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国号”与历史上的“中国”

中国古代以国号为代表的政权与＂中国＂不是一个概念,中国古代的国号只代表某一个政权,而＂中国＂的涵义则有很多,主要的并非是一个政权的名称,即使用来指称政权,也常常不指一个政权,或指同时并立的几个政权,或指历史上以中原地区为主且有相互递嬗关系的多个政权。经过元朝和清朝的转换,到中华民国定国号为中国,＂中国＂与＂国号＂最终实现了统一。古代历史上任何一个以国号为代表的政权（元朝和清朝除外）都不能等同于历史上的＂中国＂,历史上中国的疆域也不是以国号为代表的某个政权的疆域,而是包含了为中国所继承的当时以国号为代表的各个政权所控制的疆域。     

宪政视野下“国家”之学说与中国宪法“国家”规范之解析

宪法的产生和发展依赖于对国家的认识和规范,不同时期的"国家"宪政学说导致了不同的国家职能及宪法规范特色,与传统西方国家宪法以限制"国家"之宪法规范建构不同,我国宪法对"国家"赋予了更多积极作为的义务,直接规范"国家"的条款及其内容形成了中国宪法的特色,这在回应现当代宪政国家的基本职能扩展的同时,也为国家权力懈怠和恣意留下了一定空间,从宪政法治国家的建设来看,中国宪法"国家"规范在现有体系上尚需补充相应的限制条款,完善现有不合理条款,从宪法制度上确保国家既积极有为也有不得为、不乱为的边界和约束的宪政国家的建成。     

“中国”词义考

“中国”一词出自汉语古典,是一个今人耳熟能详的词语,然而从古代到近现代,其词发生了深刻的内涵演变和外延拓展。它是文化的古今更革、中外交会的产物。这种曲折的流变体现在：从古代的“城中”义到“天下中心”义,进而演为近代的与世界列邦并存的民族国家之名。     

民族与民族国家发展的“中国路径”

像中华民族这样,在一个主体民族的周边和内部共存着众多的少数民族,形成一个长期共存且因经济的发展而关系愈益密切、存续数千年的“多民族统一体”和“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在整个人类历史上是极其罕见甚至独一无二的现象.之所以能够如此,独特而优越的地理位置所提供的生存环境和交往环境,实具有重要的作用.在中国历史上,无论是农耕民族向四方的扩展,还是北方游牧民族对南方农耕区域的侵犯,都是一个自然的和历史的发展过程.应当从当时历史条件下不同民族的经济需求和民族间利益冲突的必然性去认识这一过程,将其视作古代民族交流和民族聚合的一种特殊形式,而不宜突出道德评价的色彩.     

“中国”的古今演绎

“中国”一词,从古至今发生了深刻的内涵演变和外延拓展,这种演变与拓展正是文化的古今更革、中外交会的产物.“中国”以整词出现,较早见于周初,初义为“中央之城”,后衍生出“天下中心”等义,其语义曲折流转之间,不仅隐含着疆域推衍,而且从地理中心、政治中心派生出文化中心含义.“中国”作为非正式的国名,与异域外邦相对称,汉唐史籍已有记载;作为与外国对等的国体概念,萌发于宋代,至近代演为与世界列邦并存的民族国家之名.随着中外文化交流的展开与深入,中国学人中的见识卓异者发现,“中国”并非我国的专称,异域也有自视“中国”的.近代中国面临西东列强侵略的威胁,具有近代意义的“民族国家”意识应运而生,“中国”作为国名的简称为国人共用,并为国际社会普遍肯认.“中国”一词的使用,须全面观照其古典义和现代义及二者的因革转化.     

论“法治中国”的价值目标

“法治中国”是实践“法治国家”具体的地理和空间平台,它使得“法治国家”的建设“脚踏实地”,它汇聚了“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的各项具体价值要求,它在适用地域上呈现出“国家法治”与“地方法治”的特色.作为“法治中国”的整体化特征,必须先有“国家法治”,然后才可能出现“地方法治”,“地方法治”不能脱离“国家法治”而存在.在实践法治精神的过程中,任何国家机关、社会组织和公民个人都没有特权,都必须按照统一的法治原则来制定法律、执行法律和遵守法律,“法治中国”正是从一个具体的主权国家概念的角度来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提出了“具体法治”的各项价值要求.     

“中国梦”的马克思主义人文关怀

“中国梦”的价值目标是人民幸福、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诠释了“中国梦”基于人民群众立场,肯定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为最广大人民群众谋利益,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人文关怀的人民性;“国家富强”蕴涵着“中国梦”追求人的价值、人的全面发展,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人文关怀的全面性;“民族振兴”折射出“中国梦”关注人的精神成长、人的素质提升、人的创新能力提高,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人文关怀的化人性。     

“人民性”与“人民国家”主体想象——中国当代文学“人民性”话语历史考察之一

作为中国当代文学的中心话语,"人民性"不仅是一种文学立场或观念,也是对于"人民共和国"主体的想象,并参与和支配着20世纪50年代"中国当代文学"的建制与生产。从"国民性"的知识分子启蒙叙事到"人民性"的国家论述,表征着20世纪中国新文学主体想象发生了深层的衍变,也表征着作为"普遍现代性"的"民族国家"观念在近现代中国社会变革中的另种可能性。     

