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的经济效应及其影响路径

文章基于2007—2021年我国282个城市的面板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法分析了国家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对城市经济发展的影响，并分析这一政策效果的实现路径。结果表明：这一试点政策对城市经济发展具有显著促进作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国家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能显著提升一般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对全国不同地区的作用效果相似。现阶段国家创新型试点城市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通过劳动、资本等要素投入水平和城市创新水平的提高共同实现，尤其是资本要素投入在促进城市经济发展水平方面起到重要作用。     

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政策对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效应评估

文章基于2008—2020年我国284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法（DID）和中介效应模型研究了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政策对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并进行区域异质性和城市规模异质性分析。研究发现：（1）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政策对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这一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2）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政策主要通过科技创新效应和人才集聚效应来提高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3）西部地区设立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正向促进作用更大，其正向促进效应存在由西向东逐渐减小的特征；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的设立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正向促进作用在“大城市”更为明显。     

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对企业ESG表现的影响

文章基于2011—2021年A股上市企业的面板数据,以中国实施的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为准自然实验,运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等考察试点政策对企业ESG表现的影响及其内在作用机制。研究表明：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的实施对于控排名单中上市企业的ESG表现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且该政策的实施效果存在一定的滞后性;异质性检验发现,对于非国有企业和非高污染企业,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对企业ESG表现的促进作用更强;机制分析结果表明,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通过强化高管可持续发展意识来提高企业履行ESG的积极性,尤其对ESG分项指标中的E和S影响显著。     

企业创新成功率与城市规模

本文将“熊彼特创新”概念引入至空间经济学城市分析框架中,建立了中间产品创新的城市经济发展均衡模型,重点分析了企业创新成功率与城市规模之间的关系,并运用1998-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进行了城市层面的计量检验.研究发现,无论是以人口规模衡量的绝对规模还是相对规模,抑或是以GDP衡量的市场规模,企业创新成功率与城市规模之间都呈倒U型关系,因此需要防止因城市过大或过小而造成的效率损失.计量结果也显示,创新能力越强的企业越倾向于市场规模越大的城市,市场选择效应显著;同时,劳动者人力资本素质的提升对企业创新成功率具有正向推动作用;基础设施的改善同样具有显著正效应;而高房价则对企业创新成功率具有负效应.     

制造业集聚、空间知识溢出与城市创新绩效——来自中国283个城市的证据

制造业是技术创新的重要载体，也是创新驱动发展的主力军。文章基于2009—2019年中国283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采用空间杜宾模型实证检验了制造业集聚、空间知识溢出对城市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制造业集聚与城市创新绩效存在先抑制、后促进的“U”型曲线关系；分区域来看，制造业集聚对创新型城市创新绩效存在非线性的促进作用，与非创新型城市创新绩效存在先促进、后抑制的“倒U”型曲线关系；无论是创新型城市还是非创新型城市，制造业集聚对城市创新绩效都存在显著的空间知识溢出效应，即制造业集聚不仅会对本地区城市创新绩效产生影响，而且会通过知识空间溢出影响周围其他城市创新绩效。     

环境规制促进了绿色创新能力吗?——来自中国的经验证据

本文基于国泰安数据库和中国专利数据库的合并数据,以《万家企业节能低碳行动实施方案》(以下简称“节能低碳”政策)作为准自然实验,实证分析了“节能低碳”政策带来的环境规制效应对企业绿色创新能力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节能低碳”政策对企业绿色创新能力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并且这一结论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和排他性检验后仍然成立。异质性检验表明,“节能低碳”政策对企业绿色创新能力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其中对东部和中部地区、技术密集型行业、大型企业和成熟期企业的促进作用更明显,而该效应在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之间没有显著差异。本研究还发现,“节能低碳”政策引致的创新补偿效应大于遵循成本效应,据此从环境规制视角解释了企业绿色创新能力提升的事实与机制。本文的研究为如何合理利用环境政策推进企业绿色创新能力提供了重要的政策启示。     

自由贸易试验区设立对创新集聚的影响机制及效应评估

将城市创新集聚纳入自贸区设立的政策效应评估框架，并将自贸区设立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基于2005—2019年中国25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采用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研究自贸区设立对城市创新集聚的影响，以及产业集聚、数字经济、创新创业活跃度的调节效应。研究结果表明：(1)整体而言，自贸区设立对城市创新集聚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在东部及北方自贸区城市更为明显；(2)就城市规模而言，特大型及以上城市的自贸区设立对城市创新集聚的影响为正但不显著，而Ⅰ型和Ⅱ型大城市的自贸区设立对城市创新集聚的影响显著为正，而城市财力异质性研究表明，在高金融发展水平组和高财政支出组中，自贸区设立对城市创新集聚的影响均显著为正，对低财政支出组的影响较小，而对低金融发展水平组的影响却不显著；(3)影响机制检验表明，制造业集聚、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以及二者的协同集聚、数字经济和创新创业活跃度在自贸区设立对城市创新集聚的影响过程中，均不同程度上发挥出正向调节作用；(4)样本期内，自贸区设立对城市创新集聚的促进作用，在设立当年最小，到设立后第六年达到峰值，时滞效应明显。上述研究结论具有丰富的政策蕴含：一是在积极推进现有自贸区改...     

