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数字治理中技术主义倾向：浮现与防范

数字治理是乡村治理的新阶段,代表了国家治理乡村社会的新视角。在实践中,乡村数字治理呈现出诸多积极功能,即为政府增能、向社会赋权和助管理提效,从而在治理、社会和技术层面上的三大逻辑。数字治理天然携带技术理性基因,使得技术逻辑得以超越其他逻辑,在实践中占据支配地位。其结果是,随着数字技术的运用和推广,乡村治理中逐渐产生以“技术乐观主义”“技术决定论”为代表的技术主义倾向,进而衍生出“技术万能”“变革替代”“红利共享”等认识误区。对此,必须清醒认识和审慎分析乡村数字治理中技术主义倾向的价值根基,在公共性导向下通过价值共识、主体共建、行动共治、成果共享、制度共创来矫正逻辑关系,修复主导价值,实现以技术之治推进乡村善治。     

现代性视角下的乡村治理研究:向度与缺失——以信息技术为例

在现代性视角下,解决农村问题的根本途径就是通过注入和培育现代性因素以推进农村现代化。现代性因素总体由感性层面、理性层面和反思-超越层面构成。目前,乡村治理研究基本关注到了既存于农村的各层面的现代性因素,但缺乏对理性层面中技术理性因素的研究。技术理性因素是影响现代人类社会运行的基本逻辑力量之一,如今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技术理性因素在农业、农村和农民生活中迅速增长,需要乡村治理研究者揭示其蕴含的政治与社会逻辑。     

风险治理视域下韧性乡村建设的生成逻辑与前进路径

韧性乡村建设聚焦于常态与应急相结合的乡村风险治理体系,对于提升乡村整体韧性能力、应对各种常态化风险挑战以及实现乡村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价值。基于制度分析与发展（IAD）框架,从风险情境、制度结构以及理性行动三个维度探析韧性乡村建设的生成逻辑,并结合帕森斯AGIL功能模型从常态化风险治理机制的适应功能、乡村整体韧性的目标达成、多元化治理主体联动的整合协同以及数字技术赋能韧性乡村的模式维持四个方面提出韧性乡村建设的实践路径,厘清韧性乡村的常态化风险治理机制、目标导向、行动参与者以及良性运作手段等核心问题。面对常态化风险的冲击和干扰,韧性乡村建设通过采取理性行动、发挥多元化主体联动以及全周期风险治理的优势,提升乡村在经济、生态、文化等各方面的韧性能力,以应对各种常态化风险的挑战。     

空间表征与象征秩序：桂西南壮族乡村治理中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重塑

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基础,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基层工程。少数民族地区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重塑,是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完善基层治理机制的内在需要。桂西南壮族地区传统文化与乡村治理的多维耦合空间,表征出“文化空间”“空间表征”“象征秩序”三个维度的空间生产特性。在新时代“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制度,“自治法治德治”结合的基层治理体系中,乡村治理中的个体实践能动性、内在价值动能性和社会互动礼俗性,诠释出了地方传统在乡村治理中的价值重塑效能。     

乡村治理异化：具象、机理与转向

在农村发展过程中，资源与权力的双重下沉成为乡村治理的显著特征，型塑了治理行政化的实践样态。行政控制权的层层加码对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提出了时代挑战，在乡村治理主体、治理方式、治理关系等多方面的张力问题中可见真相。该文认为，在多重因素的综合影响机制中，可从趋利行为、政绩驱动与权责失衡的理性逻辑，“指导者与领导者”“当家人与代理人”和自治主体的角色身份，以及政策执行、制度体系与科层关系的组织制度中予以解释，最后提出以制度建设规范权力运行、以考核创新面向治理需求、以政府角色明晰主体关系、以职能转变筑牢服务理念的优化路径。     

