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精英参与与合作社治理法治化研究

当下中国农村,农民的价值观念、行为逻辑已发生质变,农村的社会结构和联结模式正在剧变。合作社作为一个市场经济组织,从其发展的历史渊源,以及对乡村治理作用与影响的内生机理分析可见,一直都离不开乡村精英的参与。在农民合作社治理法治化的道路上,乡村精英承担着治理主体的功能与作用,引导社员利益理性与经济需求,发挥民主协商功效和社会资本的张力,推动合作社治理法治化进程。但是,在"民办""民管""民受益"的合作社治理法律实践中出现了若干困境与问题,质的规定性发生漂移,结构与逻辑也随之变迁。完善合作社治理结构和治理机制、促进企业家成长、优化外部制度环境、加强社员培训提高村民法治观念等具体策略将有助于合作社快速健康发展,并促进乡村振兴战略顺利实施。     

社会资本视域下回流农民的乡村建设参与及其影响机制

经过城市化和现代化的洗礼,回流农民在推动经济发展、传播先进文化、促进乡村治理等方面拥有独特优势。厘清回流农民乡村建设参与的行为逻辑,对于应对乡村建设行动中存在的农民主体性缺失难题、缓解乡村振兴面临的人才约束具有重要意义。基于鄂、湘、黔、川四省的回流农民调查数据,运用负二项回归模型和机制分析模型,考察社会网络、社会信任等社会资本对回流农民乡村建设参与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回流农民的乡村建设参与程度偏低,接近三成的回流农民从未参与过本村的公共事务活动;正式网络、非正式网络和制度信任对促进回流农民乡村建设参与具有积极影响,且呈现出明显的“组织动员”和“制度引导”特征。进一步的机制检验发现,正式网络、非正式网络和制度信任通过增进回流农民的村社认同进而促进其乡村建设参与;主体意识的提升显著削弱了正式网络和制度信任对回流农民乡村建设参与的动员与引导作用,而基于行动意义的主体价值表达在二者的关系中占据着主导地位;具备较强的主体意识则是人际信任促进回流农民乡村建设参与的重要条件。     

内部治理机制对农民合作社盘活资源绩效的影响——来自山西省左权县易地扶贫搬迁地区的证据

随着我国易地扶贫搬迁的加快推进,移民区将出现大量闲置资源,如何有效利用这些资源成为当前一个突出问题。关注农民合作社在盘活迁出村闲置资源中的作用,以农民合作社盈利能力和稳定能力反映其盘活资源绩效,结合山西省左权县的三个农民合作社案例分析了合作社内部治理机制如何影响其盘活资源绩效。通过比较案例分析发现,工商资本领办型农民合作社虽然有资金优势,但较难形成与农民合作共赢的治理机制,限制了其盘活迁出村资源的能力;大户领办型农民合作社更容易在信任的基础上形成有利于盘活乡村资源的决策机制、激励机制和监督机制,但对社员退出的约束力较差,可能对其在经营困境下的稳定性造成影响;村干部领办型合作社更可能基于村中社会资本形成有利于盘活迁出村资源的决策机制、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鼓励这类合作社发展是盘活迁出村资源的有效途径。     

旧邦新命:乡村振兴战略中合作社的文化复归与维新

从全球范围来看,合作社既是对过度市场主义的反抗,又是应对公共物品供应不足的补充,更是有温度“社会”互助的载体。基于3个不同组织形态的农民合作社考察,试图揭示合作社运营与地方文化伦理、社会网络、文化风俗的互动逻辑,提出在乡村振兴战略中,走出合作社发展的范式困局,立足中国农村特殊的社会结构需求,注重合作社发展的社会文化基础与功能,引导合作社与地方社会相适应,使其成为农村社会发展的综合性载体和新型治理单元,发挥创造社会空间与社会资本的功能,激发合作社在乡村振兴战略中的基础单元效能,从而构建一种文化共生、经济共享和治理共同体的复合发展之路。     