国家高新区设立、创新要素集聚与区域创新绩效

文章以国家高新区的设立为准自然试验,基于2001—2019年我国283个地级市的数据,采用渐进式双重差分法实证检验国家高新区设立对区域创新绩效的影响。结果表明,国家高新区设立显著提升了区域创新绩效,这一结论在经过PSM-DID、安慰剂检验等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机制检验结果表明,创新要素集聚是国家高新区发挥创新效应的重要途径,国家高新区通过创新人才集聚和创新资本集聚两种渠道助力区域创新。拓展性分析结果表明,国家高新区政策存在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即设立国家高新区对相邻城市创新绩效有显著正向影响。     

中小投资者法律保护与资本市场稳定——来自投服中心持股行权试点的经验证据

本文基于中证中小投资者服务中心持股行权试点政策的实施,实证检验中小投资者法律保护如何防范公司的股价崩盘风险。研究发现,试点政策实施后试点省份上市公司的股价崩盘风险平均下降15.997%～21.833%,并证实结论是稳健可靠的。异质性分析显示,企业控股股东和中小股东之间的代理冲突越大、企业诉讼风险越高以及所在地区的市场和法治环境越好时,试点政策降低企业股价崩盘风险的作用越明显。进一步的机制检验表明,试点政策通过公司信息披露质量和治理水平两个渠道作用于股价崩盘风险。本研究为完善我国中小投资者法律保护制度,促进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以及维护金融稳定具有一定的实证参考价值。     

财政分权、引资竞争与区域创新

财政体制作为经济规范运行的重要支撑,对区域创新具有保障作用。对此,文章选取2005—2020年285个城市的面板数据作为样本,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和面板门限模型实证检验财政分权对区域创新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并进一步考察引资竞争下财政分权的创新效应。研究发现,财政分权具有显著的创新效应,且随着分权程度不断深化,财政分权对区域创新的促进作用呈现边际效应递减的非线性特征。财政分权对区域创新的促进作用存在基于引资竞争的门限效应,高水平的引资竞争有利于发挥地方政府本地化优势,强化创新效应。作用机制检验结果显示,财政分权会通过影响政府创新偏好间接促进区域创新。     

低碳政策试点、绿色技术创新与企业环境绩效

“双碳”目标下,为了引导企业主动参与环境保护与环境治理,改善企业环境绩效,文章利用准自然实验法,选取我国A股上市企业数据为研究样本,采用双重差分法检验低碳政策试点对企业环境绩效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显示,低碳政策试点实施改善了企业环境绩效,且这一结论在经过PSM-DID、剔除直辖市等方法检验后仍然稳健。低碳政策试点对非国有企业、环境规制较强地区企业、“两高”企业、资本密集型企业、中西部地区企业环境绩效的改善效果更强。进一步分析发现,绿色技术创新在低碳政策试点改善企业环境绩效过程中具有部分中介效应。     

制造业服务化的创新效应研究——基于我国287个地级市的经验证据

本文分析制造业服务化影响创新发展的理论机制,并利用我国287个地级市制造业行业部门数据,实证检验制造业服务化对城市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制造业服务化具有显著的创新效应,提高制造业服务化水平,有利于增加创新资金和知识要素投入,进而推动城市创新。从城市异质性来看,东部地区城市较中西部地区城市、一二线城市较三线及以下城市、高创新力城市较低创新力城市更能发挥制造业服务化的创新效应,省会中心城市的制造业服务化创新效应具有一定的溢出作用。从技术要素异质性来看,分销服务化、金融服务化和科技服务化是制造业服务化创新效应的主要作用来源,实质性创新更能发挥制造业服务化的创新效应。拓展研究发现,相较于增加投资、扩大出口和给予税收优惠的城市发展策略,提高劳动收入、促进外资进入和加大行业补贴更能强化制造业服务化的创新效应。本文对于制定因地、因城制宜的创新发展政策具有一定启示。     

进口产品质量与中国企业创新

本文基于2000-2007年工业企业数据库和海关数据库,通过对已有企业层面进口产品质量测算方法的改进,从进口产品质量角度研究了我国进口促进政策与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之间的关系及其内在传导机制.研究发现:从一般贸易的进口来看,进口中间品质量的提升显著促进了企业创新,进口资本品质量的提升对企业创新的影响表现为倒U型;技术溢出和市场扩大是企业进口产品质量促进创新的两个显著性路径,但是,降低生产成本路径不是影响企业创新的显著性路径;进口产品质量的提升显著增加了企业持续创新的时间.本文的政策启示是:中国实施进口促进政策具有合理性,实施积极的进口贸易政策对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对企业合作创新影响的实证检验

