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职业流动过程中社会排斥的成因分析

广西职业流动过程中的社会排斥是转型期广西经济、社会、文化综合作用的结果:劳动力市场分割导致广西不同职业群体间的社会排斥;城乡二元结构导致广西职业流动过程中的城乡排斥;对女性的偏见和歧视导致广西职业流动过程中的性别排斥;不完善的劳动力市场和劳动力供求矛盾导致对大龄劳动力的社会排斥;人力资本欠缺导致对低学历群体的社会排斥等.     

城镇就业机会:城乡、地域多重户籍属性的分隔

对劳动力的市场分割问题,以往的研究更多是着眼于城乡劳动力的收入差异.本研究将城镇劳动力分为本地非农、本地农业、外地非农、外地农业等4种户籍类型进行比较分析,着重研究4类劳动力的城镇就业机会差异.利用2007年广东城镇住户基本情况抽样调查数据,通过Multinomial Logit模型估计和Blinder-Oaxaca分解,研究不同户籍劳动力在城镇劳动力市场上的隔离程度,并分解出个人禀赋差异与制度差异所占的份额.     

行业间不平等:日益重要的城镇收入差距成因——基于回归方程的分解

基于回归方程的收入差距分解发现,1988年、1995年和2002年,行业间收入不平等对中国城镇居民收入差距的贡献越来越大,而且这主要是由一些收入迅速提高的垄断行业造成的。同时,区位、教育、所有制和职业类型以及是否有第二职业对收入差距的贡献也在提高,是否完全就业和年龄对收入差距的贡献有明显下降。因此,缩小中国城镇收入差距,亟需打破劳动力市场进入壁垒和产品市场行业垄断。此外,减轻地区间的劳动力流动障碍、普遍提高劳动者的受教育水平等措施,也将是未来政府缩小城镇收入差距的重要政策着力点。     

社会正义论视角下我国收入分配问题与对策

本文通过分析2006年CGSS数据,探讨我国收入分配中存在的问题:教育、职业机会不平等,未能充分考虑"最少受惠者"的利益等。应通过促进教育资源配置真正均等化;消除劳动力市场中的垄断和歧视;控制收入分配中的马太效应;给最少受惠者以最大保障等措施,促进分配公正。     

市场化与国家规制——转型期城镇劳动力市场中的收入分配

本研究透过职业阶层、教育与政治资本三个重要因素,侧重分析了市场化改革过程中国家力量对劳动力市场中收入分配的影响。在国家规制影响较大的劳动力市场部门,职业阶层间收入差距较小;人力资本回报的提高受国家改革计划的影响明显。而在新生的市场经济部门,不仅阶层间收入不平等扩展迅速,而且体力劳动者的市场境遇也大大低于国有部门和集体部门。由于更多地受国家政治过程的影响,政治资本对改革后新生代劳动力工资收益的影响呈现出随进入劳动力市场时间的推后而快速下降的态势。     

职业教育的发展与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

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是在巨大的城乡差距、产业结构调整和城市化进程背景下发生的;职业技术教育应该为农村劳动力流动提供支持,但是农村职业教育与培训的缺失及城市忽视农民工的培训,导致农村劳动力流动途径不畅,流动后发展受阻。应强化农村职业教育,加强城乡职业教育的统筹与联动,面向城市农民工,发展新形式的职业教育与培训,共同服务农村劳动力的流动。     

农民工求职的信息短缺问题研究——一个信息不平等视角

求职信息是劳动力市场实现就业的基础性资源,没有就业信息就难以获得就业机会,实现就业.在求职过程中,农民工深感信息短缺,求职不易.这主要缘于信息短缺问题.由于教育分化导致的信息获取能力的差异性、制度阻隔带来的信息接触机会的不均等性以及信息桥缺失引起的信息获取方式的滞后性,农民工处于信息不平等地位,难以获得和占有信息,信息非常短缺.     

农民工的边缘化状况及其融入城市对策

作为我国城镇化进程中涌现的一支新型劳动大军,农民工被边缘化的现状不容忽视,已经成为影响城乡统筹发展与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因素.因此,必须加速农民工融入城市的进程:改革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给农民以平等的公民权;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制度,使农民工享有同等的就业机会;建立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和公共服务体系,使农民工享有同等住房、社会保障和受教育的权利;健康推进城镇化,不断健全城镇公共基础设施;敞开城市胸怀,营造良好氛围,加强农民工培训.     

