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曹魏经学

曹魏是汉末经学衰落后崛起的新变期,不仅产生了《中经》大型经学类书,而且可考的经学著作128种。在学术渊源上,或源于汉末官学,或源于汉末私学,与汉代经学有直接或间接联系。然而,曹魏经学在继承中凸显新变。由今文转向古文经学,由古文转向玄学经学,是魏晋学风演变的核心。从青州之学形成,到荆州之学衰落,标志着汉末经学的结束;从王肃经学始盛,到何王新学勃兴,标志着曹魏经学的形成与转变。理论形态上,多元并存,以古文经学为主;传承方式上,太学衰落,地方之学、私学发达;发展过程中,互相驳难,因袭与创新并存;学术版图上,边鄙经学发达,中原经学寥落,呈现出由边鄙向中原辐射的发展态势。     

朱熹经学与宋学

朱熹作为经学之宋学的集大成者 ,在中国经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他在吸取先前经学思想资料的基础上 ,对传统经学加以总结 ,对汉学流弊提出批评 ,并结合时代的发展 ,确立“四书”义理之学 ,对中国经学进行改造和创新 ,使之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又修正宋学盛行后出现的流弊 ,重训诂辨伪 ,反对脱离经文本义而空谈义理 ,启发了后世的训诂辨伪之学。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 ,朱熹不仅集宋学之大成 ,而且兼采汉宋 ,把训诂与义理相结合 ,从而发展了宋学和中国经学。     

北风初开:两晋北方经学论

两晋时期,南北对峙,即便在血雨腥风之中,北方经学也始终没有摇摇坠落,成就虽无法与南方经学媲美,却也取得了长足发展。一方面,北方统治者在干戈扰攘之时,重建国学教育及经学取士制度,为经学发展提供了温润的文化土壤;另一方面,北方民族挺进中原之后,不仅没有固守落后的游牧文化,反而不断汲取中原儒学文化,在文化趋尚上引领了经学发展的社会风气。而北方经学家或入仕国学,讲授经学;或开馆授徒,传播经学,都直接推进了北方经学的发展。是时,北方经学主要接受汉末学风的霑溉,兼综经今古文,以训诂章句为主;南方经学则基本恪守魏晋之交的学风,主治古文经学,以义理阐释为主。所谓南北学之分畛,实际上肇始于两晋南北学风之差异。     

中唐《春秋》学对史学发展的影响

中唐社会剧烈振荡,使学术风气为之一变。最初是啖助《春秋》学兴起,“有攘异端开正途之功”;继而是文学上的古文运动,造就了唐宋八大家。史学由于自身的滞后性,发展较经学、文学缓慢,兼而又受到经学的影响,呈现出复杂而曲折的变化景况。本文仅就《春秋》学对史学发展的影响,略陈管见。一中唐新起的《春秋》学对史学的影响,首先表现在人们对史学功能认识的变化上。史学功能问题,中唐以前大体存在惩恶劝善、取鉴求治两种基本认识。惩恶劝善,主要是向“为国家者”强调“善不可失,恶不可长”。取鉴求治,主要是从前代亡国探讨治乱     

宋初经学与庆历新学风社会成因探析

作为中国文化发展的高峰,宋代文化为学者们所关注,但于宋初经学言,学者们往往囿于陆游等人之说而将注疏之学与义理之学分成两截.究其实,宋初经学表现为注疏之学与义理之学并行而注疏之学居于统治地位.庆历间,义理之学渐超越注疏之学而成为显学,非仅学术界,且经范仲淹改革而在政治上亦予展现.其因则为:社会危机的刺激、士大夫政治主体意识的增强、便利的文化传播与宽松的文化政策等.     

从经学思潮到玄学思潮

<正> 汉初黄老之学极盛。自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而黄老告退,经学盛兴。今文经学发展到东汉时代,谶纬泛滥,怪说布张,把孔子变成神人,把经学变成神学,六经变成占验书(七经皆有谶纬),表面上似乎把孔子和经学抬到最高的程     

论北宋初期经学的因变

北宋初期的经学,以因循前代经学为主要特色,同时也孕育着新变的思潮。北宋初期的经学大师邢昺,是唐代经学向宋代理学转换的开启式人物,其思想呈现出因循与新变的二重色调。邢昺之后,义理之学进一步发展,其代表人物"宋初三先生"即胡瑗、孙复、石介三位经学家,成为宋代理学的先行者。     

