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意的内蕴与理性的光彩——《小城之春》与《廊桥遗梦》比较分析

以《小城之春》、《廊桥遗梦》为范本,对两部影片的叙事风格、影片"镜"语的象征意义、人物造型及其性格特征进行了阐述,着重探讨其中各自成趣的审美追求,力图从中西文化维度出发来解释主人公相似经历背后尚存差异的文化与思想背景,即均"发乎情",然《小城之春》片"止乎于礼",而《廊桥遗梦》片"止乎于理";但影片本身蕴育的哲理精神与审美内涵分别将两部影片推到一个新的历史高度.     

《物权法》:徘徊在创新与保守之间

《物权法》在确认财产利用关系的独立地位、拒绝有体物定义物权客体、删除物权优先于债权条款、确立公有财产平等保护原则等立法理论上有较大的创新,但在立法的整体体例、具体的财产利用制度、物权客体的现代定义、共有的制度设计、公有财产保护的针对性规定等立法操作上略嫌保守。这种徘徊在创新与保守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是立法对物权立法价值尚未完全认识和把握的结果。     

文化散文:在审美现代性与启蒙现代性之间

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化散文的崛起是文学史上一次值得称颂的坚守和选择,面对思想深度的平面化与理性思辨精神的弱化,以及审美感知的钝化和诗情诗意的沦陷,它左右出击,既保持了文学的尊严与独立性,也在某种意义上充实并提升了国民精神的现代性品格.审美与启蒙之间这种现代性张力的获取,使得文化散文从根本上奠定了自身不可取代的文学史价值.然而,当世纪之交以来的文化散文越来越走向一种矫情和媚俗之时,审美现代性与启蒙现代性的张力锐减,虽然它也许仍然拥有足够的读者,但已经失去了深层的文学动力和充分的发展潜能.     

乱世佳人乱世情——《倾城之恋》与《飘》审美风格比较研究

同样是描写乱世中爱情为主题的小说,《倾城之恋》与《飘》在故事情节生成、人物形象塑造、审美风格形成等方面存在着很大程度的相似性。但表现在形而上的审美意义上又有较大的区别:《倾城之恋》以心理描写见长,表现出作家价值观恋世与弃世的无奈的悖论;《飘》则侧重于背景烘托,用雄壮有力的生命主题旋律贯穿始终。     

混沌美学与女性立场——从《生死场》看萧红的小说学

萧红站在“大地民间”立场,从女性生命体验出发,以“散漫的素描”呈现未加雕饰的东北人民生活的原生态.以《生死场》来看,其自然清新的语言与大地紧密相联,众多的譬喻充满原野气息,显示出民族语言的丰饶华赡,同时,其也营造出了一个氤氲不散的磁场、一个混沌的诗境.由此萧红走出了有别于鲁迅和废名的中国现代乡土小说创作的“第三条道路”.     

破碎的新生——从需要层次看《荒山之恋》中的自我实现

王安忆的《荒山之恋》采用了双层结构对比,两条主线并行的方式,故事在男人出轨前后的矛盾纠结和女人面对爱情时的温柔果敢中上演他们各自的命运悲剧。笔者从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分析文本中男主人公大提琴手在自我实现过程中的需求,从人最本能的性的角度出发,直接反射人性的弱点,揭示出作为个体的人在自我实现和人生困境中所作出的艰难的选择。     

对话:在全球与本土之间——从《女人读书》等著述看李小江的治学路径

在当今的社会发展与国际交往中,全球化是一种不可逆转的趋势,尽管它难免有经济和文化殖民的性质.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如何保持和坚守本民族特有的那些东西,而不致在全球化的浪潮中找不到自己而迷失方向.就妇女与性别研究而言,它既是女人的,又是人类的;既是中国的,又是世界的;既是学术的,又是政治的;既是理论的,又是实践的.而怎样在多种矛盾的交叉点上寻求契合,如何使价值判断和事实判断得到统一,怎样在"合理"与"合法"的过程中发展自身,并将其成果贡献于全人类,是当代包括妇女与性别研究在内的所有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面临的共同课题.对此,李小江的<女人读书>等著述为我们提供了诸多有益的启示.     

