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工业污染物的影子价格估计

 污染物的影子价格体现了污染物的边际减排成本。本文采用二次型方向性距离函数和 2003-2008年我国284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工业部门数据,对废水、SO2和烟尘等三种污染物的影子价格进行了估计。结果发现,2003-2008年期间,废水、SO2、烟尘的影子价格或边际减排成本分别为0.0178万元/吨、5.158万元/吨和4.597万元/吨。SO2排污权交易价格相比污染减排成本偏低,影响了排污权交易市场的有效运作。污染物的影子价格在不同城市具有较大差异,这种差异性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被污染排放规模、监管强度和污染治理的规模经济性等因素所解释。     

基于EKC框架的社会资本水平对环境质量的影响研究 ——来自中国1995-2007年面板数据

 “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是环境经济学中的一个经典假说，主要考察经济增长与环境质量的关系。但是考虑社会资本对环境污染影响的研究在国内尚不多见。本文回顾了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理论和国内对我国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研究文献，使用我国1995-2007年面板数据对引入社会资本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假说进行了实证检验。计量结果显示，在我国省际区域层面上，只有工业二氧化硫一种污染排放物的该假说成立，并呈现出N形特征。这表明社会资本是解释环境污染物排放量的重要原因之一。本文的政策含义是不能把落实“减排”工作的渠道局限在“要么市场，要么政府”之间，积极培育和充分利用社会资本是减少环境污染的新思路。     

公司特征与自愿性碳信息披露——基于CDP中国报告的经验证据

碳信息披露作为低碳信息结果表达的承载客体,能够发挥从低碳方法运用到低碳效果证明的综合性信息传递效果。围绕自愿性碳信息披露这一研究主题,以CDP中国报告涉及的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公司特征与碳信息披露关系,研究结果发现:自愿性碳信息披露总体水平有限,减排目标和排放数据等量化数据严重缺失;公司规模和行业属性显著影响自愿性碳信息披露水平;盈利能力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自愿性碳信息披露水平,股权性质、再融资需求以及财务杠杆并不影响自愿性碳信息披露水平。     

技术进步对中国二氧化碳排放的影响

 本文将内生增长理论与环境污染模型相结合,运用1997-2007年中国省市面板数据,对我国二氧化碳排放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着重研究了技术进步（包括自主研发和技术引进）对CO2减排的贡献。本文得到如下结论:总体而言,我国CO2排放总量上升与经济总量的扩大、工业化水平的提高以及贸易自由化进程的加快等因素正相关;其次,自主研发、技术引进对我国的CO2减排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自主研发对引进技术的吸收能力较低, 在促进生产率提高和节能减排方面,与技术引进形成互补优势的能力尚待提高;再次,技术进步对我国CO2排放的影响表现出明显的地区差异。     

外商投资我国污染密集产业环境效应的实证检验

关于外资进入我国所引起的环境问题已经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热点.文章运用面板数据模型,对外商投资我国污染密集产业的环境效应进行研究.实证结果表明,污染密集产业中"三资企业"的生产经营与我国"工业三废"的排放之间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因此,在治理环境污染时,除了要关注内资企业、产业结构、进出口等因素外,外商投资污染密集产业所带来的环境问题同样不可忽视.     

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在我国成立的再探讨

文章使用固定效应模型、随机效应模型和面板校正标准误估计方法,对1995～2008年中国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论证在此期间我国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假说是否成立.在控制地区人口密度对环境质量影响后,研究发现:基于二氧化硫排放量和工业粉尘排放量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具有倒U型特征:基于工业废水排放量和工业烟尘排放量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具有N型特征;人口密集化有利于工业废水减排、工业烟尘减排和工业粉尘减排,然而较高人口密度不利于二氧化硫减排.     

企业财务状况对环境信息披露影响的实证

文章以湖南省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Logistic模型研究上市公司财务状况对环境信息披露的影响。研究结论表明:公司盈利能力与环境信息披露正相关,盈利能力越强的公司越倾向于披露环境信息;企业规模与环境信息披露正相关,规模大的公司更有动力披露环境信息,以减少信息不对称而产生的代理成本;发展能力、上市公司的负债程度与环境信息披露负相关,但不显著。同时,重污染行业与环境信息披露正相关,重污染行业为向社会传递其主动承担环保责任的信息,环境信息披露比例高于非重污染企业,且披露的环境信息内容丰富。     