社会资本视角下的新农村建设

社会资本通过社会网络、共同规范、信念等因素对新农村建设产生着重要影响。具体而言,社会资本所蕴涵的参与网络有利于新农村管理民主的实现;信任社会资本能够促进新农村的农民合作与生产发展;互惠规范社会资本可以促进新农村的团结互助和乡风文明的水平。而现阶段,乡村社会资本缺失是制约我国农村改革和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本文分析我国乡村社会资本的要素、运作方式及其制约因素,并探讨提升乡村社会资本的路径。     

资本回乡背景下农民合作的内在结构与组织实践——基于鄂中林村美丽乡村建设的案例分析

如何促成农民的联结与合作,是乡村发展与治理面临的一个关键问题。将农民的自组织合作视为一种集体行动,并基于集体行动理论,通过考察鄂中林村美丽乡村建设的案例实践,论述农民开展自组织合作的实践过程,并对促成合作的发生机制和行为逻辑展开具体分析。研究发现,关键群体的成本分担、信任网络的组织建立与村社内部的行动伦理,共同形塑了农户的合作意愿与合作能力,并最终促成了合作的达成。其中,经济精英返乡解决了启动合作的资源提供和制度供给难题,为合作提供了前提基础;资本回乡与能人治理培育了维持合作的信任结构与制度力量,为合作提供了约束保障;村社成员的行动伦理与情感道义塑造了独特的成本 收益分配方式,为合作的达成提供了重要支撑。据此提出,美丽乡村建设应该同样重视村庄内部自组织力量的建设,以保障乡村发展与振兴的持久动力来源。     

农民合作社是如何可能的——基于“国家制度-基层治理-农村社会”的分析框架

国家资源的投入往往被当成合作社运行的最关键因素。通过田野观察粤北H村的农民合作社的组成与运作机制,表明:农民合作社的构造是国家制度资源-基层治理资源-农村社会资源三者互动的结果,即国家政策引导下的农村综合改革向农村输入的资源,乡贤资本为代表的村庄社会内生性合作能力,以及基层治理结构中村两委对合作社的促进力量。因此,加强农民合作,完善合作社的制度需要从社会-治理-国家三个层面入手。具体而言国家实施相应的经济扶持政策、提供公共物品,最关键的还是要挖掘村庄社会治理资源和塑造村民主体性这种基础性的社会力量,此乃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的内生性动力。     

重构社会资本:乡村环境治理的困境与突破

乡村环境治理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一环,是建设美丽宜居乡村的内在要求。文章以乡村环境治理的困境分析和社会资本理论的解读为逻辑起点,基于信任—网络—规范的分析思路,揭示社会资本与乡村环境治理之间的内在逻辑,并结合当下乡村环境治理中存在的社会信任弱化、社会网络松散、社会规范失效等困境,提出重塑乡村信任关系、修缮乡村参与网络、健全乡村社会规范等突破路径。     

基于集市理论的农民合作组织的生成研究 ——来自西北地区的个案分析

考察了西北地区两个以集市为基础形成的农民合作社,通过观察农村集市60年来的深刻变化,分析了集市经济与社会关系网络的演变及其对农民合作社生成的影响。研究显示：（1）农民家庭的活动半径扩大了几倍,随着经济与社会进步,并在行政权力配置资源的作用下,农村集市体系基本上由县城、乡镇所在地、行政村构成;（2）农村集市非常活跃,其发达的经济网络,是建立农民合作社的经济基础;（3）农村集市的新的社会关系网络仍未形成,而传统型的社会关系网络虽然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合作社生成的初始成本、决策成本和协调成本,但其封闭性也会对合作社吸收新成员以及建立民主规范的内部治理留下隐患。     

