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对高风险社会（上）

2003年刚刚过去，然而人们对于这一年的各种风险和灾难记忆犹新。年初的“非典”危机不说，年中安徽芦岭、河南安阳等地发生严重矿难以及淮河流域的大水灾也不说，就在2003年末2004年初，重庆市开县的“12·23”气矿井喷特大事故，已经导致数百人死亡；被世界卫生组织官员警告为猛于“非典”的禽流感，又在中国多个省份被发现。亲历多种风险确实使人们感受到：我们这个社会正在进入一个高风险社会。     

“鸟巢一代”影响未来的五大表现

“鸟巢一代”的发展水平既代表社会的未来发展，更代表着社会进步价值的现实落脚点。社会现代化的进程必然极大地改变中国“鸟巢一代”发展的社会条件，创造有利于“鸟巢一代”发展的优越的社会机制。     

从“袁隆平买车”风波说起

所谓“袁隆平买车”一事，以讹传讹固然有点哗众取宠，然而透过现象，回顾事件的来龙去脉，其中不经意间反映出来的某种社会心态，却有助于人们弄清楚当下中国社会，特别是在普通百姓中，是否真的存在所谓的“仇富”心理。     

人类进入心理疾病时代——访著名心理咨询专家李子勋

世界卫生组织的专家认为，社会环境的综合作用导致人类已进入“心理疾病”时代。他们预计，到2010年，抑郁症将排在世界发病率前15位疾病的榜首；到2020年，更将成为非常死亡和残疾的第二大原因；到21世纪中叶，没有任何一种灾难能像心理危机那样给人们带来持续而深刻的痛苦，而中国每年的自杀人数是全球自杀者总数的1／5。医学专家把“能正确处理心理危机”定为健康的新标志。     

社会工作在应对金融危机中的作用

2009年是中国经济发展面临严峻挑战的一年。去年，一场源于美国的金融危机，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迅速波及到了世界各国，这场危机带来的最直接的影响除了银行倒闭、企业破产、经济衰退外，还伴随着大量社会问题的产生。所以有人说，这场金融危机在更广的意义上说是“人的危机”，因为金融危机的表现是货币贬值、企业破产等，而“人的危机”的表现是“人的痛苦”。     

关注自杀——有关人类进入心理疾病时代的对话

世界卫生组织的专家认为，社会环境的综合作用导致人类已进入“心理疾病”时代。他们预计，到2010年，抑郁症将排在世界发病率前15位疾病的榜首；到2020年，更将成为非常死亡和残疾的第二大原因；到21世纪中叶，没有任何一种灾难能像心理危机那样给人们带来持续而深刻的痛苦，而中国每年的自杀人数是全球自杀者总数的1／5。医学专家把“能正确处理心理危机”定为健康的新标志。     

中国人有“规则意识”、无“权利意识”吗？

2009年11月8日,政治学者、哈佛燕京学社社长裴宜理教授,到北京与中国社科院农村社会问题研究中心的于建嵘教授对话,双方就如何认识中国的社会稳定问题坦率地交换看法。据12月23日《南方周末》发表的谈话纪要,裴宜理强调“中国的体制远比某些人想象的更具活力”,并表示“相信：如果中央政府对抗议者的要求给以同情和敏锐的回应,中国的政治系统将在这种互动中得到加强”。而于建嵘表示,     

浅谈企业危机预防及危机公关对策

近年来，愈来愈多的企业品牌危机事件冲击着人们的视野，影响了人们对企业形象及产品的价值评判。2007年的西门子贿赂丑闻；森马广告风波；家乐福群殴、踩踏事件；品客、乐事、依云遭遇“标准门”；2008年尽人皆知的三鹿毒奶粉；东航“返航门”；平安高管“年薪门”；可口可乐“广告门”均成为危机事件的主角。无论危机源起何处，一旦发生，就会使企业内、外部产生恐惧和怀疑，对企业公共关系的应变能力提出挑战。随着企业危机事件发生率的上升，危机公关越来越受到企业的重视。     

“差别延迟”亦应以公平为前提

人社部新闻发言入尹成基日前表示，我国延迟退休年龄将借鉴国外经验，拟对不同群体采取差别措施，并以“小步慢走”的方式实施。养老问题之所以从一个公共话题发酵成全民热议的焦点．原因就在于相关部门试图以“经济”的方式解决“社会”的问题。从根本上来说，退休是一种政治权利而并非普通社会管理的内容；恰如纳税是公民法定义务而非可选责任。     

威胁生命的无价值感

在现代社会生活中，人们看待各人的价值高下，常常以其所获得的成就而定。我们一定要问的是：“他是干什么的呢？”而不一定问：“他是谁？”我们常常重视他的名衔、工作、成就、职位和社会地位，因为这一切很重要。对于一个人的最低评价就是一事无成。工作、发迹、金钱——还有比这一切更重要的吗？问题就在于：仅仅是这些，就能使人变得幸福吗？     

