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仁·乌力格尔研究的新趋势——“首届胡仁·乌力格尔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近几年,国内外学者对胡仁·乌力格尔的研究不断深化。首届胡仁·乌力格尔国际学术研讨会围绕胡仁·乌力格尔这一主题,从胡尔奇及其流派、胡仁·乌力格尔文本、胡仁·乌力格尔艺术、蒙汉文学关系等方面展开深入研究探讨,取得了广泛共识,为胡仁·乌力格尔的传承、保护和发展提供了有益的理论指导和方法论的启迪。     

蒙古族“本森乌力格尔”探源

“本森乌力格尔”,是指不用伴奏、拿着书本（作为道具或演唱提示）说唱的乌力格尔。它同“伙瑞乌力格尔”（干讲故事）、“潮仁乌力格尔”（自用潮尔伴奏）“胡仁乌力格尔”（自用四胡伴奏）是四种并存的乌力格尔形式。本森乌力格尔演唱的内容绝大多数是元代及以前的历史故事和演义故事。本森乌力格尔的产生和形成与以下三方面因素有关：一、由雅不干陶力（讲说英雄史诗）和伙瑞乌力格尔（干讲故事）发展而来;二、在乌力格尔产生初期,不会操琴的演唱者逐渐分化而成;三、受古代民族宗教萨满行巫时持鼓吟唱神歌的影响     

胡仁乌力格尔曲调题材分类法研究兼谈音乐形态——以《郭尔罗斯乌力格尔与曲调》为例

长期以来,胡仁乌力格尔曲调分类被音乐角度的唱腔分类法所独居,这种分类法虽为学术界所公认,但曲调的流变性以及胡尔奇的即兴特点使得这种分类暴露出缺陷。而剧本文学的相对稳定性,使得题材分类法研究变得具有可行性。这种分类法清晰易懂、便于普及、逻辑严密、易于归纳。以题材为视角,通过百余首乌力格尔曲调脚本的分析,可以将其归纳为结构类、政治类、落难类、战事类、颂赞类、思念类、亲情类、神话类八种曲调。题材分类法是乌力格尔曲调的新分类法。这种分类法的研究意义在于缕清胡仁乌力格尔艺术本体的脉络,明晰其艺术结构,以便易于了解和掌握这门艺术。     

首届“胡仁乌力格尔高层论坛”在我校召开

由我校蒙古学学院和市校合作平台一科尔沁文化研究中心主办,科尔沁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内蒙古自治区“草原英才”创新团队、中共通辽市委宣传部、通辽市文化局协办的首届“胡仁乌力格尔高层论坛”近日在我校召开。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民族大学、北京大学、内蒙古大学、内蒙古师范大学、内蒙古民族大学、内蒙古科技大学、内蒙古通辽市艺术研究所等高校和科研机构的18名从事胡仁乌力格尔研究的专家、学者参加本次论坛并发言。     

混沌·分形与说唱音乐——蒙古族乌力格尔的音乐分析

蒙古族胡仁乌力格尔音乐是具有多声部的特征,旋律的结构与形成发展都有其特殊的表现手法,在此文中用混沌分型这一新型理论来研究乌力格尔音乐的生成、演化和发展的一般规律,揭示蒙古族传统艺术乌力格尔的音乐构成,从而更好地见其本质,展其风韵,传其美名。     

国外学者对胡仁·乌力格尔的研究概况

胡仁·乌力格尔在东部蒙古地区产生并广泛传唱至今已有数百年的历史。但是 ,学者们对它的研究只有 80年的历史。最早着手研究胡仁·乌力格尔的是国外学者。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蒙古国的学者们 ,前苏联、德国、匈牙利、英国、日本国学者也很注重胡仁·乌力格尔研究 ,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浅析胡尔齐的创作倾向及其成因

胡仁乌力格尔说唱艺人在改编或自主编创乌力格尔时,倾向于英雄形象的塑造以及喜剧效果的追求。这种创作倾向既源于口头艺术的特点,也有一定的历史文化传承。胡尔齐在对汉文古典白话小说进行二度创作时,充分结合自身的生活环境,使这些中原地区的故事充盈着蒙古民族所特有的韵味。     

