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杜甫的乡土情结

杜甫具有浓厚的乡土情结,主要表现在对故乡丰美物产的赞叹、淳朴乡风的颂扬、战乱中失散弟妹的怀念,以及漂泊岁月里的归乡之思.其乡土情结的成因,一是农耕文化的影响,农耕文化强调“务本致用”.这个“本”的含义,一指土地、谷物,一指土地的所在之地乡土.杜甫出生在农耕文化发祥地的中原地区,从小蒙受了农耕文化的熏陶,其乡土情结的生成有着地缘因素;二是先秦儒学的训诫,杜甫超越汉代儒学的羁绊,其思想上承先秦儒学,先秦儒学的“五伦十义”成为杜甫行为的准则.     

论李、杜诗中的“凤凰”

李白与杜甫代表了中国古典诗歌中两种完全不同的审美取向。李白被称为“诗仙”，其风格是“清新俊逸”；杜甫被称为“诗圣”，其风格是“沉郁顿挫”。两位诗人在诗风上出现巨大差异，根本原因在于两人在思想上、人生观上有巨大分歧。凤凰，作为古老的文学意象，它本身体现了儒、道两种文化精神。李、杜诗中的“凤凰”完美地表现了两人在思想上的儒道之别。     

什么是儒学——《简明儒学史》导言

儒学是“为道之学”。道是“主张”、“主义”,道不是规律。道的核心内容是治国平天下,修身是治国的前提,格物致知又是修身的前提。儒学与经史术艺、天文律历是密不可分的。儒学的发展可分为重视礼仪制度阶段和重视心性理论阶段。     

试论朱舜水关于儒学的反思

试论朱舜水关于儒学的反思江心力明末清初，流亡日本的朱舜水有感于“圣教隳废”，开始反思儒学，他追根溯源，解剖了儒学的基本原旨“仲尼之道”，突出“诚”、“敬”的地位，为儒学注入了生机与活力，对中日两国的文化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一、“圣教隳废”——儒学反...     

朱熹、新儒学与东亚现代化模式

一、“新儒学是东亚文明的体现”和朱熹集新儒学之大成世界上的文化分为东西两大类，西方文化以基督教为基础，而东方文化则主要是根源于儒学①。儒学的发展有三个时期：第一期是以孔子（公元前551—公元前479年）为代表的原始儒学。孔子生活于东周中期（春秋末年），他把中国远古时代至夏、商、西周三代的文化，进行总结提高，提出“仁者爱人，亲亲为大；义者宜也，尊贤为大”（《中庸问政》），把中国文化从原始形态上升到成熟形态，此后两千多年，中华民族就沿着孔子所开创的仁义文化的方向，“仁以爱人，义以正之，如此则民治行矣”（《…     

儒学与现代中国的老年问题

儒学自从孔子创立以来，历经了二千多年的发展演变。从先秦原生儒学转化为汉武帝、董仲舒的“霸王道杂之”、“独尊儒术”；再到魏晋玄学在儒、道融合基础上，对儒学的新诠释；进而发展为唐代的儒、释、道三教兼容并蓄；然后在较高的理论层面上，转生出来明理学以及心学、气学，直到现代的新儒学。在漫长的中国社会中，儒学与各种学派之间的冲突、斗争、磨合、融化，经过曲折而复杂的思想历程，几度衰落而又复兴，终于形成博大精深的儒学思想体系，其中涵盖着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诸多精华，同时也积蓄着历史的糟粕。随着封建社会的解体，政权…     

论韩柳文学之天

本文探讨了韩愈、柳宗元以天为题材进行文学创作的经验。韩柳从古代神话传说中汲取营养，运用“神用象通”的艺术思维方式，“笼天地于形内，挫万物于笔端”，实现了“精鹜八极、心游万仞”、“与风云而并驱”的艺术追求，到达了谁也未曾见过的神话世界；他们“为情而造文”，把人世间的不平、爱与恨投射到天上、投射给大自然，登天则情满于天，入地则意溢于地，“物皆著我之色彩”，将生活中“所遇、所见、所闻”，经过艺术提炼，融入拟人化的天地万物之中，塑造了新形象，创造了新意境，具有艺术美特质；他们以“思理为妙，神与物游”，在优美的艺术形象中贯串着坚定的儒学之道，文与道互相联结、相辅相成，文既引人入胜，道也意味深长；韩柳是在深厚的文学遗产的渊薮中沉浸浓郁、含英咀华，而飞抵文学之天的创作领域的     

