惯性力和国家间关系的贸易提升力作用，以贸易促进支撑中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发展。     

试论人道主义干涉与中国对策

人道主义干涉理论起源于西方,其实践活动也在不同历史阶段表现出不同特点。20世纪以来,西方大国为扩张势力范围,越来越多的以人道主义为借口对他国内政进行干涉。在西方国家高举"新干涉主义"大旗的今天,中国为维护国家战略利益和获取必要的战略资源,应当加强在联合国维和行动中的影响力,坚持国家主权原则,抵制新干涉主义,实现和平崛起。     

欧美数字治理合作的影响因素及前景分析

拜登政府上台前后,美国和欧盟的智库、机构表达了加强数字合作的意愿,甚至提出需要形成对抗中国技术发展和应用模式的数字联盟,欧美就此发布了相关声明。基于此,本文分析了欧美数字治理及其合作的影响因素、现状和前景。地缘政治、利益基础与价值理念是影响欧美数字治理及其合作的重要因素,既具有推动合作的一面,也存在阻碍合作的力量。目前欧洲与美国在数据治理、人工智能治理、数字基础设施及相关技术政策、平台治理、数字服务税政策等方面有相同之处,也有差异,既存在合作的机制和空间,也面临进一步合作的障碍。相较而言,双方合作的动力和空间更大,未来可能通过多种途径、多种平台共同谋取数字治理领导权。基于此,中国需要做好应对:加强与欧洲国家的合作,扩大共同利益;根据欧美数字治理实践,完善中国数字治理规范;加强数字治理的增信释疑和制度协调;进一步发展数字技术,不断扩大国内外市场,与相关国家加强合作,形成一定程度的抗衡效应。     

美日同盟对中国防范的加强与中日关系走向

冷战结束以来,美日同盟逐渐加强,对中日关系发展影响深刻。一方面,日本依托美日同盟走在防范中国的前沿,推行强硬的对华政策,使中日关系不断恶化。这是中日关系的现状。另一方面,在未来,当中日关系的持续恶化损害到美国在东亚地区的战略利益时,美国将对日本强硬的对华政策有所牵制。这一趋势已初见端倪。最近的将来,中日关系仍然不容乐观,很难好于中美关系,将处于中美关系与中日关系完全恶化之间的灰色地带。     

欧盟加速推动“印太战略”及其影响

随着全球地缘重心向印太地区转移,欧盟对印太地区的关注持续提升。欧盟为加速推动"印太战略",不仅提升了与印太地区国家在政治和经济领域的合作,强化其在印太地区的军事存在,而且积极配合"四国联盟"在印太地区展开针对中国的行动。欧盟加速推动"印太战略"的主要目的是在提高自身政治和经济利益的同时,借助美国势力进入印太地区,避免在大国博弈中陷入"选边站"的战略困境。欧盟加速推动"印太战略"有利于提升欧盟在印太地区的影响力,也有助于完善欧盟产业链的布局和对印太市场的开发。欧盟的举动无疑将会使印太地区的地缘竞争更加激烈,并且可能对中国的"一带一路"建设和周边安全产生负面影响。欧盟加速推进"印太战略"给地区带来一系列影响,但也面临着内部诉求不一,实现"印太战略"能力有限,对华政策错误以及与美国"印太战略"存在分歧等诸多挑战。     

试析中国与东盟关系中的矛盾与问题

自1991年中国与东盟开启对话以来,双边关系不断深化,在政治、经济等多个领域实现了合作、互利、共赢。但是近几年,南海问题的加速升温、台湾当局的"南向政策"及其影响、中国与东盟经贸关系中的竞争与利益冲突、"中国威胁论"加剧了东盟国家复杂的心态等问题与矛盾影响着中国与东盟的团结与合作。重视并采取适当的方式处理双边关系中的主要矛盾和问题,有利于巩固并加强中国与东盟的友好合作关系。     

江泽民的海权思想与实践——基于建构主义的分析

建构主义强调国家间关系的结构主要是由共有观念而非物质力量决定的。共有观念决定了一个国家的角色和身份,而角色和身份又决定了这个国家的国家利益。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对世界形势和国际问题以及中国自身的深刻认知,是建构中国"负责任大国"身份的重要基础。这种身份决定了中国必须要建设强大的海权以维护自己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