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关山月》诗义证

李白《关山月》诗之源流所自,《李白乐府探源》一文曾作过探讨,谓此诗乃“拟齐梁体”,且举齐梁诗人所作《关山月》诗句数例为证。本文则进一步认为,《李白乐府探源》所举之例,可视为李白《关山月》诗之远源;而其近源,当为初唐诗人崔融之《关山月》。为了便于说明问题,现将两诗抄录如下:     

我读李白《苦雨》诗

李白《苦雨》诗，全称为《玉真公主别馆苦而赠卫尉张卿二首》。此诗在李集中原以为一般酬赠之什，未曾受到特殊关注。自80年代李白0两人长安”之说①兴，此诗涉及李白开元十八年（730）初入长安一事之有无，遂成为“兵家”必争之地。主张确有其事者，以之为力证；主张并无其事者，亦以之为力证。譬如函谷，一方欲以一丸泥塞之，使长安固若金汤；一方则欲去其一丸循以破之，使长安不攻自下。“一丸泥”者何？题中之人事也。双方均在此下功夫，侧重于题中有关人事之考证，而对该诗本身之探索则止于浅表，不知该诗中自有深沟高垒，奇阵伏兵，据…     

“鬼门关诗”的作者

广西北流县有个“鬼门关”。《新唐书·地理志》:“容州北流县南,有两石相对,迁谪至此者,罕得生还,俗称鬼门关。”一则因唐宋间贬至海南者多取道于此;二则有首“鬼门关诗”流传至今:“一去一万里,千至千不还。崖州在何处?生度鬼门关。”故而关名颇著。然而,上述之诗,多指为李德裕作。如《中国名胜辞典》中“广西北流县·鬼门关”条:“唐宋诗人迁谪峦荒,经此而死者迭相踵接。唐李德裕《贬崖州》诗:‘崖州在何处?生度鬼门关’。”天津《散文》杂志1980年4期《天涯海角》一文、《中国青年报》1981年     

从几首诗看天宝末年李白对杨国忠的态度

人们论及李白对玄宗后期黑暗政治的批评时,常把对李林甫、杨国忠等权奸的批判混同言之。如萧士赟论《远别离》云: 此诗大意谓无借人国柄,借人国柄则失其权,失其权则虽圣哲不能保其社稷、 妻子,其祸有必至之势。诗之作,其在天宝之末乎?……国权卒归于林甫、国忠, 兵权卒归于禄山、舒翰。太白熟观时事,欲言则惧祸及已,不得已而形之诗,聊以致其 爱君忧国之志。 萧氏关于全诗主旨是“无借人国柄”的理解,确属有见。但笼统地说“国权卒归于林甫、国忠”云云,则尚嫌缺少分析;说诗作于天宝之末,也还不够准确。综观太白诗文,可     

紫牡丹诗案

中国青年出版社《中国古代常识·明清部分》二九三页论及清初的文字狱时说:“著名诗人沈德潜,因其《咏黑牡丹诗》有‘夺朱非正色,异种也称王’之句,也被剖棺戮尸。”按,“紫牡丹诗案”为清初著名的文字狱,其本末野史记载纷纭。孟森《心史丛刊》之集“闲闲录案”条谓:“流俗相传,以为此《南山集》中语,及检《南山集》,乃并无此。”《南山集》为戴名世之作,《南山集》狱亦为康熙年间著名文字狱之一。孟氏复引许嗣茅《绪南笔谈》,云:“乾隆三十三年,吾郡《闲闲录》狱起,举人蔡显所作,书中多雌黄他人之作之处,郡中恶人,因摭其引古人《紫牡丹诗》句,以为狂悖,遂弃市。自来记载,罕及此事。”则谓此诗为蔡显所引古人语。柴萼《梵天庐丛录》卷十二云,东台县举人徐述夔“建     