民族志叙事与女性经验——王安忆《天香》的启示

从记录民族生活史、经验史的角度而言,民族志叙事已然是文学最重要的品格之一。王安忆《天香》正是一部以“天香园绣”为切入口的女性民族志叙事文本。《天香》并非展览种种女性生活史质料,而是据此梳理、建构出一脉以“女织”为中心的女性经验史,并以此为框架来重新理解江南地方社会传统乃至中华耕织文化传统。任何传统与其说是自然形成的,不如说是被发明、建构起来的,在这过程中,一些经验被强调、夸大,而另一些经验则被遮蔽、省略、修改。那么,将女性经验带入地方传统乃至整个本土传统中,其意义不言而喻。这是《天香》在文化层面上带给我们的启示;再者,《天香》以女性为经验主体、文化主体的民族志叙事策略,不仅超越了寻根文学以来的中国当代文学民族志叙事的惯例,还可能预示着本土形态的中国当代女性主义文学写作的渐趋成熟。这是《天香》在文学层面上带给我们的启示。     

探索中国新文化建设的新道路——评李茂民新著《在激进与保守之间——梁启超五四时期的新文化思想》

当中国传统文化在西方现代文化的冲击面前解体之后,如何建设中国新文化就成为中国思想界所面临的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五四时期文化激进主义和保守主义的冲突和论争并未随着五四时代的终结而终结,一直到现在,我们依然能够不时听到关于"三十年河西,三十年河东"的争论.在这种背景下,李茂民博士的这部著作<在激进与保守之间--梁启超五四时期的新文化思想>(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4月版)的出版,自然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实践意义.     

一部别开生面的《诗经》文化史——评《〈毛诗〉与中国文化精神》

关于《诗经》的研究著作和论文已经汗牛充栋,但王长华、易卫华《〈毛诗〉与中国文化精神》(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一书的出版,依然让读者眼前一亮。因为这部关于《毛诗》学的专门著述,是一部并未止步于文本分析和史料梳理,而是通过《毛诗》学的发展与演变来探讨中国文化精神的专著,具有三个显著特点。一、以探讨中国文化精神为旨归。一部专著的视野决定其研究高度。汉初,三百零五篇《诗》、《诗》大小     

在知识男性与乡村女性之间:启蒙叙事的一个支点——《在酒楼上》《春风沉醉的晚上》《二月》《迟桂花》的互文性阅读

如果说,《在酒楼上》通过对吕韦甫与阿顺之间日常化、肉身化的两性关系书写来彰显启蒙知识分子身份的沦丧,那么,这一命题在其他三篇小说中获得了正面的表述。《春风沉醉的晚上》通过叙述我与陈二妹之间的认别来使我原本被忘却、模糊的知识分子身份渐渐明朗、清晰,《二月》则通过萧涧秋对文嫂、采莲的启蒙、救助来完成萧涧秋的自我角色期待。而《迟桂花》中翁莲的形象俨然是知识男性我的多重自我的投射物。乡村女性作为一个他者,不是被视为与自我完全疏离和断裂的,就是被作为自我的外在投射物。而这样的叙事策略实际上内蕴于中国现代文学自身的逻辑中。     

建立在回忆基础上的“参差的对照”——浅析张爱玲的《倾城之恋》和王安忆的《长恨歌》

<倾城之恋>和<长恨歌>是张爱玲和王安忆各自的代表作,本文试从建立在回忆基础上的"参差的对照"这个视角切入,分析两部作品中建立在回忆与现实,现实与想像之上的相似的"参差的对照",体味它们相通又彼此不同的永恒意味.     

在哲学与政治之间:女性主义理论的自我颠覆

女性主义理论自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虽然呈现出各色不同的面貌,但却有着近乎相同的理论根基:对父权制的反叛以及对女性问题的凸显。这样两个理论根基显然具有相互依存的关系。由女性的政治权利与经济获利机会的平等以及女性     

叙事的摇摆:在女性话语与革命话语之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中的李子俊女人形象分析

丁玲的思想和创作"向左转"后,她曾有的女性话语立场并未被革命话语立场所遮断,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中仍有延续,从叙事学角度分析,这时的女性话语已不同于"莎菲时期"的女性话语,它以潜在的、变形的方式存在;丁玲塑造李子俊女人形象的过程就是在女性话语与革命话语之间摇摆的过程,两种话语交错出现使得李子俊女人形象更真实传神;丁玲此时的女性话语立场虽较"莎菲时期"逊色,却仍显其连续性.     