试论成为胡尔奇的途径

通过田野调查和胡尔奇个人研究发现,蒙古族民间艺人成为胡尔奇的途径有很多种。本文重点从代际传授、拜师学艺或请教、“本森乌力格尔”、媒体平台和胡尔奇培训班等维度,剖析如何成为一名胡尔奇的途径。通过探索蒙古族民间艺人在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成为胡尔奇,受单个途径或多个途径的综合影响,且个体之间存在独特性和差异性。     

试论胡仁乌力格尔《三国演义》对蒙古族文艺、民俗的影响

每一种艺术的产生与发展都不是孤立的。胡仁乌力格尔深受东蒙古地区人民的欢迎,在流传过程中,对东蒙古的社会、对蒙古族传统艺术及民风民俗产生了很大影响。     

胡尔奇希日布演述的《三国演义》中的曹操形象研究

曹操是《三国演义》中重要的人物形象之一。蒙古族胡尔奇希日布将《三国演义》分为三个部分，共演述了七十六个小时。胡仁·乌力格尔《三国演义》中曹操残恶的性格特征与蒙古史诗蟒古思形象的残暴性格有一定的相似性，希日布艺术性地塑造了本土化的曹操形象，对曹操这一人物形象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促进了蒙汉民族文化交流，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起到了重要作用。希日布塑造的曹操形象既有残恶之首、奸猾之冠、好色之徒等性格特征，又有杰出的政治家、卓越的军事家等多面性、复杂性，是一位有血有肉且生动形象的立体化人物。     

中国当代民间说唱艺术的生存与经营

中国民间说唱艺术是中国文学和各类艺术的母体,孕育了小说、戏曲等,并对音乐和舞蹈等有明显影响,研究价值较大。新中国建立了社会主义新经济体系,民间说唱艺术原有的市场体系被改造。政府通过“划分经济成分”等行政手段改造了说唱艺人,说唱表演场所也被国有化。说唱艺术创作体系被国有化改造,创作者的利益难以保证,生产体系被阻断。改革开放后,说唱艺术的国有经济体系逐步变革,说唱艺术团队多采用双轨制经营。部分民营团队回归传统经营方式,借鉴了现代市场化的经营,生存状况得到改善。     

简析1979年以来蒙古博文化研究状况

本文主要由蒙古博研究总论、蒙古博对蒙古民族的影响、蒙古族语言、文学、艺术中的博文化遗存三大部分组成。从历史文化角度,考证并梳理了蒙古博文化的历史发生、发展变迁以及对现代化的改造的过程。总结了1979年以来对于蒙古博文化的研究成果,同时通过对蒙古博文化的研究探讨作出了小结性思考。对蒙古博文化的挖掘、整理并研究,不仅丰富了我们对蒙古博文化的更深认识,而且也是对中国少数民族文化的一个总结。     

从《赵氏孤儿》看宋元说话的表演

纪君祥创作《赵氏孤儿》杂剧,借鉴了说话表演艺术,组织为该剧第四折的内容,通过程婴向孤儿诉说 赵氏家世的情节,将剧情推向高潮。这一构想,为我们了解宋元说话表演艺术留下了宝贵的资料。了解这一点,也 有助于我们从另一个角度去把握这一著名悲剧的艺术特色。     

侗族曲艺艺术研究述评

1985年“侗族曲艺交流会”的召开,是侗族曲艺艺术研究的开端,也是侗族曲艺研究中的里程碑,同时也是“曲艺”这个概念首次进入到侗族文化系统内部.侗族曲艺的研究对侗族歌谣系统中的说唱艺术进行了梳理、归纳、分析及研究,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为侗族民间艺术的整体研究发展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伍尔芙《镜中女人——一个影像》结尾的合理性