“鬼门关”诗非李德裕作

唐代“鬼门关”诗云:“一去一万里,千至千不还。崖州在何处?生度鬼门关。”鬼门关在今广西北流县,《新唐书·地理志》:“容州北流县南,有两石相对,迁谪至此者,罕得生还,俗称鬼门关。”唐宋间贬至海南者多取道经此,故而关名、诗名皆颇著。此诗多以为李德裕作。如上海辞书出版社《中国名胜辞典》“广西北流县,鬼门关”条:“唐宋诗人迁谪蛮荒,经此而死者迭相踵接。唐李德裕《贬崖州》诗:‘崖州在何处.生度鬼门关’。”其     

札记一则

《中国历代文论选》上册(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422页载元稹《乐府古题序》一文,第二段第一、二句标点为:“刘补阙之《乐府》,肇于汉、魏。按仲尼学《文王操》,伯牙作《流波》、《水仙》等操,齐牍沐作《雉朝飞》,卫女作《思归引》,则不于汉、魏而后始,亦以明矣。”此两句连读,于意不通。上句举刘补阙之乐府为例,说乐府开始于汉、魏;下句又举《文王操》等操、引为例,说乐府“不于汉、魏而后始”,前后自相矛盾,作者岂不是在自己打自己的嘴巴!近读明人冯惟讷《诗纪》,其《别集第二·题例》项下引用了此段文字,“之”字作“云”。则此二句标点应为:“刘补阙云:‘乐府肇于汉、魏’。按:仲尼学《文王操》,伯牙作《流波》、《水仙》等操……则不于汉、魏而后始,亦以明矣。”上句为作者引述刘补阙的话,下句作者对所引进行反驳。如此,文意方明。     

诗经序传笺略例续

经例 诗有诗人之意,有编诗之意 《周南·麟之趾序》云:“《关睢》之应也。”(《疏》云:“此篇本意不为有《关睢》而应之,太师编之以象应,叙者述以示法耳。”) 诗有作诗之义,有引诗之义 《孟子》:“‘肆不殄厥愠,亦不殒厥问’,文王也。‘忧心悄悄,愠于群小’,孔子也。”(季父季刚先生云:上二句固为文王作,下二句则非为孔子作。盖引诗断章,不必如本,《左传》已明言之矣。)     

略谈杜甫及其《六绝句》中的“劣于”二字

李白、杜甫在生时遭遇都不好,在政坛上、文坛上都没有什么地位,他们死后,才被统治阶级越捧越高。清乾隆时修《唐宋诗醇》,竟把他二人作为诗家正宗了。但另一方面,批评他们的人也与日俱增了。时至今日,李白的假道士、假隐士及千篇一律的公     

“别乘”考辨

“别乘”一词 ,在唐宋文献中频繁出现 ,据笔者考察 ,其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作为职官别名出现的 ,在唐代代指“别驾” ,在宋代则代指“通判”。然而检索龚延明《宋代官制辞典》 ,该著在“通判”下列“州郡”、“监郡”等十数种别名 ,而不及“别乘” ;《汉语大词典》“别乘”条释为“别驾的别称” ,所举仅此一端。鉴于此 ,笔者认为有必要对“别乘”涵义之演变作一梳理。“别乘”一词 ,见杜佑《通典》卷三二《职官》一四“总论州佐”条引《庾亮集·答郭豫书》 :“别驾旧与刺史别乘同流 ,宣王化于万里 ,其任居刺史之半。”《通典》曰 :“别驾从事…     

嫦娥·癞蛤蟆·天鹅及其他——“癞蛤蟆想吃天鹅肉”探源

《诗·邶风·新台》的最后一节: “鱼网之设,鸿则离之。 燕婉之求,得此戚施。” 《诗序》指出:“《新台》,刺卫宣公也。纳伋之妻,作新台于河上而要之。国人恶之而作是诗也。”故当代学者推断这诗“盖出民间歌手。”有的研究者解说此诗,即言“这首歌讽刺(卫)宣公,把     

也说“丧家狗”

