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家庭地位越高就越幸福吗?

人们普遍认为,女性家庭地位越高就会越幸福。然而,本文使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基于有序响应模型和条件混合过程法,研究发现女性拥有更多家庭事务决策权未必能改善其幸福感。分样本回归显示,对于受教育少以及受强外部传统文化规范约束的女性群体,家庭决策权对其幸福感的负向影响尤为显著。这一发现,对将来关于个体幸福感的研究具有重要启示,即只有把外部文化规范等社会背景考虑进来,家庭决策者身份的幸福效应方向才能最终确认。此外,本文关于传统文化规范力量 仍然主导着女性幸福感的发现,也为政府部门制定致力于赋权女性的政策提供了论证基点。     

信息不对称、议价能力测度与中国水果出口定价——基于双边随机边界模型

议价能力是影响出口定价的重要因素。运用双边随机边界模型,对信息不对称条件下中国水果出口议价能力及其对最终出口定价的影响效应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进出口国双方掌握的信息程度对最终出口定价具有重要影响,同时进口国相对于出口国掌握着更多的信息并具有更强的议价能力;出口国被迫接受一个低于理论价格的价格,最终形成的实际出口价格相对于公正的理论价格低0.92%;年度效应和国别效应分析发现,长期以来实际出口价格低于理论价格,水果出口议价能力没有得到提升。为提高水果出口议价能力,政府部门应搭建出口信息平台,及时提供全方位的信息服务,并鼓励提高水果出口商的组织化程度,通过集体议价的方式与进口商展开谈判。     

价值认同、社会信念、能力认知与果蔬农户质量安全控制行为

理解果蔬农户质量安全控制行为形成机理,是确保果蔬供应链源头质量安全、保护果蔬产地生态环境、促进果蔬产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基于计划行为理论,构建果蔬农户质量安全控制行为意愿研究模型,在广州市采集了239个有效样本,运用结构方程技术实证分析了价值认同、社会信念和能力认知对果蔬农户质量安全控制行为的影响。研究表明,果蔬农户质量安全控制行为受到价值认同、社会信念和能力认知的正向影响。其中,能力认知对果蔬农户质量安全控制行为的影响最为显著。提升果蔬农户质量安全控制意识和技能,创造良好社会舆论氛围,加大政府资金和技术扶持,有助于激励果蔬农户实施质量安全控制行为。     

上市公司女性董事对公司绩效影响研究

文章以1227家企业为样本,分析了女性董事对董事会行为的影响,并研究了女性董事与公司绩效的相关关系,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女性董事的教育水平和女性最高管理者对公司行为和绩效的影响。     

技术进步偏向下家庭债务对劳动收入份额变动的影响

文章构建两部门模型诠释技术进步偏向下家庭债务对劳动收入份额变动的影响及其机制,并在测算1997—2017年中国技术进步偏向的基础上,考察家庭债务规模与劳动收入份额变动的关系。结果表明:样本期内中国技术进步偏向资本,当资本偏向型特征很强时,家庭债务扩张导致自身的劳资议价能力降低,对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放大作用更加显著。因此,政府在鼓励技术进步的同时,应加大劳动收入保障力度和培训投入,提高劳动要素收入占比,促进共同富裕。     

汶川地震对房地产市场的冲击与政策研究

 本文采用“汶川”地震后震区主要城市的问卷调查数据,检验汶川地震对房地产市场带来的冲击。结果表明,对地震前后购房区域相对固定的人群而言,在自我保险成本可预期的情况下,家庭长短期收入是决定风险规避行为的主要因素,个人风险偏好并不起主要作用,然而当自我保护成本不可完全预期时,不同人群的风险偏好差异便显示出来。性别及家庭特征将影响个体对地震风险厌恶程度,而地震带来的心理上的影响冲击并不决定消费者的理性选择。震后,收入越高的群体更注重房屋质量,高质量房屋的需求会有一定增长。女性、有小孩的家庭以及受损严重市县的消费者将更注重房屋的抗震强度。本文的结果也验证了自我保险与自我保护理论的不同影响因素。     

抛弃“成见” 认清“内审”

自改革开放以来，企业广泛推行了承包、租赁责任制。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企业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经济实体。为了使企业具有自我改造、自我发展的能力，必须建立一种“自我约束”的行为机制，内部审计制度的建立，就是这种行为机制的重要方面。目前，内部审计机构是部门、单位的职能机构，是在本部门或本单位负责人领导下工作的，所以在一个部门或单位，内部审计机构的设置、人员的配备和工作的开展等方面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部门或单位负责人对内审工作的认识以及重视，这也从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内审的地位，决定了内审作用的发挥。但我国…     