乡村数字治理的内在逻辑、潜在风险及消解策略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与数字乡村战略等宏观顶层设计的相继提出，乡村治理的数字化转型已然成为一种必然趋向。在乡村数字治理的实践过程中，主要以数字技术整合治理资源、促进信息流通与激活乡村公共信任的价值逻辑和多元主体之间不断交织与调适后共同选择的制度逻辑与为乡村治理赋权增能的技术逻辑为主要表现内容，共同构成了乡村数字治理的内在逻辑。当前，现代化数字技术与乡村社会长期形成的传统治理模式并不会自然达成耦合协调，出现数字技术侵蚀乡土性、消解自治性与催生伦理风险等问题。未来，乡村数字治理需要通过促进数字技术与乡村社会有效融合、强化基层党组织引领责任与村级组织力量、塑造“以人民为中心”的智慧乡村伦理规范等策略加以消解，从而保护乡村性价值。     

村民公私观念与乡村社会治理

公私观念指导着村民在乡土社会中认识公私关系及其行为逻辑,深刻影响着乡村治理现代化的进程。在传统与现代的交织下,村民的公私观念呈现出伸缩性、层次性、价值与实践不对称性。自我主义与个人主义、礼治秩序与法治精神、乡治传统与现代自治之间的张力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村民的公私观念和行为选择,并对现代乡村治理形成了挑战。必须在权利和义务关系下致力于公与私的消解,在理性基础上实现"公私"伦理与法律制度的互动,进而在公私融合主导下形成多元主体的情理共治,才能逐步推进乡村社会治理的现代化。     

政党整合、群众路线与村治创新

乡村善治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石。当前乡村社会关系的快速变迁与村民自治制度的准科层化倾向不利于政党政治的社会化基础建构,易造成执政党在乡村场域中的关系边缘化和治理悬浮化,消解这种边缘与悬浮风险的核心在于建构以基层党组织为核心的“双向整合-理性嵌入”的践行群众路线的新机制。一方面,通过组织结构优化、精英下沉与精英吸纳以及选择性激励强化党的内部整合;另一方面,通过组织、制度和价值的多维理性嵌入的方式整合乡村社会,在嵌入的过程中建构以群众为基础的治理资源、提升基层社会的治理技能以及培育村庄的政治社会化意识。在通过此机制综合分析农业农村部推介的乡村治理典型案例过程中,归纳出政党整合在村治创新中的核心价值是形成以基层党组织的领导为轴心、村庄多元主体有机参与的乡村社会治理共同体。此外,这种“双向整合-理性嵌入”机制的功能发挥依赖于村庄集体经济的发展、乡村简约主义治理的激活以及理性服务型政党的建构的三重支撑。     

新时代乡村治理的维度透视与融合路径

"三治融合"是新时代乡村治理的新思维,既需要以"自治"为乡村治理的主体维度,围绕"自治活力"主线,激发乡村治理主体的内源动力;也需要以"法治"为乡村治理的功能维度,坚守"法治秩序"底线,确保公共权力规范运行,村民权利有序维护;还需要以"德治"为乡村治理的价值维度,明确"德治精神"的红线,不断唤醒村民的共同体意识、公共理性和公共责任。只有厘清乡村治理中自治活力、法治秩序、道德规范相契合的源生内需与契合机理,才能通过文化塑造、角色定位、功能优化和政策调适,实现自治、法治和德治的价值融合、主体协同、聚合效能和制度优化,构建契合中国场域的三维互动现代乡村治理新体系。     

数字乡村治理何以提升社会质量——基于社会质量理论的阐述

数字乡村治理是新时代提升国家治理效能的策略选择,与此同时也面临着城乡数字鸿沟、社会参与度低、数据融合性差等社会质量不高的问题。以社会质量理论为分析框架,在理清数字乡村和社会质量理论多维契合性的基础上,试图构建数字乡村高质量发展的现实路径。当前,数字乡村治理提升社会质量遵循着增加农民收入、美化乡村环境、营造乡风文明、维护乡村秩序的实践逻辑,凸显了坚持村民主体、倡导需求导向、保障共同参与、实现权责对等的优势特点。然而,由于数字技术和乡村治理的融合是一个漫长发展的过程,现阶段数字乡村治理还存在着社会经济保障不足、政府绩效导向、短期碎片创新和传统乡村管理排他性的现实困境。基于此,未来数字乡村治理需不断推动社会经济保障、增强社会凝聚信任、构建社会包容机制、完善社会主体赋权,最终实现数字乡村高质量发展的目标。     

