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何炳松对史学史的贡献

何炳松是本世纪上半叶风靡我国史坛几十年的“新史学派”代表人物,在史学研究中硕果累累。他对史学史提出过不少独到见解,并从史学理论、历史编纂学、史料学等方面为中国史学史的草创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研究。     

“史学二陈”及其学术精神

陈垣和陈寅恪合称“史学二陈”.这一称谓产生于1950年代初.而“二陈”现象形成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二陈”在学术上均重视目录学、年代学,善以文字学治史,均在宗教史、蒙元史、明清史方面有重要建树,不仅在史学研究方面有诸多相同点,又相互交流,商榷学术,彼此影响.晚年在政治思想上虽有异趣,但在学术上追求“实事求是”的目标是一致的,殊途同归.“史学二陈”是20世纪中国学术史上最具魅力的现象之一,宜用学术眼光解读这一现象.     

朱谦之的史学理论及其史学史研究——以在中山大学的教研活动为中心

朱谦之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学者”,20世纪30年代,他担任中山大学史学系主任,创办《现代史学》杂 志,开展现代史学运动,讲授史学理论和史学史,很有影响。其《现代史学概论》一书,集中反映了他关于史学理论 和史学史的研究成果,内容包括历史学总论、史学史、史学在科学中的地位及与相关学科的关系、历史学方法论等。     

何炳松史学思想析论

何炳松是曾与梁启超齐名的史学家。他致力于中国史学“近代化”的建设与发展 ,形成较为系统的史学思想 ,其核心是建立在进化史观基础上的总体史观 ,主张从宏观联系的角度研究历史。因此他对通史 (指西方的综合史 )极其推崇 ,扩大了历史研究的领域。他虽重通史著作 ,但不偏废史料 ,在史料学和编纂学上有许多具体建议。他强调史学的社会价值 ,要求史学求真与致用相统一。这些思想继承前辈 ,启发后人 ,在 2 0世纪的二三十年代产生了一定影响     

论中国近代史学研究的变革

中国近代,社会动荡变革、文化新陈代谢,先进的知识分子“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这其中包括对近代西方历史哲学的学习与传播。西来的历史哲学理论和方法论,造成了中国近代史学发展的两大巨变:一是由思辩的、分析的历史学取代中同旧史——述事的封建史学;二是由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哲学取代中国近代的“新史学”——移植的和不     

当代俄国史学

80余年来,西欧史学的发展一直与社会科学领域内出现的新的理论、范畴、概念同步,相比之下,苏联历史学的概念系统已经陈旧,从而造成了与西方史学之间的严重差距,以及彼此的隔阂与误解。苏联社会-政治生活中的“改革”进程对历史研究产生了直接而强大的影响,历史编纂也弥漫着忧郁昏暗的气氛。1990-2005年间,在俄国出现了社会史研究的繁荣期,它体现了当时史学中所有创新的、吸引人的和有意义的东西。而从20世纪八九十年代起,青年历史学家开始热衷于新的文化史或心智史的研究。眼下,日常生活史正在大红大紫。全球史是最近10年出现的新事物,这一研究容易流于表面化,但它是重要的,也是有前途的。     

史学的发展和对史学的反思

一、反思——获得无穷生机的不竭源泉 黑格尔在解释“历史学”这一概念时曾指出:“第三类的‘反省的历史’,是批评的历史。……它并不是我们这里所提出的历史的本身,而是一种历史的历史;它是对于各种历史记述的一种批判,和对于它们的真实性、可靠性的一种检查。”黑格尔这里所提出的“反省的历史”,就是指对史学的反思,亦即史学批评。 世界上任何事物都有其产生、发展的历史,历史学本身也不例外。当它发展到一定阶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奠基者们

二十世纪初叶,中国史学界形成了“新史学”思潮。资产阶级史学家曾把达尔文的进化论引进历史领域,批驳了封建正史传统的“一治一乱,治乱相循”的观点,指出“数千年之历史,进化之历史”;强调要注意文明史的研究,反对“君史”,重视“民史”,提出“史者,民之史也”,开始探求历史发展的公理公例(即规律),认为“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的现象而求得其公例也”。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吸收了资产阶级史学的积极因素,克服其唯心主义性质而建立了无产阶级的史学。 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瞿秋白、李达、陈望道等人在这一时期发表了     