住房需求与城镇居民消费

住房不仅兼有消费和投资功能,而且还是家庭社会地位的象征。对社会地位的关注会促使人们把更多的资源从非地位性商品转向地位性商品,从而扭曲资源配置。本文首次基于地位寻求理论,利用CHFS数据对中国城市家庭的住房需求行为和消费行为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1.中国城市家庭的住房具有明显的地位特征,家庭居住面积不断扩大与地位攀比有关。2.无论是中低收入家庭还是高收入家庭,住房面积扩大对消费的挤出效应都是显著的。而房价上涨仅抑制了中低收入家庭的消费,对高收入家庭没有显著影响。     

住房攀比与居民消费

本文基于CFPS微观跟踪调查数据,从地位寻求角度分析了住房攀比行为对城镇家庭消费的影响。结果表明：①家庭对自身社会地位等级的主观评价与住房面积、消费水平、户主学历等因素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②住房面积攀比对城镇家庭消费有明显的抑制作用;③社会地位高的家庭的消费行为对其它家庭的示范效应显著,即中国城镇家庭存在向上攀比的地位寻求动机。     

议价能力对审计定价的影响——基于双边随机边界模型的分析

审计收费中的最终价格确定是审计双方博弈的结果。使用双边随机边界模型分析框架分析审计收费中的定价,以及审计双方议价能力对审计定价的影响。结果发现:事务所的议价能力使得审计收费比理论均衡价格高出大约24.02%,上市公司的议价能力使得审计收费比理论均衡价格低了大约17.29%,两者的最终博弈结果使得中国审计收费比均衡价格高大约6.73%,中国事务所审计收费存在一定的高收费现象,事务所对大规模企业有收费溢价,2006年后,国际四大事务所存在高收费溢价现象。     

政府管制、过度投资与企业绩效关系的实证分析

文章以中国自然垄断行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我国政府管制对垄断行业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结果表明垄断行业上市公司普遍具有过度投资行为,但不是A-J效应,更多的是对内部廉价自由现金流的使用.其中电力和运输行业表现出类似竞争性行业的投资行为,其他完全自然垄断行业则表现出对政府的管制俘获.当收益率上升时反而会控制投资增长.     

中等收入群体的持续期与退出风险估计———基于EM算法的收入群体划分

本文在利用EM算法求解有限混合分布模型以识别CFPS数据库中各年度中等收入群体的基础上,使用生存分析方法估计了中等收入群体的持续期与退出风险。两种情境下的估计结果显示,20%以上的中等收入家庭在样本期内表现出了脆弱性,这意味着传统的仅考虑一期家庭收入状态的中等收入群体比例测算可能高估了真实的中等收入群体比例。此外,家庭面临倒U型退出风险,持续期与退出风险存在显著的区域与城乡间差异:东部地区与城市地区的中等收入家庭表现出更强的收入稳固性。本文还进一步分析了家庭退出中等收入群体的决定因素,估计结果表明,家庭收入结构、家庭人口特征、家庭职业特征等因素对家庭退出风险影响显著。     

关于R-C-K模型中加入第三部门的探讨

新经典增长理论的基本模型R-C-K模型和OLG模型,都只考虑两部门情形:企业和家庭。企业雇佣生产要素(劳动和资本)生产商品和服务,家庭拥有并提供生产要素以获取收入并分配到消费和储蓄。而现实生活中,政府部门作为第三方,在生产、生活等经济活动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文章加入政府部门,考虑三部门情形,探讨政府采购和税收对模型造成的影响。     

居民生活用电特征与影响机理

近年来我国家庭生活领域碳排放增长迅速,其中电力消费增长是导致家庭碳排放增加的重要原因。本文利用在上海地区开展的居民生活碳消费调查中的居住用电数据,分析了上海市常住居民家庭用电的特征和影响机理。样本中,上海户均年用电量为2184.6kWh,标准差为1398.5kWh,用电基尼系数为0.32,此外生活用电量呈现冬夏高、春秋低,且冬夏两季用电量的离散程度高于春秋两季的现象。回归模型显示上海居民生活用电受到人口规模、收入水平、居住面积、低碳态度和用能习惯的显著影响,且不同用电量家庭的用电影响因素种类和作用效果都存在变化：低用电家庭的生活用电受到人口规模、低碳态度和用能行为的影响,中等用电家庭的生活用电显著影响因素为人口规模、收入水平、低碳态度和用能行为,高用电家庭的生活用电受到人口规模、用能习惯和居住面积的影响;并且随着用电分布从低向高移动,各影响因素的作用效果或增高或降低,呈现不同的变化趋势。通过研究不同用电量家庭用电影响因素的变化,有利于更加深入地了解不同群体生活用电影响因素和完善生活领域电力消费的约束措施。     