论基于人权保障的乡村治理

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基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以及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背景,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的战略性地位。在走向权利的时代,现代乡村治理应当以人权作为价值基准,以人权保障来化解乡村治理危机,并以此推进乡村治理的良性发展,促使乡村和谐秩序形成,促进乡村社会文明发展,进而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实现国家的富强、民主、文明与和谐。     

面向复杂性的复合治理：数字乡村韧性建构的可能路径

伴随国家治理与基层社会的双重转型，乡村场域的治理主体利益交织、治理客体异质多元以及治理状态交叠模糊等复杂性与日俱增，严重掣肘数字乡村主动适应与调节外部风险的韧性建构。无论是简约治理的化简逻辑抑或科层治理的复杂逻辑，均难以有效化解乡村基层治理日益突出的复杂矛盾，更无法实现数字乡村韧性能力的有效提升。复合治理遵循“以复合匹配复杂”的治理逻辑，与数字乡村治理情境的复杂性之间具有高度契合性，为培育和强化数字乡村的发展韧性提供了一种新思路，价值、主体、功能、制度以及工具形塑了复合治理的重要构成，各个要素协同复合与联动融合，共同推进数字乡村的韧性建构。     

新时代“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的理论逻辑与实践机制

新时代治理环境发生重要变化,乡村自治、法治和德治已具备融合的条件。“三治融合”的乡村治理体系是国家和社会关系变革外部驱动、乡村治理结构内源优化和围绕着新时代“以人民为中心”价值立场生成的新逻辑结构,其实践机制总体包括促进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深度融合、推动乡村治理结构整体优化和实现乡村治理目标系统转化三个维度,具体路径是推动政府联合社会力量在建构制度供给与内生秩序的联通机制、形成振兴乡村的现代化治理体系和设计治理民生化为导向的政策方面深入推进“三治融合”的基层建制。“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体现出自我革新的制度特性、治理价值的全方位性以及实践布局的系统性,具有克服现代社区民主治理悖论的现实意蕴。     

治理主体多元化的现实困境及乡土文化的治理功能

治理主体多元化是当今乡村社会治理的主要特征之一.传统治理主体在功能定位、职责权限、治理能力等方面存在诸多现实困境.宗族组织、民营组织以及乡村草根组织等社会力量、组织的兴起与参与,又因价值取向、文化水平、自身利益等催化了乡村治理失衡.乡土文化作为中国传统农耕文化的核心,以其显著的乡土性和深厚的群众基础为多元主体提供了主体认同;以其文化意识形态功用,内化民众的思想,促进乡村社会有序发展和自治调控;以其独特的秩序意义助推乡村社会矛盾整合、多元主体价值观趋同以及各阶层利益归一,维护乡村社会和谐稳定和健康发展.以乡土文化提升乡民的文化自信和公德意识,通过"文化+产业"模式推动经济、文化双赢,实现乡土社会的良性共治.     

新时代推进乡村文化治理的实然审视与应然图景

乡村文化治理是促进乡村文化振兴繁荣、构建文明和谐新乡村的现实诉求，是有效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内在要求。从逻辑基础来看，乡村文化治理着眼乡村文化治理内涵范畴与核心要义透析的学理阐释，根植中国共产党推进乡村文化治理变迁脉络的历史演进，聚焦乡村文化发展价值塑造与秩序建构的现实指向。但在当前推进乡村文化治理的过程中，仍然面临着治理主体流失与缺位、治理空间萎缩与衰退、治理机制僵硬与缺失等问题。乡村文化治理本身蕴含着实现乡村文化繁荣振兴、提升乡村社会文明程度、促进乡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等价值目标。通过强化乡村文化治理多元主体的协同联动，优化乡村文化治理公共空间的建构延展，深化乡村文化治理体制机制的改革创新，才能提升乡村文化的治理效能，实现乡村文化的大繁荣、大发展和乡村治理的现代化。     