“国家概念”在中国演变的历史轨迹

中国国家统治的合法性基础,从传统的、与自然经济相对的、不需要论证的传统合法性;到近代以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所需要的民族主义的合法性补充;再到新中国的阶级斗争和道德合法性;最后到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的合法性。本文在分析国家统治合法性基础演变这个线索的基础上,又阐释了中国历代以来“国家概念”在国家职能、国家能力方面的分布状况。最后指出了中国现代国家构建的方向及现实障碍。     

“中国国家形象传播”研究综述

在全球化大背景下,在中国正逐步成长为一个世界性大国,“国家形象”也已成为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乃至每一个中国人必然遭遇的现实问题,因而国家形象建构的相关研究也有了愈加重要战略意义。本文通过分析近五年来中国国家形象建构的相关文献,对目前我国国家形象建构的战略意义、宏观理论突破以及具体案例的实际操作情况进行归纳总结,对现阶段中国国家形象对外传播的理论及现实情况作出粗略整理,以了解这一课题目前的研究现状及存在的不足之处。     

关于“祖国”和“国家”的理论思考

"祖国"和"国家"是不能完全等同的概念。由于文化传统的千差万别,故难以找到能得到人们普遍认可的关于"祖国"的定义性描述。中华传统的"祖国"观认为,"中国"是祖国,是"长河",历朝历代只是这条"长河"中的一个个片断。"祖国"是传统文化及其载体(山川、河流以及古往今来人们的种种活动及其结果)的结合体。这些载体在人们心目中往往已不仅仅是一种自然物,而已经升华为一种信仰的"符号",对中华儿女具有强大的影响力。当前中国处在实行"一国两制"的特定历史时期,面对风云变幻的世界格局,国家应当重视加强对港、澳、台民众祖国观的宣传教育,使之成为反分裂的重要精神力量。     

实干成就“中国梦”

2012年11月29日,习近平总书记参观《复兴之路》展览基本陈列时指出,每个人的前途命运都与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紧密相连。国家好,民族好,大家才会好。空谈误国,实干兴邦。习总书记的讲话,鼓舞着全国各族人民通过实干成就“中国梦”。实干成就“中国梦”,要坚定道路自信。     

“中国模式”中的国家自主性问题:反思与前瞻

“国家引导的经济发展模式”是中国在迈向现代国家进程中表现出的显著特征,国家推动的发展战略以其“后发优势”引世界所瞩目。但是转型社会引发的复杂社会问题也在检视和挑战国家权威,国家自主性的合法性基础不仅体现在经济绩效上,而且更要体现在民众对国家的深度心理认同之上。国家自主性如何维系、如何克服自主性自身的悖论、如何吸纳市场经济和社会自治的改革需求成为探讨中国发展道路必须要解决的时代难题。     

论我国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中国特色”

中国的世界一流大学建设有着不同于西方经验的"中国特色"。大学体现着国家的意志,并紧密服务于国家的战略需要。大学植根于民族的文化和土壤,在传承民族文化中担负着不可回避的责任。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大学建设也是探索中国道路的重要内容。     

“担保国家”的内涵及其与“合作国家”之比较

国家角色模式的演变主要着眼于国家任务的承担及其实现方式的变化，近代以来，国家角色模式经历了从夜警国家到福利国家再到担保国家的三次嬗变。民营化及公私合作的发展促使国家与私主体越来越多地共同承担公共任务，分担了福利国家的给付之累，也促进福利国家模式向担保国家模式转变，其中，行政任务的民营化及公私合作是担保国家模式的主要背景，担保国家理论便是要探讨在民营化及公私合作背景下国家对公共任务的最终落实如何承担担保责任。担保国家与合作国家内涵相近但各有侧重，且均有重大意义。     

中国老人体验新西兰“公费医疗”

奥克兰清晨遇同胞 新西兰是个福利事业超众的国家，有人形容说新西兰人的“生老病死全给国家包了”。     

清朝前期的“中国”认同：从“中国”的内涵展开分析

历史上"中国"一词具有地理的、民族的、文化的、政治的含义,历史上的"中国"认同亦指向这几个维度,它们常常交织混杂在一起,互为因果、密切关联,在历史上因时因地因族而异,在不同情势下呈现出不同程度的"交叠性"。清前期从努尔哈赤到乾隆时期的"中国"意识和"中国"认同在统治者深入思考夷夏问题和正统问题中不断强化,"中国"一词的"国家"内涵日益凸显并逐渐成为清人国家认同的自然符号。清前期的"中国"意识和"中国"认同在中华民族和中华民族认同形成进程中具有承上启下的重要意义,为中华民族从"自在"走向"自觉"做好了历史准备,为中华民族在近代实现整体认同提供了现实可能。     

中国经济告别“GDP崇拜”

作爲衡量一個地區一個時期經濟增長的重要指標,GDP有它值得重視的一面,但是如果片面操作爲單兵突進式的增長,GDP便會釀成社會經濟發展無法下咽的苦酒。只有充分認識GDP增長對资源耗减和環境惡化的負效應,人們才能真正明白,走出"GDP崇拜"的誤區,樹立和落實科學發展觀是何等重要。     

中曾根康弘的“国际国家构想”及其中国观

中曾根康弘执政时期提出了"国际国家构想"和"战后政治总决算",集中体现了日本力图摆脱战后体制的束缚,从"经济大国"向"政治大国"迈进的志向,并力图通过对美战略依赖、对华战略协调和对苏战略对抗"三位一体"的大国外交方式得以实现。中曾根基于现实主义的考虑,注重发展和深化对华友好关系,其中国观呈现出既有国际战略家的素养,又展现出民族主义者的精神构造的复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