如何看待现阶段我国农民合作社的“规范性”?——一个政治经济学的探讨

目前,我国学术界一般以西方合作社价值与原则为标尺来衡量我国农民合作社的规范性,存在着"制度背景的局限性""适用范围的局限性"和"理论范式的局限性"。西方传统上和现代中,合作社具有客观上的市场性与主观上的反市场性之间、资本与劳动所代表的市场权力反向变化之间的深刻矛盾,而矛盾的集中体现是平等的社员权利与社员异质性间的矛盾,且伴随着合作社实践的嬗变呈现出"公司化""营利性"等"异化""漂移"的倾向性现象。基于"过程观"或"生产力视野"的共享发展理念,内生于"中国特色"的农民合作社的益贫功能和共享性特质,其实现机制和依赖的制度环境具体通过普通社员的自由选择权和"用脚投票"机制、普通社员与精英社员的利益博弈机制、政府对合作社益贫行为的激励机制以及政府减贫行为的激励机制来促进共享发展。尊重中国农民"互惠理性"和合作共享的现实需求,需要全面深化改革,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制机制,增强整体制度环境的益贫性和共享性,这当是中国农民合作社是否"规范"之争的关键所在。     

合作社道德意涵之重申及其启示

没有道德意涵就没有合作社的产生与发展,道德意涵始终是合作社的本质特征,没有因合作社 的模式变化而改变。 近年来,我国农民合作社在发展过程中出现异化和理论上出现分歧,主要原因就是 合作社的道德意涵被遮蔽。 重申道德意涵对我国农民合作社实践发展与理论研究都十分必要。 其必要 性是,理论上达成共识,实践中本质不发生偏移,功能上形成益贫发展,目标上实现农业农民现代化和乡 村共同体的价值凝聚。 重申道德意涵对我国发展农民合作社的启示是,以道德为基点促进农民合作社的 健康可持续发展,以组织为杠杆使农民合作社成为乡村振兴的载体,以价值为核心将农民合作社打造成 乡村共同体的新粘合剂。 创新之处在于,揭示合作社被遮蔽的道德意涵,为农民合作社理论研究奠定基 础,为中国农民合作社的实践探索指明方向。     

村民自治中社会资本的异化及功能重塑——基于豫东S村的个案考察

内生于乡土场域的社会资本对我国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基于豫东S村的田野调查,构建信任-规范-网络的分析框架,对乡村社会资本的异化进行考察.结果表明:在现代化转型过程中,囿于村落的封闭性和集体守望相助的状态被打破,S村社会资本呈现出信任程度较低、互惠格局偏小以及社会网络失衡等存量不足现象,社会资本的表现形式发生异化,并对村民自治的有效性带来负面影响.具体来说,合作困境、互惠消解与圈外排斥是社会资本异化的集中体现,而利己文化、规范失效与宗族禀赋则是社会资本异化的重要成因.基于此,建议从信任均衡、规范融合与网络联结3个维度提升乡村社会资本存量,以实现乡村社会资本的功能重塑,从而为村民自治构建必要的信任、规范及网络.     

社会资本嵌入乡村生态治理的逻辑理路与路径选择

在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时代背景下,乡村生态宜居已成为广大人民群众最关切的焦点之一。乡村生态治理能力的提升不仅影响着乡村生态振兴的成效,也关乎着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进程。理论上说,社会资本与乡村生态治理在逻辑上存在紧密的契合关系,是粘合不同治理主体、促成共治的强力胶。然而,当下乡村社会资本主要存在关系网络重构、规范约束力不足、信任流失等困境。推进乡村生态治理,应当克服社会资本的局限性,发挥政府引导、规范的作用,实现社会资本成长与国家生态治理现代化相统一,释放乡村生态治理新效能,为乡村振兴提供助力。     

社会资本:乡村协同治理过程中的变量

协同治理是乡村治理的新思路,它可以有效弥补农村单中心治理绩效低下的不足.乡村协同治理需要各主体间的信任与合作.社会资本可以为乡村协同治理提供信任与合作的网络,它与乡村协同治理有着内在的逻辑关联,社会资本的正负效益都影响着乡村协同治理的绩效.因此,在乡村协同治理过程中要关注社会资本这个变量,转型传统社会资本、培育新型社会资本、鼓励农民参与.     

