黔滇川边区苗族信仰基督教试析

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英、法等帝国主义的侵略魔爪已伸延到我国长江上游,妄图控制整个西南地区。作为这种侵略计划的第一步,他们在滇、黔、川地区以传教为掩护,收集该地区的经济情报,调查少数民族的思想文化以及阶级关系和民族关系,拍摄和绘制该地区的地形、关隘等,为进一步扩大其侵略提供资料和策略上的依据。十九世纪末,英国中华基督教循道公会派遣牧师索仁里、柏格里等到云南昭通,建立英国中华基督教循道公会西南教区办事处,在昆明至川南泸州一带长约一千三百余里、宽约三百余里的广大地区进行传教活动。二十世纪初,柏格里深入到偏僻的贵州省威宁县石门坎建堂传教,开始以黔西北、滇东北及川南地区的苗、彝等少数民族为其主要活动对象,西南教区办事处实际上亦迁至石门坎。西南教区辖石川、井宁、昭通、东川和昆明五个分教区,其中以石门坎为中心的石川分教区辖境最大,拥有教徒最多。至本世纪四十年代,石川分教区已领有教堂五十余所,教徒近五万人。而该分教区所属的石门坎分教联区,就领有教堂三十多所,教徒二万余人,教徒人数占当地总人口的百分之四十五以上。教徒大多数是苗族群众,大部分村寨百分之九十的苗族农户信教,苗族教徒占教徒总数的百分之九十五左右。教会权势显赫,实际上控制了该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大权。英国牧师们自鸣得意地说,石门坎是“第二香港”、“海外天国”。     

元代基督教在江苏的传播

聂思脱里派基督教 (当时称景教 )于唐初传入中国 ,唐武宗会昌五年 ( 84 5年 )灭佛后 ,基督教在中国内地渐趋绝灭。元代基督教再次传入中国 ,聂思脱里派与圣方济各会基督教在元代统称“也里可温”。本文通过考察基督教在江苏镇江、常州、扬州地区的传播情况 ,进一步探讨元代基督教不能广泛传播和元亡后基督教再次在中国内地湮灭的原因。     

民族主义运动与华南基督教会的本色化

20世纪前期, 华南地区基督教势力发展到相当大的规模。但 20世纪初年中国社会的民族意识的觉醒和民族主义运动的开展, 使基督教会认识到, 必须消除基督教的“洋教”色彩, 建立与中国文化相适应的自养、自治和自传的本色教会, 以适应社会演变, 求得新的发展。华南地区基督教会通过推进合一运动、建立“中华基督教会广东大会”、在此基础上对其加以进一步改组、各传教机构向中国教会移交各种事业等等过程, 展开本色化运动, 并取得一定的成效。     

清咸同年间回民起义评论

<正> 一、这次起义对清廷打击的沉重 下列“清军镇压农民大起义军费奏销数总计表”对我们了解咸同年间回民起义给予清朝廷的打击很重要。 从表上可以看出,清朝为镇压西北回民起义支出的军费占支出总数的28.2％,镇压西南各族部分的占18.6％,合起来为46.8％,超过了用于太平天国的40.4％。西南部分中包括镇压苗族、彝族的广西北部分还包括新疆的维吾尔,     

佛教在日本的传播与发展

<正> 佛教于两汉之际从印度逐渐传入中国内地,经过五个多世纪的传播与发展,于6世纪初经朝鲜传入日本。中国佛教的主要宗派——法相唯识、华严、律、天台、密、禅、净土相继传入日本。在日本经过六、七个世纪的传播与发展,大约在13世纪以后,佛教与日本的民族信仰和习惯相结合,形成了一些民族化的日本佛教宗派——净土真宗、日莲宗。历史上,日本曾向中国派遣了大量的“学问僧”,也有不少中国名僧去日本。在中日两国的文化交流史上,佛教占有重要的地位。佛教曾对日本的历史和文化发生过重大的影响。因此,研究佛教在日本的传播与发展的历史,对于研究日本思想史与中日文化交流史都有重要的意义。     

威宁中水“西南夷”公共墓地的调查和发掘

一、地理位置与自然环境中水区位于贵州省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西北部。区境呈东西狭长形,西、北与云南接壤。四周群山环抱,南部麻窝火山最高峰海拔达2,818米,北隔烟墩山与昭通分界,形成一个地处乌蒙山中段云贵高原上的条形平坝,坝子平均海拔为1300米。区政府南距县城100公里,北距昭通20公里,西南5公里即中和及出水两公社,是回族聚居区域。该地有开阔的耕地和稠密的居民点,河溪交错,气候温和,土地肥沃,是威宁盛产稻谷和黄梨的重要产地。前河、中河、后河自南而北并列于坝子中部,由东向西缓流,三河之间被二道土梁子(南称“梁子上”,北为“牌坊梁子”)间隔,汇集于西南隅的烟锅山下入龙潭河。     