顾炎武与浙西史学

中国史学的近代转型 ,始于明清之际。由黄宗羲开创的注重人文价值的浙东史学和由顾炎武开创的注重科学实证的浙西史学 ,分别代表了传统史学近代转型的两种思想进路 ,而浙西史学与同时期兴起的西方近代实证主义史学更具有本质上相通的可比性。从顾炎武对“六经皆史”的史事论证 ,到钱大昕论“《尚书》《春秋》实为史学之权舆” ,反映了中国学术从经学独尊向着建立以史学统摄经学的近代历史科学转型的趋向 ;从顾炎武拒斥“《春秋》笔削大义微言” ,到王鸣盛、赵翼、钱大昕对“《春秋》笔法”和“宋儒法戒”的全面批判 ,确立了以求真为史学之最高宗旨和作为近代历史科学之本质特征的价值中立原则。更为重要的是 ,浙西史学三大家继承了顾炎武“引古筹今”的史学思想 ,在为历史上的改革运动翻案、批判文字狱的专制暴政、阐发具有初步民主色彩的政治思想诸方面 ,不仅思想锋芒更为尖锐 ,而且在学理上亦有所发展和深化。20世纪以来流行的贬低乾嘉史学的观点乃是不合乎历史实际的偏见。     

统计分析方法在史学研究中的应用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以后,欧美的一些学者已在人口史、农业史、价格史、商业史等领域运用数字材料和一些初步的统计方法,但系统的计量分析方法应用于史学研究中开始于本世纪五十年代。美国是最早采用计量方法研究历史的国家,其运用范围的广度和运用方式的多样化在西方史学界居领先地位。1957年9月,哈佛大学经济史学家阿弗雷德、康拉德和约翰·梅耶《经济理论、统计推定及经济史》一文率先提出推测统计学也适用于历史研究,可以用数量方法理解历史事件。此后,越来越多的经济史学者把数量分析方法运用于对美国工业革命、南方奴隶制、税收制度等的研究,形成一个颇有影响的“新经济史”学派。继之而起的又有所谓“新政治史”和“新社会史”学派。前者着重于用计量方法分析立法、司法机构的表决和竞选运动中选民的投票情况;后     

20世纪西方史学思潮二题

在20世纪西方史学诸种思潮中,年鉴学派史学与历史人类学是其中令人瞩目的两种。20世纪20-30年代兴起的年鉴学派以学科综合为旗帜,其核心思想可以概括为历史客体建构论、问题史学,以及时限的辩证法与总体史思想。历史人类学则是20世纪后半期的产物。它继承了年鉴学派进行学科综合的理想,试图以“历史人类学”之名整合历史学、人类学和社会学。历史人类学以集体/整体作为自身研究的终极对象,广泛采用人类学、社会学等学科的研究手段和分析策略,为当代史学再次树立了学科综合的典范。     

关于发展当前史学工作的几点思考

史学在一个较长的时期里处于沉寂状态,所谓“沉寂”,当然不是说没有发展,只是说面对时代变动的大潮,这门学科表现出活力不足、要打破沉寂,使史学工作获得新的发展,有许多事要做,有许多问题值得思考。一是时代冷遇了史学,还是史学冷遇了时代每一个时代都要有自己的史学,史学工作很重要。而现实的情况是史学工作不为世人所理解,被看作是可有可无的事。历史研究和历史教学工作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学史的人本来     

史学是思想

“史学是思想”是一个本体论命题，而“史学是科学”和“史学是艺术”则属于一种对象论、目的论、形式论、功能论的命题。同时，“史学是思想”又不同于科林武德的“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这个观点。因为，后者是一个历史本体论的命题，而前者则是一个史学本体论的命题。科学与艺术只是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只有立足于“史学是思想”，二者才能被合理地统一起来。所以，史学的思想性永远高于科学性和艺术性。史学是思想，伟大的史家便昭示着思想的高度。     

中国当代史学的危机与出路

近几年来,面对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法学和哲学等学科的活跃局面,史学界的危机感日重,故有“中国当代史学危机”一说。危机感唤醒了反思意识。史学工作者在困惑、在反省、在探索。有人认为,目前的危机主要应当归咎于以往“左倾思潮”的恶劣影响。在动乱的年代,史学屈从于权贵的意志,出于政治需要而曲解史实,虚构历史,以致丧失了“信史”的品格,由“真史”蜕变成“伪史”。正是这种状况才使史学失去了社会的信任,陷入理论危机。有人则指出,史学的沉寂是不发达的商品经济所造成的必然结果。在低     