西北地区农户服务需求与农民合作基础研究——关于传统合作衰落与“合作难”的解释

传统农业时期,中国农村曾普遍存在农民的生产互助行为。目前我国农业产业化取得巨大进展,农户的农业服务需求迅猛增长,但农民合作社的生成比较困难,农户之间的非正式合作也明显减少,“农民合作难”现象突出。作者以甘肃、青海、宁夏三省的实际调研资料为依据,研究了农业产业化引起的农户农业服务需求的具体变化与农民合作基础的相应变化。研究显示:(1)农业生产多元化、农户经营规模分化、现金收入增长、农户的亲戚邻居情谊淡化等因素冲击了传统农业时期的农户非正式合作行为。(2)我国农户原有的社会关系网络逐渐解体,新的稳定的社会关系网络尚未建立,是现阶段农民“合作难”的主要原因之一。这种条件下以行政力量推动成立的农民合作社往往成为“空架子”合作社。     

投资社会资本：中国非营利组织发展的另一种策略

当前中国的非营利组织面临着合法性、组织能力和公信力等困境,这些困境可以通过社会资本加以分析和诠释。为此,可以从社会资本的视角去探讨中国非营利组织的发展策略,即社会资本的投资策略。社会资本的投资可以从合作规范、社会关系网络和信任建设三个方面展开。     

农民合作社扶贫机制的构建

农民合作社具有与生俱来的益贫性,发展合作社是贫困地区精准扶贫的有效途径。我国农民合作社正处于快速发展过程中的健全规范阶段,多元主体参与下的异化问题,特别是对贫困农户相关权益排斥性问题突出。构建农民合作社扶贫机制,需要在有效克服农民合作社组织机制、扶贫机制和产业扶贫机制固有缺陷的基础上,从农民合作社治理机制、贫困农户互助机制、合作社间合作机制、政策构建等方面进行创新。     

能人带领型乡村治理共同体的形塑机制——基于莱西市Q新村集体经济发展经验的分析

发展村集体经济是实现乡村产业振兴的重要途径,而村集体经济的发展与村庄治理密切相关。以莱西市Q新村集体经济发展经验为案例,引入关键群体理论的分析视角,对能人带领型乡村治理共同体的形塑机制进行分析。研究发现,乡村能人通过农民合作社的架构来整合村庄内外的多元主体力量,进而形成了发展导向的治理共同体。其中呈现的主要机制为：一是乡村能人利用社会关系网络动员多元主体参与集体经济发展以形成治理共同体;二是乡村能人综合运用人情法则、公平法则、利益捆绑与利益联结等正式和非正式的制度,从心理和物质利益层面约束村域内多元主体行为,并通过建立科学合理的治理机制以适应外部环境要求,稳定外部参与力量,从而在保障可持续性发展的基础上实现了乡村治理精英的再生产、治理共同体的重建和社会治理效能的提升。     

农村中小企业非正规信贷嵌入性依赖研究

运用企业主的传统社会资本分析了农村中小企业非正规信贷的嵌入性依赖,企业主网络的信息传递机制,降低了借贷双方的信息不对称程度;信任机制使得非正规信贷的交易成本降低,合作效率提高;规范充当了非正规信贷的社会担保品,对非正规信贷有着强的社会约束力。但企业主社会关系网络的相对“闭合”和内外有别的信任水平使得企业信贷融资范围被人为“锁定”在特定的对象,形成嵌入性依赖。     

熟人社会中的关系资源与地方市场

基于社会学视角,对湖北宜城一个地方市场发展的机理进行分析,发现农村地方市场发展与熟人社会的特性紧密相关。一方面,村庄社会关系、地方性规则、社会网络塑造地方市场秩序;另一方面, 市场网络、市场规则、市场理性也在形塑地方社会关系、社会网络和社会治理共同体。在熟人社会中,社会与市场的互动呈现出从单向嵌入到双向嵌入再到动态互构的发展过程,而社会关系、社会资本和社会治理为市场发展提供了深厚的社会基础。熟人社会与地方市场互动机制的理论化,拓展了市场与社会关系研究的中国经验和理论命题,也能为当前乡村振兴中有效推进产业振兴提供方法论启示。