宋代经学与诗学关系论考——兼谈理学对词论之影响

宋代士大夫优厚的政治待遇、良好的文教氛围、积极进取的儒者精神以及边境之患的社会现实赋予宋人经学与诗学别样之风采.就经学对诗学之影响而言,要者有三:一是宋代经学致用与心学心性观念的两极融通,直接影响了宋代诗学讲求义理与平淡融合的诗风;二是宋代经学对于人格道德的约束与对哲思体会的强调,促发了诗歌讲求“言之悟”与“理之趣”的诗学主旨;三是宋代经学在学术言说方式与诗学文体上面有着交叉之处.而且,宋代理学对词的影响导致词有着从艳情到诗化、由诗化到雅化继而经学化的转变轨迹.宋代经学与诗学之关系对后世经学与诗学之发展极具借鉴意义.     

钱穆、余英时对清代学术思想史的研究

钱穆认为清代经史之学从宋明性理之学发展而来,他对乾嘉经学考据多有批评;余英时指出,学术思想从宋明到清代发展,是由"尊德性"向"道问学"的转变。钱穆论清代学术思想,多结合政治、社会等各方面因素综合考察;余英时则以"内在理路"的研究路径来解释清代学术思想流变。在清代学术史领域,钱穆、余英时的研究有着重要地位。     

经学式思维方式的文化学阐释

所谓经学的或经学式思维方式,指由经学的注经活动所彰显或表征的一种思维习惯或认知价值取向。然而,人们往往只是在一种不言自明或心照不宣的笼统含义上使用这一概念。这一现象本身也正表明,人们对何为经学式思维方式尚处于朦胧、暖昧的表层认识状态。本文便试图就经学式思维方式的问题作一尝试性的文化学阐释,即这一思维方式究竟关涉着一种什么样的生存方式,由此将人们对经学式思维方式的认识引入澄明之境。这一阐释主要根于基本的历史常识。而正是这种一般性的讨论,更能使我们真切地理解这种思维方式在现实社会生活中的实际效用。     

论俞樾的“因文见道”思想及其学术风格

俞樾是晚清著名经学家和经学教育家。他继承了乾嘉汉学实事求是的精神,"因文见道"是他治经治学的基本原则,他强调对儒家经典的训释要尊重古人、原本经典。"以疑存疑"、"大胆致疑"集中体现了俞樾治经治学的态度与风格。     

汉武帝与经学的产生

政治的统一首先需要思想的统一,在黄老思想已不合时宜的情况下,汉武帝登基数年,即"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并将这一理论延伸至社会的各个层面,经学从此在思想领域占据着主导地位,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意识形态霸权.当时的社会性质、武帝的性格构成以及他对意识霸权的利害分析,最终决定他会取于经学.     

《孟子》的社会保障思想

以儒家为主的中国传统文化，从远古社会以“养生送死”为原则的最基本的社会需要，到人们对“大同社会”和“小康社会”的畅想，无不体现出社会保障伦理思想。这种伦理思想作为一种特殊的历史形态和中华民族特有的文化传统，直到今天仍然影响着中国主体的价值观念和行为选择，影响着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设置及其运行，甚至影响着我们对西方社会保障政策的吸纳和改造。通过探索《孟子》中所蕴含的社会保障伦理思想，从中寻找一些智慧和启迪，以利于建设和完善我们今天的社会保障体系。     

典籍与教科书同构:朱熹纂辑《四书》的理路

朱熹纂辑《四书》,旨在将儒家经典的诠释与学校教科书建设熔于一炉。作为中国儒家经典《四书》的集大成者,朱熹注重义理阐发而不废章句训诂,力辟佛说而注意吸收、利用其理论思维成果,形成了以《四书章句集注》为代表的一系列四书著作。朱熹治《四书》,实现了文化传播与教育的有机结合,为南宋以降元明清三代的士人学子开启了为学进德的基础路径,确立了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信仰体系和政治伦理秩序的合法性。     

反思与重构:中国近代学科转型背景下的“人文学”