我国部门间能源消耗与污染气体排放的估算

能源作为经济发展的动力,经济的发展离不开能源。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获得了飞速的发展,备受世界瞩目。伴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我国能源消费量也大幅度上升,能源短缺已成为我国经济进一步发展的瓶颈问题。与此同时,能源消费导致的环境污染问题,也越来越接近我国环境的承受极限。由于我国作为能源消费大国,其导致的环境污染不仅影响到我国自身,而且也影响到整个世界。因此目前许多国内外学者对中国的环境问题很感兴趣,然而在这些研究中,严重缺乏我国部门间的详尽的能源消耗与污染气体排放的数据。本文以投入产出表和能源表为基础,构建了1997年、2002年我国部门间的能源消耗与污染气体排放的数据表,得出了部门的能源消耗和气体排放值,为分析我国的能源、环境问题提供了重要支持,尤其是使用环境投入产出分析进行了相关分析研究。     

环境公共治理政策的效果评价与优化组合研究

本文构建了包含环境治理体系的动态一般均衡模型,基于模型的研究发现,在经济增长方面生产者补贴较为有效;而技术研发补贴在技术进步中的作用十分显著,其通过“研发投入→绿色技术提升→降低污染物排放”的路径可以实现环境质量的改善.此外,本文还模拟了生产者补贴和技术研发补贴的政策组合对社会福利和污染排放的影响,结果显示,政府可以采用生产者价格补贴或技术研发补贴促进产出水平增长进而提高社会福利水平,同时增大生产者价格补贴和技术研发补贴的幅度则能够通过提高技术水平促使污染水平不断下降.最后,本文给出了社会福利增进与环境质量改善双重目标下生产补贴和技术研发补贴政策的可行性区域,进行了环境公共治理政策的优化组合研究.     

对我国企业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思考

有资料表明,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对环境的污染占自然环境所接受的污染物的80%,作为环境污染的主要源头,企业应该以可持续发展战略为指导,作为国民经济命脉的企业应该更加重视环境保护。企业应积极履行保护环境的义务,同时企业会计部门也应及时披露环境会计信息,促进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和环境质量的提高。一、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基本理论据统计,我国每年至少有400亿元的经济损失是由资源浪费、环境污染     

中国工业排污强度变化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根据中国2001-2005年间时间序列数据，利用统计因素分析方法，对中国四类工业污染物的排放强度与工业治污效率、工业结构变化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后得到如下结果：中国的二氧化硫、烟尘、未达标废水和固体废物四类污染物的排放强度呈逐年下降趋势，污染排放强度下降的主要原因是工业治污效率逐年提高，而产业结构变化的影响不很明显，有的甚至为负效应。     

僵尸企业与污染排放：基于识别与机理的实证分析

较多文献考察了僵尸企业的识别方法及其存在原因,而采用规范的计量方法考察僵尸企业对于经济运行产生的负面影响的文献仍然相对较少。在我国越来越重视环境治理的背景下,本文从工业污染排放强度角度考察了僵尸企业的负面影响。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识别出的僵尸企业资产规模比例变量以及各省区面板数据,本文发现僵尸企业资产规模比例越高则工业污染排放强度也越高。该结论在对多类工业污染物因变量采用主成分分析法进行降维处理,以及采用基于两类权重矩阵的广义空间计量模型回归后均成立。针对作用机理而言,在证实了工业污染治理投资额、市场化进程指数以及私营企业利润率的提升可以显著降低工业污染排放强度的前提下,本文发现较高的僵尸企业资产规模比例降低了地区工业污染治理投资额,不利于市场化进程的推进,同时也抑制了私营企业利润率。在政策内涵层面,政府部门应该继续积极推进放权性改革以及金融体系深化改革,消除僵尸企业赖以存在的政策环境,同时采取果断的市场化和社会化辅助措施处置僵尸企业,逐步形成经济发展与环境治理之间的良性循环。     

土地城市化推进的空间减排效应:内在机制与中国经验

本文基于土地利用方式转变影响产业结构的分析思路,将空间碳排放纳入动态最优化模型,理论剖析土地城市化推进的空间减排效应及其内在机制,进而将半参数与参数空间模型相结合实证考察不同类型土地城市化的空间减排效应,并重点检验产业结构的中介效应。研究发现:就全国而言,土地城市化与碳排放整体上存在倒U型关系,相较于以建成区面积表征的广度土地城市化,夜间卫星灯光数据表征的深度土地城市化与碳排放的倒U型关系更加典型且边际减排效应更为显著;分区域来看,仅东部地区土地城市化与碳排放保持稳健的倒U型关系,中部和西部地区均呈现正向单调关系;长期来看,广度土地城市化对周边地区碳排放具有抑制效应,而深度土地城市化则具有持续的促增效果;产业结构在土地城市化发挥空间减排效应的过程里中介作用显著,且这一中介效应具有非线性特征;土地城市化具有空间减排和产业结构调整的双重效应。本文据此提出,土地城市化推进应基于地方发展现状积极调整推进模式,强化区域联动发展和协同减排,同时把握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关键渠道,拓展土地城市化空间减排效应发挥的多元路径。     