基于回归分析的我国城乡收入差距问题研究

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是我国社会面临的重要问题。分析表明,城乡工资收入比、城乡经营收入比、城乡转移和财产收入比四项指标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主要影响因素。目前,城乡收入差距矛盾的主要方面是农民收入水平低,应采取加大农村人力资本投资、改善劳动力市场环境、支持农民从事多种经营、减轻农民负担、扩大政府对农村的转移支付等对策。     

论二元劳动力市场下农民工人力资本提升的制度困境

二元经济结构的社会制度塑造了中国特色的劳动力市场分割制度,鲜明地体现在农民工为主要特征的次级劳动力市场上.在成熟的劳动力市场上,人力资本的提升可以提高社会经济地位.但在中国的次级劳动力市场上,农民工人力资本却因为传统市场用人制度的惯性影响无法提高自身的社会地位,仅仅表现为经济收入的绝对提高和参照群体的相对改善.教育程度的提高并不能带来收入水平的差异,从而导致了知识性人力资本的失灵.分割的劳动力市场对一些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同质性需求导致了对技能性人力资本的农民工的青睐.正是由于技能性人力资本的稀缺性原因,使得农民工体制外人力资本的外溢效用越来越强.     

江苏城乡收入结构优化研究——基于分项收入不平等效应的视角

本文在考察分项收入不平等效应的基础上,研究了江苏城乡收入结构优化的分项收入调节方向.研究发现,分项收入不平等效应的性质不同、大小不等;工资性收入扩大收入不平等效应最大、转移性收入次之、财产性收入很小;而经营性收入不平等效应是缩小收入不平等的.据此,优化江苏城乡收入结构的可行措施是努力提高乡镇企业职工和广大农民工的工资性收入水平,尽量扩大农村居民和低收入群体在再分配中的转移性收入比重,不宜依赖增加居民的财产性收入份额,而要努力改善经营环境以提高居民的经营性收入数量.     

城乡要素交换:从不平等到平等

城乡要素的不平等交换问题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当前城乡要素交换是不平等的:要素交易机会不平等、要素功能不完善、要素流动不充分与"掠夺式"流失并存、要素报酬与要素贡献偏离。城乡要素不平等交换有其表征,要素市场的二元性、非均衡、扭曲和无序导致要素市场化水平偏低,要素市场专业化程度不高。实现要素市场主体权利对等的基本条件是:要素多元占有主体并存且占有主体之间存在差异,要素占有主体在要素市场上处于平等地位,各要素占有主体间进行要素交换必须是自由的。城乡要素平等交换有其价值诉求和实现途径。     

中等收入群体的测算与现状研究——基于CHNS与CHIP数据

中国的中等收入群体区间范围在扩大,但整体规模小、比重低、稳定性较差,尚未形成“橄榄型”收入分配结构,且收入的不平等程度有加深的趋势。中等收入群体的受教育水平与职业分布存在明显的城乡差异性,受教育水平城镇以大专以上为主,农村以初中为主;工作类型城镇以国有单位、个体和私营单位为主,农村以个体和私营单位为主;职业类型城镇呈现协调发展格局,农村以技术运用和服务为主。扩大城镇中等收入群体的关键在于提升下中等收入群体,而扩大农村中等收入群体的关键在于提升上中等收入群体,进而实现全体人民共享经济发展成果,共同富裕,最终实现“橄榄型”收入分配结构。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不仅需要政府提供相应的政策,也需要居民个人不断提升自己获得高收入的能力。     

劳动力市场分割、培训机会获取与新生代农民工培训收益率差异

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能力的高低关系到国家经济转型和产业结构升级,通过职业技能培训对提高其就业能力具有重要和深远意义。本文根据调查样本数据,建立Logistic和Stepwise回归模型,在劳动力市场分割视角下分析新生代农民工职业培训选择影响因素并对培训收益率进行研究,发现职业培训对低学历者存在"挤出效应",劳动力市场分割对农民工的培训机会和培训收益方面存在显著影响;与学校教育相比,职业技能培训对新生代农民工收入增长作用仍待进一步提高。据分析,政府必须统筹规划不同劳动力市场的职业技能培训资源,优化配置培训资源;同时,为提高职业培训的效率和效益,必须对免费培训选择性的"提档升级",努力规避培训对低学历的"挤出效应"。     