今天一提丧家狗,都知道是比喻失去靠山,到处乱窜,无处投奔的人。丧读去声。据钱钟书先生在《谈艺录·黄山谷诗补注》中考证,此语原出《史记·孔子世家》:“累累然若丧家之狗”,据《史记集解》引王肃语及《韩诗外传》,本读平声,系指丧事人家之狗。黄庭坚《次韵德孺惠贶秋字之句》诗:“顾我今成丧家狗,期君早作济川舟。”     

李白确至夜郎考辨

李白长流夜郎,究竟是在巫山遇赦还是在贬所夜郎获释,这是文学史上至今尚未解决之悬案。正史对于李白流放事记载甚略。《新唐书·李白传》只有“有诏长流夜郎,会赦”一语。《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下,也只以寥寥数言记载此事:“永王谋乱兵败,白坐长流夜郎,后遇赦得还。”这些记载均未交待李白遇赦获释之地点。唐人撰写的李白之《墓志》、《碣记》、《墓碑》、《集序》等,对于此事,更是未置一语。首先明确地提出李白获释地点的是北宋曾巩。他在《李太白文集后序》中说:“乾元元年,(白)终以汙璘事长流夜郎,遂汛洞庭,上峡江,至巫山,以赦得释……”至于“至巫山,以赦得释”之根据是什么,曾巩未作具体交待,他只是对于记叙李白生平事迹之依据,笼统地总提一下:“其始终所更涉如此,此白之诗书所自叙可考者也。”而白之诗书能为此提供线索的,只有《流夜郎半道承恩放还兼欣克复     

释皎然的诗歌主张

释皎然、俗姓谢名昼,是南朝诗人谢灵运的十世孙。居杼山,和颜真卿、韦应物唱和,二人都很看重他。所著《诗式》引有徐凝《京都还汴口作》,凝是元和时人,可见皎然的长寿。他现存诗七卷,载《全唐诗》卷三十。《新唐书·艺文志》载:“昼公《诗式》五卷、《诗评》三卷”。注云:“僧皎然”。《直斋书求解题》卷二十二载:“《诗式》五卷、《诗议》一卷,唐僧皎然撰,以十九字括诗之体”。《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百九十七说:“《诗式》一卷”。又说:“此本既非五卷”又一十九体乃末一条,陈氏不应举以概全书。陈氏又载正字王元《拟皎然十九字》一卷,使仅如今本一条,则不能拟为一卷矣,殊参差可疑。又皎然与颜真卿同时,乃天宝、大历间人,而所引诸诗举以为例者,有贺知     

对《天宝文学编年史》一点辨正

熊笃《天宝文学编年史》(重庆出版社)第一五○——一五一页记载了李白天宝十三年春夏之间的交游事迹,谓“李白本年五十四岁。春游金陵,与江宁令杨利物同游玄武湖,有诗纪之。五月到扬州,与魏万(后改名颢)相遇。”这段记载与事实是大相径庭的。首先,李白“五月到扬州,与魏万相遇”,就是明显错误的。熊氏只抓住李白《送王屋山人魏万还王屋》诗中“五月造我语”一句认定是年五月是魏万初访李白的时间,并推论李白“五月到扬州”。其实,这里“五月”犹言数月,王琦说:“太白诗曰:‘五月造我语,知非佁儗人’是其相处之久,自春徂夏,凡数月……”(王琦《李太白年谱》天宝十三年下注)是正确的。由于此诗未能提供答案,应该再读一读当事人魏万赠李白诗,魏万《金陵酬翰林谪仙子》对此说得十分确定:“雪上天台山,春逢翰林伯”,参证李白赠诗之小序,所转述魏万行踪正与相合。由此判断:李白并非“五月到扬州”,而是春天已在扬州,     