媒介化社会:企业如何应对新闻危机

当今社会是一个高度媒介化的社会，新闻媒体成为媒介社会中人们认识和了解世界的窗口。在这样的社会，企业或公司极易陷入新闻媒体的虚假报道、煽情新闻和恶意炒作所引发的新闻危机中。令人堪忧的是，一些企业的新闻危机应急管理（简称“新闻应急”），要么简单粗暴指责媒体，与媒体交恶；要么陷入消极应对，任由新闻危机“滚雪球”一样越积越大，影响到企业的正常运行和社会形象。因此，新闻应急成为国内企业一项紧迫而又严峻的任务。     

高薪能否养廉

关于“高薪养廉”的问题,在中国已经提出了不止一天两天。现在的关键问题在于:这“薪”要高到社会一般水平的多少倍才能让公务员们主动不贪污腐败?就公务员们做出的社会贡献相比,这“薪”高得是否具有合理性?笔者认为,考虑在中国实施“高薪养廉”的策略,先得弄清楚几个问题:第一,公务员“薪水”的高标准,不应该用国际社会中发达国家公务员的工     

中国现代化转型过程中的内外环境

近日，《社会观察》杂志与春秋综合研究院联合举办了一场关于“中国模式”的学术研讨会，日内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张维为、《中国力》一书作者之一寒竹分别在会上做了主题演讲。出席会议的专家学者们就当前社会关注、学界热议的“中国模式”问题展开多角度的探讨。     

刑法中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之说

行为具有一定的社会危害性，是犯罪的基本特征。犯罪的社会危害性是指犯罪对国家和人民利益所造成的危害。犯罪的本质特征在于它危害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危害了社会主义社会。如果某种行为根本不可能对社会造成危害，刑法就没有必要把它规定为犯罪，也不会对它进行惩罚。某种行为虽然具有一定的社会危害性，但是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也不认为是犯罪。由此可见，没有社会危害性，就没有犯罪；社会危害性没有达到相当的程度，也不构成犯罪。因此，犯罪的社会危害性是质和量的统一。     

乔老爷的“忍”与夫人的“一忍再忍”

乔羽有很多头衔：词坛泰斗，艺术家，诗人。人们喜欢叫他“乔老爷”。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听着、唱着他的歌长大。     

被误识的“传统”：传统中国再认识

一、问题化：“学习”话语与意识形态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史学家对1839到1900年间中国历史的解释,大多基于“西方j中击一中国回应”的分析模式,传统中国在冲击之下改变自身社会结构以回应西方世界。“中国国内的这些进程,是由一个更加强大的外来社会的入侵推动的。它的庞大的传统结构被砸得粉碎……经过三代人的更替,旧秩序已经改变模样。”柯文认为,这一分析模式的毛病不在于它是对与错,而在于它实在不能说明全部问题。在我们看来,不能说明全部问题不是这一分析模式的毛病,而毋宁说它本来就没打算这样去做。     

志愿者：中国公民社会的肇始

因为志愿者在汶川大地震中的表现，有人说。今年是中国的“志愿者元年”；有人说，这是志愿者首次集中亮相；还有人说。这是中国建设公民社会的标志之一。     

给重塑社会一个机会

看问题的角度不同，就会得出全然不同的结论。30年前甚至10年前，人们生活在异常单一的社会体制中的日寸候，对于自己的职业选择、人生规划以及生活兴趣等问题，呈现不出多少个性化色彩来。人们对那种特定年代的特定生活方式也习以为常，不以为怪。今天的情形就大不一样了。各种不同的新型职业不断兴起，各类行业人才被一批批培训出来，我们生活的这个社会结构日益多样，内容更加丰富多彩。原因非常简单，以前我们生活在“传统”中，而现在我们生存在“新社会”。作为21世纪的一个新职业，社会工作师即将成为中国社会转型时期一个新崛起的职业“亮点”，社会工作者队伍即将站立社会潮头，引领社会发展。     

中国文化能否为“文明的共存”作贡献

中国文化中的儒道两家可以为化解“文明的冲突”、实现“文明的共存”提供有意义的资源。我相信，在各民族、各国家的文化中同样有可以化解“文明的冲突”并实现“文明的共存”的有价值的资源。是用“文明冲突论”来处理各民族、国家间的问题，还是用“文明共存论”来引导人类社会走向和平共处，这是当前必须认真考虑和慎重选择的问题。     

索托理论给中国改革的启示

改革开放30年，中国社会出现沧海桑田般的变化，经济出现“爆炸性”增长，还是这片土地和这些人，竟会有如此不同的表现，更让人相信“制度变迁”之伟力。但经济“起飞”的同时，贫富分化的“库兹涅茨倒U型”也使社会的撕裂感更加明显，“新三座大山”再度压得弱势群体喘不过气来，整个社会的幸福感不升反降，经济和社会的内涵式发展似乎已出现“瓶颈”，需要“第三次思想解放”，甚至又要“杀出一条血路”来突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