伍尔芙在创作中致力于讲述生活,推崇一种全新的阅读策略,并创立了情景再现的模式。她在讲故事的必要性和限制性之间探索小说的张力,试图探索思维的轨迹。伍尔芙在小说创作中对于主题、生活和美学意识的定位,使其结尾合理化。     

汉族戏曲故事在蒙古族民间的口头流传——以《葵花记》蒙古文译本《娜仁格日勒的故事》口头传播为例

古代蒙古文学史上一直未能确定翻译底本的小说《娜仁格日勒的故事》就是明代戏曲《葵花记》完整的蒙古文译本。《葵花记》蒙古文译本在蒙古地区广泛传播,并产生了很多口头故事。这些口头故事中,蒙古族民众基于本民族的民间文学传统,运用蒙古民间故事的传统母题和结构重新编织娜仁格日勒的口头故事的时候,不仅在故事情节上推旧出新,而且按照本民族的审美情趣,对原来戏曲故事的叙事主题和＂割骨疗亲＂、秀才赶考等题材进行了潜移默化的文化过滤。笔者还通过本文的具体研究提出,民间文学也可以为古典文学的研究提供重要的旁证。     

电视法制节目故事化叙事的媒介逻辑及其人文思考

电视法制节目走故事化叙事的路线有着自身特定的媒介逻辑。故事化叙事在为电视法制节目赢得广泛社会认可,赚得较高收视率,创造可观经济效益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负面的社会效果。平衡电视法制节目故事化叙事中的眼球效应与教化职能,纠正其间的不良偏向,在确保法制节目可视性和亲和力的同时,维护其特有的严肃性本质,显得应时而必要。     

一颗世纪之交的璀璨明珠——《神曲》结构艺术的继承与创新

但丁的《神曲》在结构艺术上对后世的影响很大。从情节线索来看，《神曲》接受了《奥德修纪》和《埃涅阿斯纪》的影响，巧用漫游经历，设置穿线人物，统领文本结构，但丁在此基础上发展了以主题划分“类”来叙述故事；在框架结构上，受阿拉伯东方文化的影响，是一种螺旋上升的立体结构。《神曲》还受到古希腊“三联剧”的影响，并把其与宗教观念中的“三位一体”相融合，使“三”有了神秘的意义。     

从“俳优小说”看“说话”伎艺的初步形成

在汉代以前优人的优笑表演中,后世说话伎艺的基本要素用口语说故事,已经有所表现。由汉至隋,俳优表演中说的特征被日渐放大,与口头小说合流,在以娱乐为主的同时又增强了故事性,成为俳优伎艺中的一个独立表演项目俳优小说。俳优小说在一定程度上具备了后世说话伎艺的基本特征,是唐前说话伎艺初步形成的标志。     

《红楼梦》的方言构成及其演变——兼谈《红楼梦》方言研究与校勘中两种值得思考的倾向

《红楼梦》的主体语言和语言韵味、语法结构是以北京话为中心,并吸收了广大北方地区的方言,包括个别的蒙古语词汇与满族词汇。与此同时,作者根据故事情节、人物刻画的需要,还采用了相当数量的江南语言。作者在"批阅十载,增删五次"的过程中已经对《红楼梦》中的方言进行了渐进式地修改。特别是在"去"南话方面,表现尤为突出。近几年来《红楼梦》方言"研究"中表现出一种与社会上刮起的抢名人拉古人的风气搅和在一起的倾向——即把曹雪芹和《红楼梦》同某一地区的"经济"发展或是炫耀历史文化悠久联系在一起。在《红楼梦》走进大众、走向世界的大背景下,在"泛娱乐化"思潮的影响下,在"红楼夺目红"的躁动中,《红楼梦》的校订注释也出现了两种不良倾向:由于某些校订者对抄本《红楼梦》中方言构成、演变不甚熟悉,盲目改动原底本中的方言土语;《红楼梦》抄本中所用的一些词汇早已为戏曲小说所用,已成"熟语",但有些校订者凭着感觉走,只要自己感觉"不顺"或是见其他抄本中有另一种写法,即断定底本为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