霍布斯鲍姆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

一英国的马克思主义学派是当代西方最有影响的史学流派之一。他们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来研究英国历史,在英国革命、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转变、资本主义的发展以及工人阶级史等一系列理论、历史课题的研究上取得了重大突破,引起各国史学界的瞩目,霍布斯鲍姆就是这一流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他被誉为“当代头号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他的著作被称为“马克思主义与历史结合的典范”。霍布斯鲍姆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是值得我们重视的。他的成功之处在于他正确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历史观指导具体的史学实践,写出许多有影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著作,赢得了举世公认的声望。     

梁启超的中国史学史理论评介——兼谈目前中国史学史研究中的问题

本世纪二十年代,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和《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的讲演中,首先提出并且系统阐述了研究和编写中国史学史的基本理论(以下简称“梁论”)。其中包括中国史学史的对象、范围、基本内容和研究与编写的原则、方法等诸方面。梁启超虽然没有写出一部中国史学史著作来,但仍不愧是中国史学史这门学科的开创者和奠基者。     

历史解释学:史学史研究突破藩篱的理论探索

历史叙述和历史内容融为一体,再现历史真实,是历史编纂的根本任务.后现代主艾思潮挑战传统史学,提出关于历史真实检验标准的核心问题,这在史学史研究上具有不可低估的学术价值,作为后现代主义史学核心问题的当代学术回应,历史解释学将在史学史研究实现理论突破中承担重要使命,发挥重大作用.     

一部理论视野下的史学简史--读瞿林东著《中国简明史学史》

2005年8月,瞿林东先生的新著《中国简明史学史》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通览全书,其视野闳通,史识深刻,覃思精论,异彩纷呈。一是本书具有史学通论的性质。这或许是本书不同于其他同类著作的地方。之所以如此,可能有两方面的原因:其一,是史学史研究自身发展的要求。自梁启超明确提出史学史的做法之后,中国史学史的研究已走过七八十年的历程。按照研究的特点,这个历程大致可分为三个不同的阶段,即“史部目录学、历史要籍介绍式的研究阶段”,“综述一个时代、一个时代之史学面貌的阶段”,而现在则已经处在“开始探索史学成果在社会生活中的作…     

继承传统与走向近代:章太炎史学思想的时代意义

中国史学从传统向近代的演变 ,经历了大约一个世纪。在这个演变过程中 ,史学家们从不同的方面做出了各自的努力和贡献。其中 ,章太炎是从理论上比较合乎理性地阐明上述问题的第一人。尽管章太炎并非主攻史学 ,但他于 2 0世纪初在这方面所做出的贡献 ,却占有重要的地位。第一 ,章太炎对传统史学不作全面的否定 ,而采取分析的态度。第二 ,章太炎探讨史学起源 ,认为各国有其共性 ,所谓“古史多出神官 ,中外一也” ,而中国自亦有其个性。第三 ,章太炎认为新的历史撰述应把中西作史的优点结合起来 ,如“义法”与“事迹”相结合、“分时”与“分类”相结合、“新思想”与“古经说”相结合等。章太炎的史学思想不仅有时代意义 ,而且有历史价值。     

书写人民大众的历史:社会史学的研究传统及其范式转换

起源于新史学的社会史学,以书写人民大众的历史为其区别于其他历史研究的身份特征。新文化史研究历史上的大众文化,因而具有社会史学的属性。战后兴起的新社会史秉承了年鉴学派的总体史追求,它倾向于从经济基础和社会结构寻找社会变迁的终极原因,以建立宏大的历史叙事。然而,新社会史经济社会决定论的弊病,引发了社会史学的文化/语言转向,从而催生了新文化史。但是,新文化史强调文化、符号、话语的首要性,最终走向文化/语言决定论的另一个极端。对新文化史激进倾向的强烈不满,使得西方史学界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出现了超越文化转向的趋势,这种趋势体现在学者们越发重视实践的作用,社会史学正在进行一种可称为实践的历史的新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