道家思想对隋唐佛学的渗透和影响

佛学自从东汉传入我国,经过魏晋时期的发展,到隋唐时己成为思想界的一股主要思潮。由于统治者的提倡,特别是武则天下令“释教宜在道法之上,缁服处黄冠之前”,佛教势力大大增强。这时期的佛教有两大特点:一是形成了许多佛教宗派。主要有华严宗、天台宗、法相宗和禅宗;二是佛学已经完全中国化了。除法相宗主要从事翻译、基本保持印度佛学特点外,其它三大宗派都融合儒、道,创立了有中国特色的佛学理论。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时期的佛教理论受了     

“中华归主”(The Christian Occupation of China)——中国近代史资料简介

“本书为中国境内基督教调查实录,详载地理上教堂之分布与统计中数目之强弱。中华续行委办会调查特委员会编制1918—1921”。编辑主任司德敷(Milton T.Stanffer),调查特委员罗炳生(E.C.Lobens-tine)等三十一人,其中中国人十一人。本书汉文翻译主任全绍武,翻译陆士寅。本调查据其英文叙论所载,发轫于1910年在英国爱丁堡的世界宣教师会议(The World Mis-sionary Conference),1913年穆德(John R.Mott)来中国传道,与全国各大教会领袖会商,决定由中华     

浅析经青海通西域路线不发达的原因

经青海通西域路线，即沿湟水西溯，至青海西宁（古鄯城或鄯州），穿行古羌人聚居地，或西北出祁连山，抵张掖与河西大道相接；或翻日月山（古称赤岭），沿青海湖（古称西海）北岸，循柴达木盆地北缘，过噶斯山口，至西域鄯善与西城南道相接的丝绸之路通道。~①此道的实际里程远远小于从中原通西域的另一路线──河西道的里程。但是，在丝绸之路的发展中，它却作为河西道的辅线，~②“实远不及河西走廊一线重要”~③。那么古人舍近求远，宁可走河西道入西域而少走甚至不走捷近的经青海通西域路线的原因何在呢？本文就此谈月；点肤浅的看法。…     

从大秦景教看道学与神学的关系

自明末（１６２５年）“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下称景教碑）出土后，研究景教之中外学者，代有人在。“景教是唐朝时传入中国的基督教的一教派”，几成定论。但有一个极重要的问题：景教确实烙印着老子思想的印记。研究者对此虽有涉及，却未作深究。本文拟将景教教理与老子学说作些比较，并由此探讨老子道学与宗教神学的关系。从景教碑看景教与老子的关系景教碑是研究景教最确凿的资料。其中明显地把景教与老子联系在一起。据景教碑载，贞观九年（６３５年）景教传入中国时，唐太宗是很认真对待的，《尊经》亦载：“西域大德僧阿罗本，届于…     

战国中期曾有佛教造像传入南楚

学术界一般认为，佛教在东汉早期传入中国内地。也有把上限往前推的，可是没有确证。东汉明帝时，摄摩腾、竺法兰自西域以白马驮佛经到洛阳，舍于鸿胪寺。永平十一年（公元６８年）创建百马寺，这是中国内地最早的一座佛寺。萧梁释慧皎所撰的《高僧传》，首先介绍的就是摄摩腾和竺法兰。本文通过论证，认为战国中期曾有佛教造像传入南楚，这比“白马驮经”早了大约四个世纪。     

晚清美国监理会在苏州传教活动的若干特点及影响

1870年,监理会在苏州开创了教会事业。在此后的几十年间,监理会在苏州的传教事业是成功的。这些年的成功归因于监理会亲和地方社会,由此赢得苏州社会各阶层的好感,也得到包括两江总首刘坤一、江苏巡抚恩寿、江苏巡抚鹿传麟等在内的地方官员的大力支持;归因于提高“自养”水平,努力不依赖母会的拨款;归因于“本色化”努力,传教之初就提出教会在华的领导权迟早得移交给华人。监理会的这些活动产生了有利于传教的影响。晚清美国监理会在苏州的传教活动对中国基督教区域传教史的研究有一定的典型意义。     

反思个体主义与人类解放探索新时代的价值目标--读《启蒙的价值目标与人类解放》

“个体主义”与“人类解放”分别是西方近代启蒙和马克思的价值目标。这两大价值目标对人类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近代启蒙思想用“个体主义”价值取代中世纪基督教价值 ,使得资本主义在短暂的一百多年的时间里取得了人类此前数千年都无法比拟的巨大进步 ,而马克思主义的“人类解放”通过批判资本主义 ,倡导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极大地塑造了人类现代社会。尤其值得我们关注的是“个体主义”与“人类解放”两大价值目标自从“五四”时期传入中国以来 ,推动了中国从传统社会向近现代社会转型 ,指引着中国在二十世纪中叶取得国家民族的独立和…     

我国古代少数民族在科学技术和文化艺术上的贡献

在中华民族的文明史上,我国古代少数民族做出了许多重要贡献。秦汉以前,中原地区的农作物种类并不很多,秦汉以后由于汉族与少数民族交往日益增多,许多作物品种开始输入内地。我国北方的重要粮食作物高粱,一名蜀忝,可能来自西南少数民族,未以后才开始普遍种植。我国的棉花种植是通过少数民族从国外传入的,东汉时云南少数民族衰牢人,已生产出一种叫“白叠花布”的纺织品①,南北朝时,西北的高昌人也生产了一种叫“白叠子”的纺织品②,棉花就是通过西南和西北两条途径,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广泛种植的。胡桃、西瓜     