浙江省经济增长的环境代价之测度——基于长期均衡视角的环境库兹涅茨效应研究

利用浙江省1985—2009年的数据,从协整的角度检验了浙江省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之间的长期环境库兹涅茨（EKC）效应,并运用基于VECM的Granger因果检验法分析了浙江省经济增长与＂三废＂之间的因果关系。结果表明,浙江省的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长期均衡的关系,其中废气排放量符合EKC的＂倒U＂型形态,而废水排放量、工业固体废弃物生产量与经济增长之间的曲线形态则为＂N型＂。同时表明浙江省的经济增长是导致环境污染的原因,但污染排放并不是经济增长的原因。     

基于SVAR模型的碳排放量及其影响因素分析——以湖北省为例

省际经济体碳排放及其影响因素的计量分析对于国家一级碳排放目标的分散控制和推行低碳经济发展模式具有重要意义。基于能源、经济、社会和环境一体化分析框架基础上,采用结构向量自回归模型,利用湖北省1980—2008年的时序数据建立了碳排放量与影响因素关系的实证模型,利用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探索影响系数大小和时期变化规律。结果表明: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对湖北省碳排放量具有正向影响,能源效率则具有抑制作用,人口发展、能源价格和城市化水平的影响作用不显著;湖北省碳排放量的变化受自身冲击影响逐渐递减,经济增长、城市化水平和能源效率对湖北碳排放量波动的贡献由弱增强。因此,优化产业结构、提升能源利用技术和能源资源的优化配置等都将成为湖北低碳经济发展模式中的核心内容。     

人口、经济总量、经济结构及技术进步对中国S02影响的实证分析——对Grossman污染分解方程的拓展

通过对Grossman污染分解方程进行拓展,加入了人口增长效应、收入效应,并对技术效应进行了进一步的分解,建立了新的污染物分解动态方程,以探讨影响污染物排放量的各种效应。在此基础之上,利用动态计量经济学的方法,以中国1985到2008年S02排放的数据进行分析,验证了人口增长效应是S02增加的重要原因;技术效应对减少S02的排放起到的作用逐渐加大。因此,在人口众多的中国,影响污染物排放的因素应该考虑到人口的规模效应。另外,国家需要继续加大能源利用技术和污染物处理技术的研发和应用来减少环境污染。     

环境污染和经济增长的关系

 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暗含着“同质”假设,即随着经济的增长,各个国家和地区经历着相似的环境影响轨迹。本文在质疑该“同质”假设的前提下,对中国31个省份进行整体和分组检验,结果表明：（1）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具有多种表现形态,这主要取决于地区和污染指标的选取,具体会呈现单调递减、“U”型、倒“U”型、“N”型和倒“N”型五种关系;（2）不同组别的当前经济水平会给不同污染物带来不同的内生性影响。相对而言,我国在SO2减排上的难度主要存在于高工业化高收入组、高工业化低收入组和低工业化低收入组;在固体废弃物减排上的难度主要存在于低工业化低收入组;在废水减排上的难度主要存在于低工业化高收入组和低工业化低收入组。因此,政府应当因地制宜,有针对性地提高环境规制强度、优化环境规制形式,实现环境保护和经济增长的“双赢”。     

中国碳排放库兹涅茨曲线存在性研究

经济增长与环境恶化之间的矛盾直接推动了碳排放库兹涅茨曲线的研究。本文基于1995-2009年中国省际碳排放面板数据,利用面板协整和误差修正模型对中国碳排放库兹涅茨曲线的存在性进行实证研究,结果发现：动态固定效应下的面板误差修正模型最优,碳排放与经济增长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倒U型关系,拐点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29847.29元,且存在短期误差修正机制;与权威机构时序数据回归结果比较,动态面板模型结果具有稳健性。     

中国工业减排的驱动因素研究：基于LMDI的实证分析

在回顾经济增长过程中工业污染排放变化的内在机制的理论基础上,使用对数平均迪氏指数法（LMDI）,以3种主要工业废气排放为例,对中国工业污染排放量变化的主要驱动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工业生产中排放治理和技术进步发挥了主要的减排贡献,工业结构调整的减排贡献较小。中国工业减排应该是如何激励各种减排效应的扩大最终抵消规模效应的过程,在保持较快增长的背景下,中国工业减排的现实选择是着重加大治理力度和推进技术减排,兼顾结构减排,从而使减排的方式与经济增长的目标相融。     

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研究——基于生活污染和空间计量方法

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是环境经济学中的一个经典假说,大部分的研究假定污染排放不受相邻国家或地区的影响。基于中国1998—2007年省级生活污染排放数据,使用空间计量方法对EKC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中国生活污染排放的空间依赖关系并不显著;同时,人均生活污水、人均生活污水中COD和人均生活SO2排放量与人均GDP之间为“倒U型”曲线关系,人均生活烟尘排放量与人均GDP之间为“倒N型”曲线关系,这说明就生活染污而言,中国的经济发展与环境改善是相互协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