数字普惠金融与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基于CMDS数据的经验证据

在以城乡融合发展推进现代化建设的新征程中,揭示数字普惠金融与流动劳动力城乡收入差距的关系有助于阐明数字普惠金融促进城乡共同富裕的积极作用。本文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流动劳动力收入差距的影响。结果发现,数字普惠金融有助于缩小城乡流动劳动力的收入差距,也能缓解城乡收入不平等。扩大私营部门就业需求是数字普惠金融得以促进农村流动劳动力就业增收的关键,但数字普惠金融带动农村流动劳动力创业增收和家庭财产增值的功能有待发挥,户籍制度依然是城乡流动劳动力收入不平等的来源。建议借助数字化技术增强精准普惠金融服务获得能力,拓展数字普惠金融的城市包容性就业促进功能,提升农村流动劳动力金融素养与投资意识,发挥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流动劳动力家庭的资产增值功能。     

农民工工资性别差异的实证研究——基于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的问卷调查

妇女的发展程度体现一个社会的发展水平。女性农民工,在次级劳动力市场中处于弱势中的弱势。通过对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的问卷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发现男女农民工在工资收入上存在显著差异。女性农民工的收入低于男性农民工,女性农民工的月工资收入仅为男性农民工的73.94%,女性农民工的小时工资收入仅为男性农民工的73.36%。通过控制人口等变量特征,发现女性农民工的月工资或小时工资都比男性农民工低20%以上。通过Oaxaca-Blinder分解方法,发现男女农民工在收入上存在明显差异,年龄、受教育年限、婚姻状况、总工龄、工种对性别工资的影响显著;性别工资中不可解释的部分占3/4左右,农民工的工资可能存在明显的性别歧视。     

中国流动人口的人力资本回报与社会融合

从移民的自我选择理论和技能转换理论角度,考察并比较了不同户籍性质与流动状态的劳动力在城镇劳动力市场上的人力资本回报率,探讨外来劳动力是否可能实现与本地劳动力在经济地位方面的融合。研究发现,外来劳动力多属于正向自我选择式移民;外来非农户籍的劳动力在流入地劳动力市场不存在融合的障碍,其无论在收入还是人力资本回报率方面都高于当地城镇劳动力;外来农民工虽然在流动的初期处于收入劣势,但经过一段时期之后,其中的高技能者的收入将追上本地劳动力,并实现经济地位方面的融合,但低技能者的收入劣势无法改变。因此外来劳动力在城镇劳动力市场上的融合是一种有差别的融合。     

教育不平等与生育率--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研究

运用教育基尼系数量化我国1990-2010年31个省份的教育不平等程度,旨在检验生育率对教育不平等的影响作用。研究发现,生育率下降能显著改善我国教育不平等程度,但农村生育率下降对农村教育不平等的影响作用很小,城镇生育率下降反而会加剧城镇教育不平等,说明我国生育率下降主要是降低了城乡间的教育获得差距。生育率下降均有益于非少数民族地区的教育分配公平,少数民族地区的效果并不显著。另外,教育扩展政策、政府增加教育投入能非常有效地解决我国教育不平等问题,同时应注意政策适当向少数民族地区和农村倾斜。     

加快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及其着力点

加快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对我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具有紧迫性.收入分配不公在于缺少把"蛋糕"分好的合理的分配机制:国民收入分配结构不合理,居民收入、劳动收入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偏低,劳动力工资水平偏低;机会不平等的收入分配机制是导致分配不公问题的根源;公共产品供给短缺和分配不公难以发挥再分配调节收入差距的作用.改革收入分配制度的着力点: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重点应当是解决机会不平等的深层次的制度问题;充分发挥再分配在体制转型阶段促进社会公平分配的作用;改革行政管理体制,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完善对公权的监督机制.     

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制度改革研究——基于实质正义观的视角

我国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制度改革没有收到预期效果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缺乏科学正义观的指导.在诸多正义观中,我国应选择实质正义观指导城乡收入制度改革实践.导致我国城乡收入差距过大的财税制度、金融制度、公共产品供给制度均具有偏向城市的特点,与实质正义观冲突.实质正义观要求我国坚持基本权利的平等保护,机会平等以及补差几项原则,改革实质上不平等的财税制度、采取适度宽松的农村金融市场准入制度、实施货币政策工具的差别化制度,建立城乡均等的公共产品供给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