内部控制环境与经营绩效——基于中国银行业的实证分析

内部控制环境是商业银行内部控制体系的基础,银行对其中诸多因素的不断完善可以对绩效产生影响。作为内部控制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董事会承担着重要的监督和决策职能,本文选取国内16家上市商业银行近7年的数据为样本,运用面板数据个体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实证分析,验证了董事会治理水平对商业银行绩效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商业银行应不断提高董事会治理水平以改善内部控制环境,从而提高经营绩效。     

组织支持、组织文化认同和情绪工作作用机制研究

以服务行业工作人员为研究对象,通过实证分析对组织支持、组织文化认同和情绪工作间的作用机制进行研究。结果表明：同事支持、上级支持和企业支持对表层行为有显著负向影响,上级支持和企业支持对深层行为有显著正向影响;组织文化认同的行为性认同维度对表层行为有抑制作用,认知性认同、情感性认同和行为性认同则能有效激发员工的深层行为;组织支持通过组织文化认同的部分中介作用对表层行为和深层行为产生影响。     

精准扶贫视野下核心家庭结构与贫困大学生学业能力——基于MMWS模型的多截面分析

贫困大学生是国家精准扶贫的重要帮扶对象,而家庭结构是影响其学业表现的一个重要因素。利用昆明市某高校贫困大学生调查数据,在应用边际均值分层加权法(MMWS)控制自选变量偏差的基础上,从计量经济学角度考察了不同家庭结构对贫困大学生学业能力的影响。结果显示:贫困家庭结构对贫困大学生学业能力的影响存在类别差异。与完整家庭相比,单亲母亲家庭贫困生的学业成绩平均高0.5～2分,但在统计上不显著,而单亲父亲家庭贫困生平均显著降低3分左右;影响贫困大学生学业能力的各种家庭资本构成中,以母亲为代表的社会资本的影响力大于以父亲为代表的经济资本的影响力;在贫困大学生中,男性学生受家庭单亲状况的负面影响大于女性学生。     

数字化转型与企业营运资金动态调整

数字化转型为企业营运资金管理带来机遇的同时,也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探索数字化转型提升企业营运资金动态管理效率的路径机制,对丰富企业营运资金管理理论和指导企业数字化转型实践都有重要意义。鉴于此,以2013—2020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探索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营运资金动态管理的影响及作用路径,并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法探寻了供应链网络数字化的传染效应对焦点企业营运资金动态管理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数字化转型主要通过缓解融资约束、增强议价能力和降低代理成本这三条路径对企业营运资金的动态调整发挥促进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化在供应链网络中具有传染效应,供应链网络其他节点企业的数字化转型也会加快焦点企业营运资金的动态调整;数字化能显著促进采购、生产渠道的营运资金动态调整,但未能有效提高销售渠道营运资金的动态调整速度;且数字化对企业营运资金动态调整的促进作用受地区数字化发展水平的约束。研究结论为企业如何优化营运资金动态管理提供了新的证据,也为供应链网络如何借助企业数字化转型带来的发展契机推进产业数字化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提供了重要启示。     

新生代农民工地位消费机理假设检验

文章在对1551位新生代农民工进行问卷调查的基础上,构建了解释这一群体地位消费机理的模型,运用结构方程模型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该模型具有较好的拟合优度与解释力,假设检验的结果发现自尊动机是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地位消费最重要的因素,社会认同动机对地位消费的影响较小,个体的自我监控水平具有调节地位消费的作用.     

中国省际区域家庭债务的空间关联及其解释

文章基于2004-2015年中国省际家庭债务数据,通过构建空间计量SLM及SEM模型,研究了省际区域家庭债务的空间相关性.结果显示:(1)我国家庭债务在空间分布上表现出集聚效应,且样本期间的Mo-ran'sI指数显著为正,这表明我国家庭债务具有正向的空间相关性;(2)空间相关性对区域家庭债务的增长产生了显著正向影响,即一个地区家庭债务的增长将通过空间溢出促进周边地区家庭债务的增长;(3)住房价格及人均收入水平对家庭债务有显著正向影响,而人均储蓄对家庭债务的影响为负,经济发展水平对家庭债务的影响并不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