文章选取2005—2020年我国569家A股上市公司的样本数据，实证研究了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对企业合作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对于企业合作创新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该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基于企业创新能力的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产业政策对企业合作创新的影响主要在高新技术企业群体中显著，其合作创新效应存在“强-强”合作或“强者主导”的特征；基于区域市场化程度的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产业政策的合作创新驱动效应与企业所处省份的市场化程度之间呈现互补关系，政策效应在市场化程度较低的省份更强。     

商业银行业务创新的协同效应研究

文章从理论上分析得出我国分业经营模式下商业银行业务创新中的协同效应主要表现为范围经济和规模经济效应。引入超越对数成本函数对范围经济效应进行实证检验表明我国商业银行业务创新中存在范围经济效应,而且通过对比分析发现业务创新能力强的商业银行的范围经济效应更显著。最后基于上述研究结果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国家创新型城市建设、创业活跃度与经济高质量发展

文章以2006—2020年中国280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为基础,基于创业活跃度视角,采用多期DID方法实证检验了国家创新型城市建设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效应。结果表明：国家创新型城市建设能够显著激发地区创业活跃度,从而提升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国家创新型城市建设和创业活跃度对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显著的协同效应,这一结论在经过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国家创新型城市建设与创业活跃度的协同效应在非中心城市、科教水平低的城市中更加显著。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如何影响企业创新：理论与实证

在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背景下,提升企业创新水平对于解决关键技术“卡脖子”难题、推动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至关重要。文章选取2009—2021年我国A股上市企业数据,实证检验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及具体的作用机制,并进一步分析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在不同条件下的异质性影响。研究发现,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会显著抑制企业创新。机制检验发现,贸易政策不确定性能通过抑制对外直接投资、增加贸易成本以及减少财政补贴三条路径影响企业创新。扩展性检验发现,对外直接投资、贸易成本与财政补贴的中介效应会因企业产权性质和规模大小存在差异,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创新的抑制作用也因此在非国有企业、中小规模企业中更加明显。     

减税有利于高新技术“僵尸企业”的创新吗?

研究政府减税何以提升高新技术“僵尸企业”的创新能力,对推动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具有重大的理论与现实意义。本文使用2008-2014年全国创新调查企业数据库,借鉴ABBGH(2005)的一般均衡模型,界定了高新技术“僵尸企业”的概念与识别方法。主要发现:第一,给高新技术“僵尸企业”减税对企业创新存在显著促进效应,尤其对创新型“僵尸企业”减税存在较强的“杠杆效应”;第二,给高新技术“僵尸企业”减税对企业创新的促进效应显著高于非高新技术“僵尸企业”;第三,政府对偏向科研固定资产投资的创新型“僵尸企业”和倾向基础科学研究的效率型“僵尸企业”增加减税额度更有利于激发企业的创新活力,是促使高新技术“僵尸企业”起死回生的重要途径。政府可利用创新型“僵尸企业”“重资产、轻科研”与效率型“僵尸企业” “重科研、轻资产”的创新策略优化税收优惠政策,为平稳、持续、高效推动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创新驱动发展提供新的治理框架。     

财务柔性能力与中国上市公司持续性创新——兼论协调创新效应与自适应效应

基于财务柔性组织理论,本文利用2007-2017年我国A股上市非金融类公司微观数据,从理论和实证检验分析了企业财务柔性能力对持续性创新的影响,结果显示企业财务柔性对持续性创新存在正向促进作用。进一步,本文探讨了财务柔性可能存在的“协调创新效应”和“自适应效应”两种机制。协调创新效应相关检验结果显示企业储备的财务柔性能力能有效协调内外部资源,释放融资约束的负向影响,从而正向促进企业持续性创新。检验结果还显示,企业主动地调节财务柔性储备,能够在不同维度环境的不确定性影响下发挥“自适应效应”,助力企业实现持续创新的目标。总体而言,本文结论改善了企业断点式或阶段式的创新投入方式,切实提升了企业自主研发能力和质量,对`实现我国创新“量质平衡”有重要意义。     

创新支持政策能否改变高科技产业融资难问题

 由于创新风险的存在,高科技产业面临融资难的问题。作为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中关村出台大量创新支持政策,旨在缓解高科技产业融资难问题,具有典型性和示范意义。本文构建三阶段递推CDM模型,基于创新调查与企业财务数据的对接,对创新政策支持的实际效果及不同资本间的关联影响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财政支持与税收支持政策的协同性较差,不同资本间的排斥性大于融合性,创新投入对创新产出的影响具有“门槛效应”,创新政策支持必须跨越“门槛”、实现质变,才能实现预期效果。中关村高科技产业融资渠道单一,创新政策支持主要对技术创新发挥作用,而非技术创新的薄弱正是高科技产业融资难的障碍。高科技产业发展更多服从于行业规律,企业规模,产权因素不宜作为政府甄选创新支持对象的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