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农村公共物品供给问题研究综述

农村公共物品的供给是三农问题中的重要一环,制约着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的进展。我国很多学者对此进行了深入研究也提出了有益的见解。从农村公共物品的制度外筹资与供给、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与农民需求表达机制、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与供给主体、农村公共物品提供与政府责任等四个研究视角出发,梳理近几年学者在此问题上的讨论和研究成果,得出这样一个结论:目前此领域研究中存在的不足,在于对农村公共物品的界定、供给模式、消费阻力、需求表达、监督机制、如何正确处理增加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与减轻农民负担的关系、相关配套改革等方面尚且缺乏深入研究。     

农村公共物品供给模式及对策研究

农村公共物品能够改善农业生产条件、提高农民生活水平、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本文基于公共物品理论及治理理论,分析了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失衡的现状以及不同供给模式的优劣.为解决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不足和效率低下的问题,满足农民多样化的公共需求,政府作为主要供给者,不仅要承担起相应的责任,同时还要引导企业(个人)进入农村公共物品领域,支持农村非营利组织的发展,建立“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决策机制,构建多元化合作供给平台,实现农村公共物品多元化供给机制.     

我国农村公共物品有效供给问题与策论

当前,我国农村公共物品总体上看供给不足且结构不合理,严重制约了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作为单一供给主体的政府,在供给过程中对自身权利责任界定不清晰,其主体作用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因此,应以政府为供给主体,同时积极引入市场力量,形成公共物品供给的多元供给体系,并建立合理的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行政立法和决策机制。     

农村公共物品需求偏好显示机制设计分析

由于人民公社时期农村公共物品制度外供给体制在以后的发展变迁中得到了延续和继承，使现行农村公共物品供给面临着结构性矛盾，而摆脱困境的帕累托最优选择是根据农民的需求意愿或偏好供给农村公共物品。本文在公共物品需求偏好显示扭曲机理及相关机制设计述评的基础上，提出了基于公共选择理论的农村公共物品需求偏好的民主表达机制。     

农民收入增长的障碍:农村公共物品的供给不足

农村公共物品的供给与农民收入的增长具有较强的相关性,目前,我国农村公共物品供给远低于城市,成为农民增加收入和协调城乡发展的重大障碍.我国农村公共物品供给障碍主要表现在城乡"二元供给体制"、政府职能残缺、融资体制障碍等,由此导致农村居民对公共物品消费远低于城市居民.它不仅降低了农民生活质量,加重农民负担,从而也成为农民收入增长的制约因素.     

农村公共物品供给效率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重庆市12个村庄道路和水利设施的调查

农村公共物品的供需缺口、价格水平、供给制度及农民的心理比较对供给效率有重要影响.通过对农村公共物品:道路基础建设、自来水供给、灌溉设施等质量、数量、价格、供给效率、是否征求意见、需求及满意度、资金筹集等方面的统计,分析认为:农村公共物品在质量上和数量上的供需缺口越小,价格水平越低,需求表达机制越完善,农民对公共物品的满意度就越高,供给效率亦越高.     

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中的市场机制——内容与方式

农业税取消之后,农村公共物品供给机制也应随之转变.其中,提供什么,需要重新界定乡镇政府与农村市场的功能,从不该涉足的领域逐渐淡出,引入市场主体来供给农村所需的公共物品或服务.同时应该充分发挥民主化的基层决策机制,鼓励农民表达自己所需公共物品或服务的偏好,以此解决提供什么的问题.与此同时,在承担公共物品和服务供给第一责任的前提下,政府应该引入市场机制、竞争机制等来解决如何提供的问题.     

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制度探析

从乡村治理与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制度的内在关系角度考察传统农业社会的公共物品供给制度、人民公社时期的公共物品供给制度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下的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制度,可以发现现行的农村公共物品制度仍然是传统经济体制下供给制度的延续,其特征包括以制度外供给为主、自上而下的决策体制以及供给主体与收益主体二者利益相分离等。这些特征表明,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制度与当前乡村治理模式不能实现有效统一,从而导致了农民负担加重、乡村政府债务危机和城乡差距进一步扩大以及农村公共物品供需失衡等问题。因此,必须积极探讨对乡村治理模式与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制度进行创新的对策建议。     

免税后农村公共物品有效供给的模式选择

免税后我国农民负担确实得以减轻,但是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却面临一系列的问题。供给主体职责不明,城乡“二元供给体制”依然存在,乡(镇)财政缺口增大,“一事一议”筹资筹劳举步维艰,等等,这些都势必影响我国农村公共物品的有效供给。因此,在后农业税时代各种相关的配套改革应该一并跟上,针对各种问题尽快构建适合我国农村公共物品有效供给的新模式。     

城乡公共物品供给失衡下的城乡差距探析

城乡公共物品统筹供给,是推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缩小城乡差距、改善农村居民生存状态和生活水平、提高农业、农村和农民发展能力的重要途径。通过对我国当前城乡差距的分析,提出城乡公共物品供给失衡是城乡差距扩大的一个重要原因,并对城乡公共物品供给失衡导致城乡差距扩大的路径进行了探讨,提出建立城乡均等化的公共物品供给体系、优先发展农村教育和为农民提供基本而有保障的公共物品等统筹供给城乡公共物品、缩小城乡差距的对策建议。     

社会资本与我国农村公共物品供给

由于多种原因,使当前我国农村公共物品的供给陷入了困境,如何走出这一困境,使农村发展突破这一瓶颈,成为各方关注的一个热点.社会资本对于农村公共物品的供给发挥着多方面的作用.但另一方面,社会资本的属性又造成了其在公共物品供给上的缺陷.社会资本与正式制度的有机结合是改善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状况的努力方向.     