台阁体与明代文人的奴性品格

应制诗，制，据《史记·曲礼下》“士死制”，郑玄注“制，谓君教令，所使为之。”又，《史记·秦皇本纪》：“命为‘制’，令为‘诏’。”顾名思义是应帝王之命而制作的诗，应制文如之，后世有称这类诗文为应制体。提起应制诗，一般学者都认为是专门谄谀帝王、歌功颂德之诗，连权威辞书《辞源》上释“应制”也说是“唐宋人诗文有以应制为标题的，皆是应皇帝之命而作，内容多半是歌功颂德，蹈袭陈言”。我查阅唐宋人应制诗，多数根本就没有歌功颂德，极少数的诗文歌功颂德成分都微乎其微。查《全唐诗》中众多诗人写过应制诗，皆应皇帝之命而…     

孟子与经学

<正> 赵岐说:“孟子通五经,尤长于《诗》《书》。”(《孟子题辞》)可见孟子也是传经之儒。孟子于五经中,除了《易经》没有讲到以外,其余《诗》《书》《礼》《乐》《春秋》都有所论述。 (一)孟子论诗司马迁说:孟子与其徒公孙丑之属,“叙《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 (《史记·孟荀列传》)所以赵岐说他“尤长于《诗》《书》”。现在《孟子》中引《诗》论诗的,不下三四十则,可见司马迁、赵岐之说是有充分根据的。《孟子》中讲到诗的兴衰,他说:“王者之迹熄而《诗》亡”(《孟子·离娄下》,以下     

读《全宋诗》札记(三)

误收李白三首诗《全宋诗》卷九七五《李之仪集》据清钱尚涂《买愁集》卷上补辑《诗一首》，诗云；“美人在时花满堂，美人去后留空床。床上绣表闲不寝，至今三载犹余香。香亦竟不灭，人亦竟不来。相思复相忆，白露湿苍苔。”此诗系李白诗远十二首》之十一，见王流往《李太白全集》卷二五。“留”作“余”，“床上绣装闲不寝”作“床中绣被卷不寝”，“犹”作“闻”，“相思复相忆”作“相思黄叶落”，“白露”作“露白”，余悉同。二诗显系一首，且异文以《李太白全集》为佳，当属李白作。补辑入《李之仪集》者显误。《全宋诗》卷一○七八《…     

初唐诗杂考(二十七)

“周三甲子旦”历日考《全唐诗》卷九十六沈桂期《奉和洛阳玩雪应制》一诗首句：“周王甲子旦。”连波、查洪德的《沈桂期诗集校注》说：“周王，指周武王。”又引了《北堂书钦》引《太公金医》中甲子平旦，四海之神与河伯两师受命武王之事。此注误。如按此注，则不知此与本诗有何关系。其实，“周三甲子旦”一句既点明此诗的写作时间，又有其政治内涵。“周王”，当指武后。既称周王，说明是在武后称帝的天授元年之后。《通鉴·则天后天授元年》载：“壬午，御则天楼，赦天下，以唐为周，改元。乙酉，上尊号日圣神皇帝—……丙戌，立武氏七…     

孟浩然：好“卧”好“游”的隐士及其心理机制——兼论李白《赠孟浩然》诗对孟浩然的描述与认知

李白《赠孟浩然》诗是一首名作,近年来有学者却对此诗产生了特异的解读,认为此诗对孟浩然的描述是严重“误解”。事实上,李白赠诗最突出的特征是用“卧”这个意象描述孟浩然的清高、淡泊,而“卧”这个词语和意象也在孟浩然诗中大量使用,“卧”正是最有代表性的隐逸生活方式。孟浩然好与佛、道往还,游山玩水,推崇陶渊明,格调清雅,这是隐士生活的具体内容。尽管孟浩然也追求仕进,但科考失败,使得他有意突出归隐之心和林泉之趣,高自标置,以期获得心理平衡。李白对孟浩然隐士形象的理解与推崇,完全符合孟浩然刻意留给世人的总体印象,而李白与孟浩然在推崇隐逸、崇尚高洁人格方面的心心相印,正是盛唐文化“风流”的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