美应当与善、真圆融─—面向21世纪的审美教育

美、善、真作为人格建构的三分模式（包括所伸向的生命活动、社会活动领域，下同），是人类试图用数掌握人本身、社会及宇宙的性质、特点的最初尝试。三在世界范围是个基本数。从公元前5世纪西乌斯哲学家埃奥（Io）到19世纪德国策勒尔（Zeller）一致指出：“毕达哥拉斯学派特别偏爱三这个数字。”①中国哲学家老子也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把三作为上勾连一、下勾连多的常数②。由此滋生出相当稳固的三一式结构思维模式：基督教有圣灵、圣父、圣子三位一体说，佛教有佛、法、增三宝一体说，伊斯兰教有三天使一体说等，…     

良渚文化源流探索——江南历史文化的“源”和“流”探讨之一

本文认为,良渚文化的“源”来自云南。其理由是:（一）古代中华大地上盛产美玉的地区不多,主要是新疆和云南一带,而前者与东南沿海差别较大,只有云南与东南地区的古人“源于同祖”;（二）中华大地上迄今发现的最早人类祖先,要数云南元谋人;（三）根据脚趾印纹,良渚文化是云南的支系;（四）云南远祖向外辐射力强,不少方面与钱塘江流域的稻谷文化相近。根据考察,良渚文化的主流流向中原,建造了中华第一个王朝“夏朝”,即夏王朝是由以大禹为代表的钱塘江人入主中原所建。     

“五四”运动中天津天主教徒与基督教徒的救国活动

天津自1860年被辟为通商口岸之后,西方天主教与基督教相继传入,各国传教士纷至沓来.他们利用不平等条约所取得的特权,依仗政治军事侵略势力,购地建堂,招纳中国教徒。不久,便形成了一股教会势力.在广大人民群众的心目中,一般都把外国教堂视为资本主义列强侵略的象征,因而对外国教会和传教士非常仇视,对信奉外来宗教的中国教徒亦十分憎恨,贬称为“二毛子”.这种心理状态,完全是由于各资本主义列强之侵略政策所造成的历史隔阂与敌对情绪.事实上,绝大多数中国教徒都是贫苦而善良的劳动群众.他们尽管信奉外来宗教,但却依然保持着一颗热恋祖邦故土的真诚爱     

杨时哲学思想简论

杨时（1053—1135）,字中立,号龟山,南剑将乐（今福建省将乐县）人,是二程的有名弟子。他生活的时代是北宋末年到南宋初年,也是从二程到朱熹的过渡时期,对程朱理学的发展起了承上启下的作用。 杨时于宋神宗熙宁九年（1077）中进士,熙宁十年授丁州司户参军,以疾不赴。元丰四年（1082）授徐州司户,以师礼拜见程颢于颍昌（今河南省许昌）。“时明道之门,皆西北士。最后先生和建安游定夫酢,往从学焉。于言无所不说。明道甚喜。每言杨君最会得容易,独以大宾敬先生。后辞归,明道送之出门,谓坐客曰:‘吾道南矣’”。（《杨龟山年谱》）杨时对程颢也十分尊重,他在哀辞中称其为“万世之师”。宋哲宗元祐八年（1094）,四十一岁     

民初政党概述(二)

共和建设会共和建设会,1911年12月3日在上海正式成立,举姚文栋为会长,王河屏、秦瑸为副会长。早在11月11日,惜阴公会成员王河屏、童弼臣等发起“组织代议机关”时称:“现在之时,正履冰蹈危之日,凡有设施,皆须公诸舆论,换假立宪之恶习,达真民主之目的,方不负数十年革命之苦心”,“非有一代议机关以匡正之,以扶助之,实达民主共和国之政策不可”。15日,中国社会党“通     

化其道：论庄子的“撄宁”

关于什么是终极实在与终极价值,人们一般更多关注名词性的那部分内容。如果转换思路,考察与之相关的动词性内容,会发现道家思考“道”的关键在于反转西周以来该词所具有的目的论层面的规范性内涵。从“得道”“谋道”“循道”“行道”,到《道德经》的“道可道,非常道”和“大道泛兮,其可左右”,进而到《庄子》的“不道之道”“浮游于道”“不如两忘而化其道”等,可以看出,道家总是以一种旨在颠覆和重新定义“道”的方式扬弃它先前的含义,并将“道路”的规范性隐喻转变为“撄宁”之“水”的隐喻。“道”原本是朝向预期价值的有意识行动或特定的理想政治秩序,但在老庄哲学中却具有完全相反的意味：通过消除所有作为目标的、有意识的价值,以实现其无目的的行为。庄子将“忘”与“化其道”关联起来,提出非目的性的创造性转化,使充实的无意识经验从道德性判断与社会性功能中解放出来,并以此作为万物相互创造的生命力之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