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与胡适

<正> 关于鲁迅与胡适的关系,不少现代文学史和文章都把他们说成一开始就是对立的,好象他们之间不存在任何交往,只有鲁迅对胡适的口诛笔伐。有些文章甚至把鲁迅与胡适在一些问题上明明有一致的观点,也把它“改造”成为“对立面”。至于鲁迅与胡适在五四前后存在的一段友谊史,只好讳莫如深,束之高阁了。这里想根据史实,对长期被“禁锢”的鲁迅与胡适前期一度存在的友谊,作一必要的回顾,对鲁迅与胡适后来的对立,作一初步的探讨。     

"白话"与"文学":胡适文学改良主张再认识

要准确评价胡适文学改良主张的意义,充分理解其深远持久的影响,乃至深入认识新文学的性质,就必须对胡适所倡导的"白话"概念之基本内涵加以仔细认真的辨析。白话的上升与新的"文学"观念的形成、国语运动的深入和"现代"意识的萌发有着内在联系,白话本质上是一种现代语言。对白话作为文学语言的地位逐步自觉的确认过程,也是文学观念、价值取向发生深刻裂变,文学格局进行重大调整的过程。由对"白话"概念的整体考察可以感知"五四"文学革命的丰富内涵。     

论胡适的白话文理论与语言问题

从语言论的角度考察了胡适的白话文理论 ,并将之放在“五四”历史语境中进行分析。胡适的语言观一直徘徊于语言工具论与现代语言论之间。一方面 ,他将语言视为“形式”和“文体” ,试图从人类文化的变迁历史出发来重新定位白话 ,这体现了其超越语言工具论的新的语言理性。另一方面 ,他仅从工具的意义上来理解语言 ,对于语言文体的意义把握还不够到位。而周作人、傅斯年等人以更为现代的语言观念对其进行补充深化 ,同时 ,胡适的语言观在实际运作中 ,也已自觉不自觉地靠近语言即思想的现代语言论。因此 ,“五四”白话文运动不仅是语言工具的变革 ,而且更是深刻的思想变革以及文化形态的变革。     

陈独秀与胡适科学观之比较——兼论"五四"的"唯科学主义"问题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陈独秀和胡适大力提倡科学,坚持科学的理性精神,肯定科学的价值、作用和地位,对封建旧文化进行彻底的批判.他们侧重进化论的介绍,吸收进化论思想,以此观照五四时期的社会问题和文学问题,以服务新文化运动的革命目标.但是,由于两者的文化身份不同,在对科学的理解、认识和应用上也存在着差异.立足于陈独秀、胡适五四时期的科学观,一些国外学者认为五四时期存在"唯科学主义"思潮,这种观点实际上有忽视具体历史语境,机械类比的缺失.     

鲁迅与胡适语言观念的差异及意义

胡适的语言观对"五四"白话文运动产生了重要影响,然而胡适从一个学者和启蒙者的立场出发,更强调满足社会现代性需求,因此他以文学名义发动的语言变革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文学对语言的特殊要求;而鲁迅则既从启蒙者也从作家的角度看待这个变革,因此他的文学观念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文学对语言的要求。从鲁迅与胡适的比较中正好能够看到胡适白话文理论的某种缺损与不足。     

略论章士钊与胡适

胡适(1891—1962)与章士钊(1881—1973)既是朋友,又是论敌.在文化史上:一个是今文派领袖,一个是古文派的代表.他们的交往很有历史意义,而且也是十分有趣的事.他俩相差不过十岁,但论其在近现代史上的作为和贡献,不啻为两代人也.这说明近代中国时局变化之快,真是快得惊人!胡适1919年10月在参观了吴禄贞墓后,很感慨地说道:“十年来的人物,只有死者:宋教仁、蔡锷、吴禄贞能保盛名,生者不久就被人看出真相来了.这是因为时势变得太快.生者偶一不上劲,就要落后赶不上了,不久就成了‘背时’的人了.”胡适说这个话,是有所指的,其中定有反对白话文的章士钊在内,因为章在“五四”前后是反对白话文的干将.但是话     

胡适实用主义与“五四”启蒙——兼评五十年代的“胡适思想批判”

“五四”启蒙之所以可能,在一定意义上是由于当时从西方输入了众多的新思潮、新学理;而其中影响最大的要数马克思主义和实用主义两大派。实用主义是由胡适直接从美国输入的,他称之为“实验主义”.所以评价胡适实用主义与“五四”启蒙的关系,是纪念“五四”70周年的一个有意义的课题。     

胡适白话文学观再评价

胡适的白话文学观,无论是其哲学思想基础,还是方法论,都源于他的实用主义哲学。胡适对文学内容并非没有足够的重视,但实用主义哲学效果至上的原则,使他选择了语言形式作为文学革命的突破口,这恰好顺应了时代的要求。将胡适斥为形式主义、改良主义,实际上是把胡适文学观的优长和特色当作缺点来认识。在某种意义上,胡适的白话文学观与其说是建构一种文学体系,不如说是为文学革命提供一种切实可行的方案。实用主义使胡适文学理论的缺陷与它的优长显得同样醒目和突出。     

胡适其人及胡适研究述评

胡适作为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首倡者,与陈独秀齐名,时人称之为“陈胡”,是这个运动最有名的代表人物。而作为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代表,胡适的一生又是相当复杂的。自由主义者在中国的生存境遇颇为艰困,既不容于守成主义,也不容于激进主义。胡适一生便是在这种艰困的境遇中奋斗与挣扎,直到晚年公开拥蒋反共,成为人民中国的反对者,却又并不见容于逃踞台湾一岛的蒋介石独裁政权,最后在海峡两岸的“批判”与“围剿”中完结他悲剧的人生历程。然而,作为致力于中国文化现代化的学者,胡适可以称得上终生勤奋,著作等身。特别是在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的文学革命中,胡适更是开路的先锋,作出了卓越的贡献,被誉为“中国文化革命之父”。对胡适的研究,走了一条由学术上“论胡”到政治上“批胡”而重返学术“研胡”的曲折之路。     

试论胡适与周作人抗战时期不同的人生道路抉择

胡适、周作人都是对20世纪中国学术文化影响很大的一代宗师。新文化运动时期,他们共执牛耳,名震一时,成为一代青年追崇的偶像。毛泽东1936年在延安时曾对斯诺说过,自己年轻时,“非常钦服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把他们当作自己的“楷模”。①郑振铎曾将鲁迅和周作人一道并列为五四以来的中国文坛上“两个颠扑不破的巨石重镇”。②此后长达二十年,胡、周二人为宣扬民主、自由、科学、个人主义的新思想并肩战斗,彼此之间一直保持着非同一般的信赖与推崇。直至抗战爆发,胡适在受命担任驻美大使的途中,还作了一首诗《给周作人》:“藏晖先生(胡适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