《大公报》与民国时期中国女性研究

《大公报》是民国时期颇具社会影响力的报刊,既反映了社会的变迁,记录了历史的沉浮,又引领了时代的变化,参与了都市女性文化的创造。本文拟以民国时期《大公报》为研究对象,探寻都市女性对头饰、服饰、脚饰等美的认知,揭示五四爱国运动时期女性对婚姻家庭的体认,借以考察现实生活中婚姻家庭形态的缓性变迁。考察这些女性走入职场后对自身的反思,所表达的不同诉求。     

抒情传统遭遇性别政治:《红楼梦》与文学典范的近现代转移

《红楼梦》将"有情之宇宙"确立为中华美典,同时将"理想世界"(乌托邦)与现实世界的二分作为文学结构的原型,深刻影响了中国文学典范的古今之变。相比曹雪芹"补情"作为一种"审美导向",晚清"补天"话语代表了"问题导向"的新的美学思潮。以王国维、吴宓、牟宗三、余英时、高友工等人的红学阐释为线索,对照近现代文学转型可见,抒情传统与性别政治的遭遇,呈现为纯直无曲之境界与平等自由之乌托邦、温柔敦厚之情教与神魔同在之现代性的传承与转换,也将情理之辨置于文学现代性诸多冲突的核心。生命以情胜与宇宙以理彰,深刻地体现在中国女性小说乃至文学典范的转型之中。     

女性爱情婚姻心理的深度艺术表现——张爱玲《倾城之恋》和玛格丽特&#183;米切尔《飘》的比较研究

一婚姻爱情是文学作品永恒的主题 ,而要把这个主题表现得具有鲜明特色 ,作家对女性婚姻爱情心理的深切把握和透彻理解至关重要 ,然后再通过艺术形象生动表现出来。在这方面 ,张爱玲和玛格丽特·米切尔无疑是两位杰出的代表 ,她们虽然处于完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 ,作品却有某些惊人的相似。《倾城之恋》是张爱玲的代表作 ,《飘》是玛格丽特·米切尔唯一一部作品。两部作品都写婚姻爱情。两部小说的爱情婚姻不是充满诗意和浪漫情调的那一种 ,而是现实的和功利的。情感婚姻一旦与功利连在一起 ,就无所谓真正的爱情。白流苏与斯佳丽的爱情婚姻悲剧…     

《藏獒》与《狼图腾》之比较:文学与文化的层面

《狼图腾》和《藏獒》两部相继以动物为主角的小说,是近两年来出版界和文坛的盛事.《藏獒》在发行之初,打出了要"PK"《狼图腾》的旗号.读者群中已分裂成"狼迷"獒迷",双方争论热烈.笔者认为《藏獒》虽是摽着《狼图腾》出版发行,有跟风之嫌,但从文学的层面,《藏獒》和《狼图腾》在故事及情节的安排、形象的塑造以及环境细节的烘托渲染等方面,各有千秋;从文化的层面,《狼图腾》的思想切合了人们的生态焦虑和生存焦虑,拥趸者自然居多,而《藏獒》所倡导的"獒性文化"即"英勇、忠诚、责任、牺牲、规则"可能更得人心,客观上也对《狼图腾》掀起的滚滚"狼文化"有一定的冲击.     

理论的张力：在史观与方法之间——重读普实克《抒情与史诗：中国现代文学论集》

捷克汉学家普实克之于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具有开创性与典范性的意义。重读普实克,可见其以结构主义方法为马克思主义史观救弊的努力,但某种悖论性面貌也由此生成。在＂主观＂与＂客观＂的辩证结构之上,普实克显示出一种以现实主义理论为依托的整体性视野,并力图实现文学内外的打通与勾连,表现出其理论的丰富性与张力。     

哲学为谁而说——哲学:在诠释者与接受者之间

在文化发展呈现市场化、大众化、消费化的当代 ,“哲学为谁而说”这一被哲学所忽略的问题应引起人们的思考。哲学本身即是哲学家面对接受者的意义表达。哲学的价值 ,即在于接受者对哲学的倾听与服膺。接收者的存在 ,对于哲学的功能、哲学的创造与发展有着直接的意义。面对接受者 ,哲学应以社会公众的所思所想为研究对象 ,改变传统的哲学研究方式 ,确立与接受者进行交流的研究方法 ,形成与社会公众对话的自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