在西学东渐过程中,中国近代学术思想逐渐完成了从"文学的"到"科学的"的转变。科学以其"分科之学"的名义,给中国带来了现代的知识分类体系——前此本为经学之附庸的各类学科,逐渐变为独立学科。然而,在此过程中,人文学科为了反抗经学的压制,明显表现出社会科学化的取向,由此也导致中国学术研究人文传统的失落。时至今日,无论是学科的自我追求还是学科的评价机制,都已将人文学科推到"两头不靠岸"的尴尬境地——既无法达到自然学科、社会学科的严谨精密,又丧失了人文学科自我的主体性。面对人文学科边缘化、人文研究失去学科自信的现实境况,人文学者应该而且可以凭借自己的研究和思想创造力,为社会提供新的思想、理念和价值理想,以重建文化,重建价值理想。文学研究尽管可以用史学考证来丰富其研究方法,但也要恢复精神体验的诗学传统;史学不但要以史料学来夯实研究的基础,也要致力于把握中国社会过去的脉络、当前的性质和未来的走向;哲学不但要经受现代科学和逻辑的洗礼,也要致力于对时代精神框架的批判和建构。只有认识到人文学与社会科学有着不同的学科价值取向,肯定人文学"体验之知"的学科致思方式,以及它在特定空间范围内探讨人类本质和价值信仰的特质,才能确立人文学的独立性与主体性,才能站立于"学林群雄"中不为其他强势学科吞并,并形成"自是一家"的学术领域。     

史、史官与中国早期儒学元典的书写

书写的前提首先要有文字,中国文字的产生绝非始于殷商甲骨文,最初产生的文字恐怕比八千多年前的贾湖契刻还要早,"史"就是参与创制文字者之一。国家建立后,"史"转化为史官,国家成文的书写基本由史官来完成。《尚书》是中国早期史官书写的成文,也是中国早期的儒学元典之一,它含有《虞书》《夏书》《商书》《周书》,四书相比较,《周书》不仅篇幅多内容丰富,而且已经具备了比较成熟的书写模式和相当高的书写技巧,表现出鲜明的儒学意识与相对稳定的民族喜闻乐见的艺术审美风范,对后世成文的书写影响极大。     

现代新儒家与中华民族精神内涵

现代新儒家对中华民族精神内涵的认识是不尽相同的,但中华民族精神蕴含在中华儒家文化之中是其理论共识。儒家的＂和谐＂与＂理性＂、＂内圣外王＂之道、人文精神、＂极高明而道中庸＂及＂心性之学＂等,都是中华民族精神固有的内涵。现代新儒家致力于从儒家文化视角来解读中华民族精神,是有失公正性的,不加分析地全盘肯定儒家文化及其蕴含的民族精神,也是不符合历史辩证法的。现代新儒家力图从深层的精神内核来认识儒家文化和中华民族精神,是中华民族自我认识过程的深化和发展,也是继续研究中华民族精神不可或缺的重要文化资源。     

宋初“三先生”学术思想考论

宋初“三先生”都是著名的经学家 ,他们一反过去传统的治经方法 ,开始以义理解经 ,侧重于发挥儒家经典的微言大义 ,不注重训诂 ,这在学术思想的研究上开了宋学之先河。     

试论隋唐时期《论语》学衰落的原因

隋唐时期，《论语》研究无论是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较前代都有所下降。主要原因在于，在统一经学的旗帜下，统治者垄断了经典话语的解释权；鼓励诵读的科举制度以及以古为上的学术观念，限制了经学的发展空间；崇道尊佛政策的实行，也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儒家经学的地位。如此的学术观念，如此的考试制度，如此的宗教政策，奢望儒家学术有大的创新与发展是不可能的。因此，经学衰落了，《论语》学也衰落了。     

经济学视角下的行为与意义

经济学正在努力挣脱形式主义的束缚,这已经成为最近十年经济学演变的趋势之一。这种趋势要求经济学把视野从单纯的“物的维度”拓展到社会科学的另外两个维度——“意义的维度”和“行为的维度”。从我们熟悉的马克思对“庸俗经济学”的批评角度看,这一演变意味着经济学将回归“古典”、摆脱“庸俗”、找回“人”及其“意义”。因此,读者不妨把这篇文章看作是我对中国学者们正在从事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经济学、法学以及其他各类社会科学的“本土意义”的描写,这类本土性的研究,我们一贯地把它称为“直面现象的经济学”。这篇文章所讨论的,其实就是我所理解的“直面现象的经济学”所必须包含的全部三个维度——物的维度、行为的维度和意义的维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