论儒学的现代性

目前学界、包括儒学界充斥着对儒学的种种误读，其中之一就是将儒学与现代性对立起来，以至用所谓“儒家传统”来抗拒现代文明价值。其实，儒学本然地蕴涵着现代性。儒学的现代性不仅源于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而且基于儒学自身的基本原理，即“仁→义→礼”的理论建构。这个原理要求根据正义原则（义），包括超越差等之爱而追求一体之仁的正当性原则、顺应特定时代的基本生活方式的适宜性原则，来“损益”即变革社会规范及其制度（礼）。因此，在现代性的生活方式下，儒学原理要求儒学自身现代化。儒学的现代化进程，就是儒学的现代性的展开过程。儒学的现代化已经不仅是一种理论设想，而是一种历史事实；但同时，这个历史进程尚未结束，而且往往误入迷途而陷入原教旨主义，这是值得高度警惕的。     

儒学非宗教

儒学非宗教康占杰，陈风华儒学是指以孔子为创始人，以伦理道德和政治为主要内容，具有极其强烈现实性的一派学说。儒学亦称儒家，在一定范围内也约定俗成地称其“儒教”，意为“儒家的教导”，而绝无“儒家之宗教”之意。在我国历史上的几个阶段，由于佛、道、儒家的政治...     

儒学“治国”之“道”与“术”的重新思考

以“德”与“天命”为核心的世界观支配着儒学的生活世界，直至乡土社会瓦解之前都还适用。随着西学知识体系垄断现象的出现，儒学如何衔接现代社会就成为一个问题。固守传统的知识体系难以对原有的世界观作出令人信服的论证。其中，“治国”是儒学不得不面对的核心问题。儒学治国的主要问题是弄明白如何以德性养成原则为模式来调控政治权力的总体运作，通过对整个社会进行干预使得德性原则在社会每个点上都能发挥调节作用。儒学治理所分析的不是行为活动的策略规划，而是分析实现过程的历史逻辑，试图利用修身养德性来破解各种非道德领域关系。儒学经世致用的合法性取决于官方认定，但儒学在现代社会到底推崇什么，这一问题仍然有待厘定。对于治国之“道”的笃信，使得儒学仅仅局限于“术”层面的反省。然而这远远不够，有必要重新反省“治国”之道与术的关系。     

亡宋流人家铉翁的家国情怀

宋元易代之际，家铉翁作为祈请使，被元朝羁縻北方十九年，南归时已年逾八十。今存其创作几乎全作于羁北期间，以抒发故乡之思、故国之念和坚守之志而深切动人，从中体现出深厚的家国情怀。其诗文多以乡国之思蕴涵黍离之悲，以前朝遗民流寓之身，亡国之恨不便于直接表达之故也。     

柳宗元诗歌佛学渊源探析

柳宗元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比较特殊的文人,其特殊之处在于他从小由于家庭的原因就受到佛教的熏陶和对佛教进行长期研究,尤其是在其政治上受到挫折、遭受排挤时,其更加关注和研习佛理,以此能从佛理中找到精神慰藉,因此,佛教对其精神世界产生重大的影响。而在这种精神的引导下所从事的诗歌创作活动也必然带上佛教的烙印,其诗歌无论在思想内容,还是在艺术技巧上都与佛学有着深厚的渊源、在众多方面呈现佛学的特征。     

以“物”见“文”——沈从文文物研究的成就和旨趣初探

作家沈从文名扬世界,史家沈从文却仍少有知音。学界在推崇其《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的同时,对其研究旨趣和方法却不太关心。至于作家沈从文和史家沈从文之间内在的脉络关联,则无论文学界还是史学界都还没有认真寻觅分析,多半都简单地将其断为两截。当作家沈从文早已从寂寞中走出,成今日文学史中一颗耀眼的星辰时,史家沈从文却依然寂寞,这是不应该的。沈从文由文物入手,不仅开出了一条独特的史学之路,而且也为其早年追求的人性筑起一座新的庙堂。史家沈从文是作家沈从文的蜕变,而不是死亡。     