转型时期公共物品供给的政策因素与多元主体

公共物品的多样性在理论上要求公共物品供给的多元性。公共物品供给的目的是为了满足公共需求、实现公共利益;而在公共物品供给的手段和方式方面,可选择多元性和复合性的供给制度安排。本文力图通过对公共物品的性质和特征的分析,基于公共选择理论,探讨公共物品多元化和复合性的供给机制,即由政府的强制机制,市场的利润机制和志愿组织的志愿机制合力构建的公共物品供给制度安排,以实现公共物品供给的可持续发展。     

论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体系多元化与第三部门参与

推进多元化公共物品供给体系的发展,对于解决我国农村公共物品供给问题、加快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构建农村公共物品的多元化供给体系,必须注重发挥第三部门重要作用和独特优势,政府部门要加强培育、引导和规范,促进第三部门的积极参与,逐步形成政府主导、全社会参与的新型多元化公共服务供给体系。     

论村庄内部因素在公共物品供给中的作用及实现机制

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状况直接关系到农村社会发展水平和农民生活质量.村庄内部因素在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中的作用越来越突出.通过山东省一个村庄的深入剖析可以看出村委会、村民小组、村民等村庄内部因素在村庄公共物品供给中的角色特征.村委会、村小组、村民构成了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三级主体,但村民参与供给的主动性不够,村委会参与公共物品供给的自主性不足.中国的城乡关系变革会带来国家--村落基层组织--村民三者之间关系的变革,这些因素在公共物品的供给方面须有良性的互动模式.     

当代中国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制度变迁及走向

农村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是提高农村公共物品的供给水平.影响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关键因素是县乡财政体制.可以说,县乡财政体制的演变是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制度变迁的内源性力量.通过考察新中国成立后县乡财政体制的演变可知,公共财政体制下的协商供给模式可能是今后农村公共物品的理想供给模式.     

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七十年：国家与农民关系的视角

决策和融资是公共物品供给的两个基石。本文从国家与农民关系的视角出发，考察了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历史变迁。通过对人民公社时期、改革开放至农村税费改革时期、后农业税费时期的考察，揭示了我国村级公共物品供给模式的转变路径和逻辑。近年来，随着公共财政对农村公益事业的投入力度日趋加大，以一事一议为主要制度载体的体制外民主式供给模式日渐兴起。但随着体制内融资逐步取代体制外融资，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决策模式也逐渐发生改变，村级公共物品的供给模式面临着新的道路选择。本文认为，应完善村民一事一议制度，树立新的准公共财政理念，建立体制内民主式的村级公共物品供给模式。     

非营利组织供给农村公共物品与政府行为选择

公共物品领域中的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使非营利组织供给农村公共物品成为可能.非营利组织供给农村公共物品依赖于农村的非营利组织形式,其主要包括农村行业协会、农村合作组织和农村社区自治组织.但是,要保证非营利组织供给农村公共物品的有效性,政府必须在政策上、经济上和道德上予以支持,加强对非营利组织的监督管理.     

新农村建设中的公共物品有效供给的路径选择——一种基于新公共服务理论的视角

当前,我国农村公共物品的供给总体上处于匮乏状态,如何提供基本而有保障公共物品已成为新农村建设的重中之重。本文以新公共服务理论为视角,结合新公共服务理论的核心思想,为我国新农村公共物品供给治理提出了相应对策。     

公共物品的私人供给机制探析

公共物品包括纯粹公共物品和准公共物品,对其严格分类是进一步分析其有效供给的基础。在公共物品供给机制上,有公共部门供给和私人供给两种途径选择。其中,在公共物品私人供给机制的选择上,存在必要性与可能性,但归根到底,仍然需要政府公共部门的有效运作,才能保证公共物品供给的实现。     

城中村的公共物品供给问题及对策分析--以广州长湴村为例

由于体制机制等因素影响，我国城中村普遍存在着纯公共物品少且不均、准公共物品利益外溢、混合型物品市场机制不灵，以及资金投入不足等主要问题。为此，应细分城中村准公共物品和混合型公共物品的类型和供给方式，既需要政府、村改制公司、市场和个人多元联合供给，也需要有效平衡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的供需关系，并将城中村外来流动人口纳入需求范畴；建立健全“公导民办”的公共物品供给机制，将城中村改造与基层公民社会建设同步推进有机结合起来，才能优化城中村公共物品供给和推进城中村基本民生公共服务均等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