刚柔并济：新时代乡村治理中的权力运作逻辑——基于典型案例的扎根研究

当前,党领导乡村治理工作,致力于提升乡村治理能力,实现有效治理。基于乡村治理实践的经验案例,采用扎根理论的研究方法,呈现出乡村治理中基层组织权力运作的一般逻辑,研究结果表明,这一逻辑表现为：树立党组织为治理核心,采用刚性治理和柔性治理相结合的方式,在上级统领下,连接行政体系和基层群众。刚性治理是政府权威的一般表现形式,主要通过科层式的制度与命令行使权力,注重权力的规范运作;柔性治理也是以党组织为核心的治理,表征为国家权力在场,但并非权力非正式运作。相比较于科层制下的对上负责,柔性治理更多地体现为对群众负责,不仅能够获得群众的支持与认可,而且能够根据村庄实际采取灵活的治理方式。以基层党组织为领导核心,采取刚柔并济的治理方式,能够在保证国家政权建设的同时,平衡国家、基层组织和村民之间的关系,维系乡村社会的秩序与活力,实现乡村的有效治理。     

赋能与重塑：数字空间助力乡村振兴的创新机制

数字空间是数字技术在推动社会治理数字化过程中产生的全新的虚实共生空间,其互动性、融合性、扩展性、共生性等特质与社会关系的去中心性、目标的可及性、信息传播的高效性、动态演进性等运行机理,改变了乡村社会资源的配置方式与社会经济运行模式,形构了依托信息技术推动发展的新型发展格局。数字空间是一把双刃剑,在动力、资源、组织等方面赋能乡村振兴战略的同时,也会由于信息资源的非均衡扩散、数字身份的符号化、部分主体参与能力的弱表现性等局限,难以为乡村振兴战略打造多元动力系统、构建乡村社会文明秩序、促进乡村治理转型。理念、技术、政策是影响数字空间应用开发的核心要素,要深入实施推动乡村振兴战略,就要树立以农民为中心的价值目标,建立均衡、包容、共享的数字空间;提高信息技术的普及率及农民掌握信息技术的能力,提升信息技术在数字空间的渗透率;优化政策体系,为数字空间发展构建良性运行的生态环境,从而提高数字空间与乡村振兴的适洽性,更好实现数字空间对乡村振兴的赋能效应。     

基于公民权利的乡村治理建构——对汉中乡村治理的制度分析

乡村治理的核心问题是公民权利的建构问题。不管是哪个层面的治理制度设计,最终的根据一定是落实到公民权利——政治权利、经济权利、社会权利等基本权利的制度保障上。从公民权利出发来阐释乡村治理,就是要指出乡村治理所面对的问题不仅仅是一个制度安排问题,更为本质的是公民权利的制度化保障问题。乡村治理不只是个秩序问题,更是一个公民权利的规范问题,只有从公民权利的制度化上来推进乡村治理建构,才能最终实现乡村治理的民主化与法治化。     

乡村治理及其转型的产权逻辑

农地产权制度是中国乡村治理的核心线索。由国家法律赋权、社会认同和农民行为能力三个维度所表达的产权强度及其差异,是导致不同乡村治理模式的内在根源。农耕文化、地权模糊及其关系交易,构成了中国乡村治理的制度遗产。从“产权弱化—关系型治理”向“产权强化—契约型治理”的转型,决定了中国乡村社会从产权模糊走向产权明晰、从关系型交易演变为契约型交易的历史逻辑。在农村土地集体所有的制度框架内,农地确权所内含的产权明晰与稳定预期,正在推进中国乡土社会的转型,一方面逐步撕裂由亲缘地缘所维系的传统村社治理秩序,另一方面以契约化、正式化和法制化的现代化方式,重构“国家有作为”“社会有认同”“人民有参与”的法制、德治与自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     

“乡村治理的汉中实践”专题讨论——基于公民权利的乡村治理建构--对汉中乡村治理的制度分析

乡村治理的核心问题是公民权利的建构问题。不管是哪个层面的治理制度设计,最终的根据一定是落实到公民权利———政治权利、经济权利、社会权利等基本权利的制度保障上。从公民权利出发来阐释乡村治理,就是要指出乡村治理所面对的问题不仅仅是一个制度安排问题,更为本质的是公民权利的制度化保障问题。乡村治理不只是个秩序问题,更是一个公民权利的规范问题,只有从公民权利的制度化上来推进乡村治理建构,才能最终实现乡村治理的民主化与法治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