清初文人方象瑛家世生平行迹考论

清初文人方象瑛，以诗名著称于时。方氏出身名宦世家，家族精神对他的气质品性、为人为文等都产生了重要影响。方象瑛七十多年的人生路程，有坎坷挫折，有辉煌荣耀，但始终疾病缠身。在努力为官与寂寞苦病中，坚持着游历与创作。其行迹心态，为今天了解进而理解彼时一些文人的生活方式与价值选择提供了另一种解读方式。     

战云惨淡心寒苦论李白的反战诗

李白的诗是盛唐诗歌创作的一座高峰。他的诗作中有一类诗是反对战争的。李白走的是浪漫主义之路,他的反战诗是主观的想象的,写的是心史。面对战争惨状,人们的心里是愁云惨淡,李白也是愁云惨淡。所以,他的反战诗以别一种姿态出现。那就是写战争环境下各色人等的心苦;以心苦的展示,来抒发对战争的否定和反对。     

论成仿吾的文学批评

成仿吾曾被称为"抡板斧"的文学批评家,其激情贯注的批评文字,带有鲜明的"左"的倾向,表现出泾渭分明的宗派色彩。一方面是他广泛吸收古今中外的文学理论使然,另一方面又与他直率坦诚的性格气质息息相关。在文学本体论上,他认同"表现说",带有唯美主义倾向;但在文学价值论上,他又力倡文学活动对社会人生的责任感。在理论提倡上,他推崇批评的同情与公正,但在批评实践中又不时流露出宗派情绪,表现出思想的丰富与驳杂。而逆向思维与辩驳式的鉴赏习惯又使他的文学批评不同凡响,其色彩鲜明的批评文体与激情澎湃的人格魅力相得益彰地留在了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上。     

李贺的少年情怀

李贺出身皇族,少年成名,对自己的才华十分自信。他对历史上的明主充满景仰,对得遇的英雄贤臣十分敬慕,他期待自己能够得到重用,鼓舞自己不在逆境中消沉,要奋发向上,等待时机。然而现实无情地剥夺了他这充满豪情的少年情怀,他没能实现自己心中的理想,而是在绝望里郁郁而终。他的这些情感表现在诗歌里,成为李贺诗的重要组成部分。     

毛泽东提出接班人五项条件真实意图探析

1964年6月毛泽东提出的接班人的五项条件,既是虚指,也是实指,就后者而言,他针对的是他的接班人刘少奇。毛泽东实际上是委婉地对刘少奇敲响了警钟。但刘少奇没有领会他这番讲话的真实意图,还是我行我素,因为处于权力巅峰而锋芒毕露,不知收敛。毛泽东认为刘少奇严重违背了接班人的五项条件,终于下决心改变刘少奇的接班人地位。     

《南山集》案与方苞人生及心态的变化

康熙五十年发生的震惊朝野的戴名世《南山集》文字狱案,方氏家族遭受沉重打击。方苞因给《南山集》作序得罪,后经宽大处理,因祸得福,官运通达,由昔日家境贫困,又屡困场屋的落拓文士一跃而贵为天子侍从、本朝达官,身份和地位发生了巨大变化。但这种特殊的恩遇并未给他带来心绪的片刻宁静,反而使他陷入了心态失衡的矛盾和痛苦之中:一方面,他极力颂扬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君主善待自己并宽赦方氏族众的皇恩,另一方面,他没有完全挣脱《南山集》案的阴影,心绪凝重,心态极其复杂,如对作《南山集序》的追悔,对亡友戴名世的追念与痛悼,以及对方氏宗祸与自己家祸的无比痛心等。     

角色转换、语篇衔接与小说语体的表现--论芥川龙之介《莽丛中》的语用策略

《莽丛中》是日本大正时代 (1 91 2 - 1 92 6)著名短篇小说家芥川龙之介的一篇天才之作。小说运用特殊的语用策略 ,在特定的语篇内 ,通过对常规语言衔接规则的偏离 ,生成了具有独特精神特质的小说语言体式。这种语言体式 ,一方面表现了日本民族传统文化中的国民性格 ,另一方面则反映了近代日本文学新思潮派的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